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更体现在观念层面，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小农思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学术界，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受到英雄史观影响，注重上层精英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而缺乏对底层民众意识变迁的宏观考察，尤其将宏观制度性变革与微观基层民众思想的演变相结合、从全局视野考察农民价值观、农村文化的研究并不多。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一书，首次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角度，系统考察了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 (1840－1920)，独特而新颖的视角也让我对农民意识变迁研究这一方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价值观的变迁过程，也就是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基层的变与不变。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本文试图从唯物史观视角下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价值观变迁历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乡村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而置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整体视野中研究农民意识演变背后的逻辑，把握未来的变迁方向。

一、价值观起点: 农民文化心理的二极结构

在考察农民的价值观变迁历程以前，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的农民价值观特征做一番粗略的分析与概括，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张鸣教授在书中认为“农民群体几乎所有文化性格的特征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反面，因而在文化表现上往往成矛盾状，诸如保守与激进、均平与求富等等，均成为农民文化心理的极点。现实中农民的心理状态与性格往往依据社会大背景的变化与时空转换而在两极之间滑动。”[1]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呈现农民心理的二级结构：一向崇尚以和为贵的农民，在宗族之间遭到不公平对待或产生冲突时，宗族械斗是经常可以见到的；由于固定在土地上耕作的产出有限，靠天吃饭的农民日常生活十分朴素节俭，但一旦碰上重大节日或婚丧嫁娶等活动，农民的繁琐礼节一个也不能少，大摆宴席宴请亲朋好友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时刻。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都完全依赖于土地的农民似乎与生俱来就安土重迁，但明清时期大规模的迁徙浪潮，不管是下南洋、闯关东还是走西口，都深深反映了农民其实也极具开拓创新的精神，这样看似矛盾的两方面特征在农民身上却完整的交融，由此也可以解释中国农民对近代化既抵制又渐趋接受的双重心理。

农民价值取向还具有多重表征。“福、禄、寿、财、土、灶”虽是乡土社会常见的神袛，实际的意义却是农民价值追求的象征。[2]书中还特别提出“家”实际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福、禄、寿、财、土”往往凝结在家里，“家”因此成为农民价值观最后的归宿。[3]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也认为“家族本位是中国社会特色之一。”[4]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提出“中国乡土社会中基本社群是家族”。[5]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传宗接代会构成中国传统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因为家族的延续兴旺是个体有限生命的全部意义。[6]中国人没有西方那样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而是以祖先-自己-儿孙这样的三世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以此突破现世的局限，可以说儿孙是中国农民一辈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追求。

传统的价值观并不是凭空而来，乡间戏曲和故事、传说，包括各种舞台戏、民歌民谣等才真正构筑起了农民的世界观。“乡野艺人，才是农民名副其实的教育者。”[7]在乡土世界，学校教育或者说“大渠道”教育并非主流，小渠道教育即戏曲教育才是农民价值观的塑形者，最主要的意识来源。

二、文化转折点：中国农民在近代化过程中经历的“双重价值失落”

《乡土心路八十年》一书对底层农民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考察大致从1840年开始，描述了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农民经历了由迎合到敌意、非理性排斥再到带有理性化主动或被动接受的心路历程。

不同于之前想当然的看法，中国农民对西方其实不止一种向度的反应。“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展示了自己对西方与西方文化原初的开放友好态度，当时农民对西方的新奇多于敌意。”[8]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农民最初愿意逐渐接受西方文化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为近代工业的产物在中国不仅仅是先进文明的象征，更具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义，西方文化到了中国就沾染了殖民主义的气味，中国人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受最强烈的是被侵略的屈辱和痛苦。[9]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遭受的是“双重的价值失落”：当儒家传统伦理、道义（大传统或上层文化）在抵抗西方观念冲击时失灵、变得苍白无力，他们相信千百年的“老理”一下子讲不通了，农民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窘。不得已，农民只好求助于乡村生活中的迷信、符咒和巫祝等(即小传统或下层文化中的异端成分)，作为武器来抵挡西方入侵者，出现了“小传统边缘意识”的补位现象，[10]也就是说由于大传统束手无策，原本处于小传统文化边缘的巫术、迷信、民间秘密教会等边缘性民间信仰，暂时取代了小传统意识形态正位成分占据的位置。[11]书中张鸣教授重点且详细描写了义和团运动，因为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为拯救自身与国家的拼命之举，为此动员了他们所有资源：武术、气功、巫术、戏台上的神仙鬼怪等等……它最真切地反映出农民最普遍和迫切的要求，因此义和团运动比任何一场农民运动都更直接、更鲜明地显现出中国农民的本色。[12]

