诗人陶渊明在歌咏劳动美的同时也深刻地体验到了劳动的艰 辛。在快乐和艰辛的矛盾中他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田园，并建构了 一个淳朴的东方小农“乌托邦”———桃花源，以集中体现其劳动美 理想。 坚持劳动，固穷安贫的过程也是他思想发展的过程。

所谓固穷 是出自《论语》且属于儒家的思想，此处的“穷”不是穷困、贫穷的意 思，而是指无路可走； “固”、“穷”合起来就是指固守自己的人格、气 节，即使无路可走了也不放弃道德原则。《论语》中还谈到了安贫， 在此笔者就不再详解。不论是固穷还是安贫，都有一个意思就是一 个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道德原则。陶渊明的思想融合了儒道两家且偏重于后者，有将儒家思想道 家化的倾向，这是魏晋思想的大趋势。

然而在固穷和安贫上，他纯 粹的是儒家思想。 陶渊明在自己的诗文中很多次提到固穷，如“斯滥岂攸志，固 穷夙所归”和“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等等。他的《咏贫士》七首 吟咏了六位古代的安贫乐道之士。其二曰：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 此贤。”这种固穷安贫的人生态度以及古代的固穷安贫之士已成为 陶渊明的精神支柱和支持他抵制利禄的诱惑，在安贫中坚守自己的 道德准则； 并以贫穷为代价换来心理的平静以及精神的高洁。

“固穷”与“安贫”作为陶渊明的为人准则，有一个“道”支撑着。 这里的“道”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个人的品德和节操，如“匪道曷依， 匪善奚敦”( 《荣木》) ，“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 夕死复何求。( 《咏贫士》其四) 。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 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 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 流合污。其实陶渊明心中也是有矛盾的，他并不隐讳这一点，他说： “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饮”( 《咏贫士》其三) ，“贫富常交战，道胜 无戚颜”( 《咏贫士》其五) ，可见他并没有忘记富贵，安于贫穷对他 来说也很不容易，但是决不愿意“苟得”，不愿牺牲“道”来换取它。

如果没有“固穷”与“安贫”，陶渊明不可能在物质生活贫乏的条件 下依然从清苦的田园劳动中获取精神上的恬然自适，也就不可能真 正从劳动中发现劳动美。 陶渊明亲自品尝到了农耕劳动的辛苦，了解到农民的思想与愿 望要求，以及劳动的重大意义和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他的躬耕 思想和生活实际的矛盾越是尖锐，解决这种矛盾的愿望也就越强 烈。因此，陶渊明不但理解农民，同情农民，并且歌颂农民的淳朴善 良，反映他们的合理愿望，《桃花源记并诗》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作 品。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 反映农民的某些思想、理想和生活愿望上，它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又含有积极的浪漫主义因素。

陶渊明在这篇诗文中栽植了自己的 社会理想： 在这里，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没有战乱，人人能够自食其 力，人人都从事劳动并能得到相应的休息，环境优美，生活幸福，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桑田美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 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社会风气淳朴，如待人热情真诚、与世无争 等。由上述可见，桃花源这种小农意识中的理想之所，是陶渊明劳 动美理想的一个载体。 桃花源理想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黄帝尧舜的远古原始民主社 会为陶渊明所景仰，“望轩唐而咏叹”( 《感士不遇赋》) ； 儒家“大道 为公”和老子“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其理论基石；

汉末 人民依附大姓的坞壁无疑为桃花源提供了与世隔绝的模式； 魏晋以 来庶族知识分子的“无君论”思想，是桃花源无政府主义政治观的 直接理论依据。所有这些都被诗人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了桃花源 理想的内核。 虽然桃花源这种封闭的东方小农“乌托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有其消极作用，但作为当时诗人劳动美理想的载体，其审美意义和 价值仍是巨大的。陶渊明的桃花源是对当时制度的反讽与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