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聚会上，有领导端着酒杯过来给一些平时好写些杂文的作者敬酒，尊称大家为“社会贤达”，有人笑道：“怎么听起来好像‘社会闲杂’呢！” 是啊，看起来这群人像模像样，也常在报刊上露脸写文章，似乎真的是什么社会贤达，实际上全都无职无权，书生空议论，总是不满于现状，写些不太讨领导喜欢的批判性的豆腐块文章，说些“闲话”，发些“杂感”，在某些官员眼里，的的确确是一副爱挑刺的“社会闲杂”模样。

可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xx”浩劫首先就是从杂文家身上开刀祭旗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成了第一批牺牲品。当然，那时的杂文家有些还担任相当的领导职务，如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都是身居要职的省部级高干，中央和各省市大报的老总那时也有不少是杂文家。那时《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们虽身居高位，但都具有浓厚的文化人气质，然而现在具有文化人气质的官员还有多少呢？

官场中有人恼怒杂文，看不起杂文家，而文坛中也有不少权威大腕看不起杂文及杂文作家。请看岁末文艺评论大腕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检阅当年文学成就的总结性文章中，都是谈小说如何，散文如何，诗歌如何，至于杂文成就，连斜眼瞟一瞟都不够格，看起来是早把杂文从文学队伍中开除了。尽管从广义上说散文中应包括杂文，但就是一句话也不提，你有什么办法？所以上一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鄢烈山先生的杂文集也获此殊荣，我们许多杂文作者是打心眼里替烈山兄和杂文界高兴的，这表明杂文毕竟在文坛上居有一席之地了。

有人总认为杂文就是好骂人、挖苦人、讽刺人，没有什么学问和价值，在这些人眼里，连鲁迅先生的杂文都加以鄙视，称鲁迅的杂文集为“骂人文选”，遑论其他杂文家的作品了。其实，单凭所谓学问和知识就自以为是大家，有资格看不起杂文家的人，其实最渺小而无知了。须知再多的学问也堆砌不出人文精神。鲁迅当年就不满那些头上顶着种种著名“学者”、“教授”桂冠的正人君子，每每跟他们过不去，他宁愿说自己“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先生尚且形容自己是个摆地摊的，杂文家被人认为是“文坛闲杂”更理所当然了，文坛主流对杂文的冷淡也可以理解了。可是且慢，为何被权威们认定正宗的文学类期刊的发行量却远远及不上专发杂文的一些报刊呢？老百姓为何十分欢迎敢说真话的杂文呢？杂文创作当然不是文学的主力军，可是在对道德价值混乱、政治热情冷淡、公共关怀缺失等倾向的鞭挞、纠正上，有杂文这支方面军（或者说是游击队也可以）顽强地存在，并且壮大发展，实在是件幸事呢。记得夏衍老人说过，一张报纸的副刊不能没有杂文。没有杂文就好比没有灵魂。如今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媒体如《文汇报》《今晚报》《南方周末》《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等都坚持杂文栏目，发表了许多有思想有形象有文采的杂文佳作，形成一大特色。可以说，这些优秀杂文中浓缩着一部中国当代史，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

不论说成是“社会闲杂”也好，“文坛闲杂”也罢，优秀的杂文家和杂文作品的生命力是无比茁壮的，在这个体制转型、改革攻坚的时代，杂文的功效是任何其他文学形式所替代不了的。为此，在新的一年的开头，我为杂文事业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