当然义和团运动结果是一败涂地，农民最后的精神堡垒被压的粉碎，下层社会出现了最深刻的心理危机，一部分农民凭借惯性打洋灭教，既反洋人又反官府；另一部分农民开始信仰西方宗教；还有大多数农民介于两者之间，麻木沉默，既不反抗也不迎合。

张鸣教授在书中最后还探讨了中国农民是否具有适应近代化变革的可能性。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近代化过程都存在着排斥农民和农民排斥近代化这双向的趋势，”[13]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的农民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小农家庭式经济模式对资本主义有较强的适应性，传统中国社会城乡对立也不明显，“农村不仅是道德的重心所在，在文化上也足以与城市抗衡。”[14]因此他得出的结论为：因为中国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中国的近代化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近代化程序的新路来，采用城乡并进的方式，不必要非得走西方的老路，靠摧毁乡村来完成近代化。[15]当然，这些只是对历史的假设，事实上中国的近代化依然是遵循着西方的路径，由城市到农村——先以农村的破败换取现代都市化的完成，而中国的近代化道路走到今天，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历史使命与必然要求。

三、改革拐点：自上而下的政策对农民价值观变化轨迹的影响

马克思曾认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16]因此在近代化过程中经历到“双重价值失落”的农民不同于知识分子的觉醒，无法从西方汲取新的思想资源，也就无法自我摆脱封建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加无法依靠自身思想价值观来完成近代巨变中文化重整和迁移。[17]好在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就开始正视和改造农民价值观念，逐渐将革命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让农民所理解和践行，走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农民思想的改造

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农民身上蕴藏的巨大潜力，他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8]尤其要用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对农民思想观念进行改造。早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就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同属半无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9]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20]

农民阶级受其固有封闭保守、迷信观念浓厚的传统意识的支配，在最开始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动员时，他们并不想了解，也不积极参与，甚至有时会直接表示排斥。随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土改政策的实行，宗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对待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也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正确把握了农民心理，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传统思想观念进行了改造，还把革命意识带入农村、扎进泥土，获得了农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被改造后的农民也由此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对于农民的迷信传统没有盲目地立即采取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还需要农民自己去打破，旁人无需代劳。那么，农民何时会打破菩萨，那就要等待时机。等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会放弃迷信传统。[21]党在革命初期并没有要求农民马上丢弃迷信思想，也没有把无神论作为农民入党的必要条件，因为党的领导人深深地明白改变陈旧的传统观念，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化变革往往落后于社会变革。农民思想中的一些现在看来十分封建迷信观念是几千年传统的累积，短时期内不可能彻底消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2]生产力变革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当然意识变革可以起推动作用，因此对农民的教育启蒙不能急于求成，要给予耐心，否则往往会欲速则不达。

2.从合作化运动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解决农民的分散性、保守性等问题，消除贫富分化，实现社会平等与农业现代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试图用政治的力量来全面改造村庄的传统文化，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原有的血缘共同体被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取代，建立了超越血缘联系的行政组织，这给传统家族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似乎打破了这种血缘关系，集体劳作、生产分工使农民之间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意识大大增强。[23]

