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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国际视野和数字经济角度,全面理解“新质生产力”?|《钛媒体财经风云对话》第二期

如何从国际视野和数字经济角度,全面理解“新质生产力”?|《钛媒体财经风云对话》第二期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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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对2024年工作做出了部署,首条就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也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然而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呢?新指的是什么?质指的又是什么?目前各界都在探索本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传统行业有何关系?

在2024年的“全球大选年”以及中国新三样出口遭到发达国家阻碍的背景下,我国此时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首要任务,国外媒体是如何看待,这又将如何影响我国的外贸呢?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又有何关系?

本期《财经风云对话》,主持人钛媒体副总编辑胡润峰,特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太和智库研究员、英国肯特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田堃就“新质生产力”涉及到的多方问题进行全面解读。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增长模式的答案

欧阳日辉表示,“新质生产力”提出后,他就开始思考新质生产力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它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经济之间有什么关系,将对数字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和作用?

田堃表示,他也是从去年 9 月份就注意到这个名词。三年疫情、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贸易摩擦不断,这些都是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加上社会上曾一度产生了质疑和困惑,我国是否还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是回应了这些质疑和困惑,呼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同时也呼应了一直以来所提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命题。

欧阳日辉表示,目前从国际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不多,国内的学者主要还是围绕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断做一些尝试性的解释工作,背后的逻辑和原因仍需要加强研究。

他认为,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国际技术创新竞争的大环境之下提出的,数字经济是未来的主要的经济形态,数据经济里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是技术创新的竞争,第二个是商业模式创新的竞争。当前关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可能会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筹码,甚至是战略支点,这是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从国内来看的话,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模式,该增长模式的背后缺乏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应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关于“新质生产力”,欧阳日辉的理解有三个点,第一个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火车头,有了科技创新以后,才会有其他方面的进步。例如数字经济两个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后者是基于技术创新基础之上的商业模式创新。比如,今天比较火的直播带货,直播电商的业态,如果没有技术支撑,就没有直播。

第二个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式,技术创新以后,它需要有用武之地,它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载体,这就是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和新的产业。

第三个方面是对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它可以细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对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新力量。第二是,绿色发展,它是一个全球范围都在讨论的问题,绿色发展和转型、高质量发展以及技术创新等等都是密切结合的。

田堃表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环境下,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状态是可以实现要素的自由流通和技术的自由交换,而现实上,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以交换流通方式来促进经济生产以及技术革新的手段受到了阻碍。在很多的领域,中国可能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他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要攻克这些卡脖子技术,解决技术瓶颈和障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定的国产替代,保证关键技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并在此背景之下,强调要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合作以及市场的作用。

田堃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从生产力理论来阐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是包含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要素以及劳动工具,在这样的产业体系或者发展体系中,技术必定是核心部分,但是要发展技术还需要高水平的劳动者队伍,需要大力加强基础学科的探索和发展,需要探索前沿的、广泛的基础学科,这不仅仅是在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他表示,在考虑布局未来产业的时候,要清晰两个概念,战略新兴行业和未来产业,战略新兴行业相对来说有更清晰的发展路径,一般情况下它属于卡脖子技术的领域,可以发挥集中力量,以举国体制来攻克这些技术障碍,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即那些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行业。在发展未来产业的过程中,我们要允许科学家、科技工作人员以及企业相关的部门要有自由探索的精神,因为目前很难通过计划或者规划把未来产业的框架拟定完成,因为它的很多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以及对于科技发展成果的专利性或制度性的保障,要给科技发展以持续的推动力和投入,而不是以短期的成效来评价。

他认为,数据经济关键的一点可能是数据的要素化,数据要素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放到生产函数中,对生产产生极大的改变,那么科技与数字经济如何赋能传统的产业的转型升级可能是当前需要解决或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欧阳日辉补充道,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包括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等等,都可以充分说明科技是推动其他生产要素变革和统帅其他要素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每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都会产生一些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如今所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概念,要对它的内涵和外延都要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它和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

尊重市场规律,用市场的力量推动传统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发展

田堃表示,总书记第一次提到“新质生产力”是在黑龙江省这样一个农业大省、老工业基地,他更关注的是传统产业如何在面临时代挑战下转型升级,如何以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生产力质的飞跃。康德说过,人是目的,而不仅是手段。一位专注于做消费领域投资的朋友——加华资本创始人宋向前先生,将这句话引申为,人是目的,而科技是手段,所以在做产业投资的时候,不能把消费与科技对立开。他认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候,不能抛弃传统产业基础,而只关注于前沿的战略新兴行业或者未来产业,这样会缺少对于经济结构的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田堃认为,从生产力理论上来说,并不是以行业或产业来划分它的先进程度,而是由其内在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生产效率提升能力来决定是否是新质生产力或是先进生产力,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所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而传统行业以及面向消费的产业同样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例如,通过数字化智能改造传统制造业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而农业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精准农业,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他表示对于白酒、茶叶、养猪等传统消费行业,如果建立在以企业自主追求降本增效,以科技手段来赋能他们当前的企业或者所在的行业,这便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但如果只是蹭热点,或者虚假宣传,那么对于行业的发展和企业的进步是有阻碍的。

田堃对于企业有两方面思考,一方面,当前新质生产力讨论热点更多集中于政府部门和学界中,市场上更需要的是中小企业的声音,因为他们在产业的第一线,他们是可以接触到产业需求的变化、市场的竞争等等,新质生产力对他们真正意味着什么?