但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只是表面性的，并非如政治口号所表示的那样，在几年时间就可以狂风暴雨般的改变，深层次的变革要经过几代人价值观的不断革新才会实现。“因为真正能够动摇村落家族文化基础的应该是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变革。”[24]尤其“文革”时期通常采取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等手段，诸如赶走族长、打倒菩萨、烧毁家谱等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意识中的家族本位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变革导致生产力快速增长，才是促使农民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革的根本性原因。

其中土地观念的变迁过程是农民价值观念的核心所在。土改前农民都视土地为生活之源，是自己最重要的衣食父母，“祖传的土地不到万不得已是无论如何不肯出卖的。” 但随着土地集体化，由于认为是公家的土地、不是自己的，在土地上的劳动似乎也没有那么卖力了，而且城乡之间日益明显的差异让年青一代越来越向往城市，对土地原始的深厚情感开始变淡。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可以较容易地在城市寻到立足之本，见过城市相对来说现代化的生活后不愿回乡务农的心理已成常态，对土地的情感变得更为淡漠。

原本深深扎根于土地上的农民对土地的忠诚可以放大到家庭伦理各方面，正是因为土地的特性所以造就了传统中国农民的一系列价值取向，包括家族伦理、保守稳定、道德至上等。随着时代变化，从乡镇企业的崛起“离土不离乡”到农民工群体的形成“离土又离乡”，农民对土地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转变——从深深依恋土地到想脱离土地的强烈冲动，家族伦理本位被个体利益本位逐渐取代，农民的生育观、婚姻观、道德观等价值观念也从封闭单一性慢慢走向开放多元化。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25]农民价值观的变迁亦是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农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农民价值观变迁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器物层面发生的变革必然会影响观念价值观的变迁，现代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农民的头脑，支配其行为。

3.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在价值观念层面遭遇的挑战

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础，尤其人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农民进城后，他们十分渴望融入城市新生活，但发现存在难以逾越的隔阂，其身上传统的价值文化观念就是最大的障碍。另外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不断向农村社会传播蔓延，农民原有信仰基础解体；大渠道教育与小渠道教育同时衰落，农民获得教育的途径被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所占领，传统的乡土价值理念很难寻到踪迹。

现代化价值观与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理念同时在农民身上产生了激烈碰撞，这种尴尬让他们进退两难：是完全抛弃过去的乡土价值理念，拥抱现代城市文明，还是走出一条乡土文化复兴的道路？其实本身传统和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而是共存共生的关系。传统价值观不见得是落后，现代价值观念也不见得是进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厚，即便农村已渐入现代化，农民的传统意识也不会骤然消失，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并逐步调适以适应现代化。只有解放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实现生产方式的更新，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四、望向终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助推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26]因此我们要整合重构农民的价值观念，使其人生意义再度明确化。不能过于强调国家意志，而忽略农民的内在需求和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农民传统价值观念的完全消失，比如中国的丧葬制度，本身是涉及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根本问题，通过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如何让他们的生命更有意义，而不是一片虚无。

既要重视大渠道教育，更要注重小渠道教育。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27]通过转变并丰富传播途径，让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自然而然地融入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不是被迫学习，而是主动靠近。

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是需要一代代的积累与努力。“习俗可能会改变，但相应的行为模式却会残留很久，而农民恰是民风民俗或者说相应的集体无意识最顽固的载体。”[28]我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意识层面的东西最难改变。价值观念的消除不能仅仅靠文化教育，只要产生这种观念的土壤没有消失，传统观念依然会存在。生产力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随着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农民的价值观念肯定会向现代转型，这是历史趋势；但这并不能否认农民传统价值观中依然具有某些正面因素。传统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倾向于向内求，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现代市民的价值观注重外部调节，用硬性的法制来规定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农民的传统价值理念一直存在着现代化发展的空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二者的结合点，而不是一味消灭和打压。

参考文献：

[1]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2]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3]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5]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6] 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7]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8]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9]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0]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1]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2]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13]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14]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15]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17]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3] 柯芳：《毛泽东时代村落文化改造的基本路径及其成就》，《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1期

[24]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25] 《列宁选集》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0页。.

[2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

[27]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28]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 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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