第二方面,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导力量在哪里?他认为要以市场为主导力量,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强调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的作用,不要过分强调或者夸大政府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大包大揽。政府在引领行业中发挥了政策性引导的作用,但是真正发挥科技攻关以及产业升级迭代的应该是由市场力量来主要推动的。目前很多的企业热衷于炒概念或者蹭热点的原因可能是想吸引更多的政府的政策支持。

田堃表示,当前的政策不能过于强调产业的划分。市场上部分券商研究队伍已列出了类似的行业列表,接下来资本就会往这些所谓“新质生产力”产业集中,这不是市场自发的行为,而是某种政策导向,或者产业结构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这可能会削弱市场主动性和对资源基础配置的效果。他认为要肯定传统行业有内在的需求,要进行产业的升级迭代,它们也同样有享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平等机会,给予它们同样的重视,特别是对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迭代。

欧阳日辉认为,要从两方面客观看待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关系,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都在对总书记提出的这个论断进行思考,他们在关注并思考这个论断,并且想着要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企业的发展实践中,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反映业出对这个新理论认识的欠缺。

他认为“新质生产力”产业基础的特点有以下三点,首先,它是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当下的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指向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第二点,新质生产力讲的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它也是要摆脱传统的增长路径,而且是一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作为一个企业家,重点应该考虑的是利润的增长点在哪里?如何进行转型以摆脱传统的发展方式,从而扩大业务,拓展空间?技术应该如何落地?

第三点,欧阳日辉非常同意田老师的观点,中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就业支撑以及税收贡献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要加快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指向就是中小企业,它们在新的一轮的产业革命浪潮之中属于弱势群体。同时也应该关注如何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过多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又能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包括提供公共服务、改善优化宜商环境等,这是目前应该着重考虑的。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的相结合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

欧阳日辉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第一从生产要素的层面,数字经济领域里多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数据要素。数据要素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开始,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以互联网、计算机在数字技术中发挥作用,随着数字技术应用产生了数据这个新要素,数据要素逐渐进入生产系统和经济系统后,它首先在生产、经营和决策中发挥作用,其次它会在新业务的拓展、新场景的打造、新产品的开发、新模式的推出和培育发挥作用。

第二个层面从重要着力点工业制造业领域出发。例如在发展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过程中,大家都朝着做平台的轻资产方向走,后来发现不完全对,需要线上线下融合,各种产业融合,此外现在还出现了数据和其他要素的融合、创新协同等等。重要的指向是如何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制造业是重点,如何把以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发展,加快形成为抓手,把数字技术、数据要素,还包括数据的应用场景打造植入或者融合到新兴工业化中。

第三层面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出现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对于这些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政府是否带有容错、包容的态度来看待对待它们也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很重要的一点。

田堃表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政策需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和容错性。对于某一些新生的事物要持有包容的态度,先观察而不是先施以监管手段,把某些发展的方式和范围限定死。例如之前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它规范了行业的发展,但是同时这样的政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科技的发展是对市场形成的某种平台或者企业具有天然的推翻的作用。

他举例,我们曾经认为阿里的淘宝、天猫已经占据了电商的绝大的部分市场,直到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兴起,市场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传统的观点认为,阿里已经在某种程度对这电商行业和领域形成了垄断,是否要来以产业政策或者以反垄断的手段来规范它?我们要以国际的视野角度来考察战略新兴行业以及数字经济产业中头部企业的发展。中国头部企业是否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和国际头部数字企业进行比拼和扳手腕?国家对于头部企业的支持态度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正面促进。例如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Open AI是一个新的企业,它的背后站着微软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的支持,当我们发展这种新兴行业、数字经济的时候,要发挥头部企业良好现金回报以及良好利润的作用,再反哺支持科技平台上的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建设统一的大市场来避免泡沫

欧阳日辉认为,任何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新产业的发展、新技术领域,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演化经济学里佩雷斯提出技术-经济分析范式。颠覆性技术进入经济社会领域以后,技术与经济社会、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它会经历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两个时期分别是导入期和展开期,导入期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爆发阶段,这个局面出现以后会出现一些乱象,政府就会出手进行干预,包括重构制度等;接下来进入协同发展阶段,新的技术和产业会出现协同化的态势;再下一个阶段是技术和社会融合进入成熟的阶段,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里面的影响也是如此。

田堃认为,新兴生产力发展的初期可能会面临泡沫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现象,要避免的是以征服为主导的运动式发展状态,运动式发展往往会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会抑制真正的创新精神。他认为的一个解决手段是加大发展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建设,改变过去以快竞争为主的竞争状态,避免地方政府一哄而上进行重复建设,地方要估计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优势布局前沿行业的产业基础。

中国企业落实新质生产力,积极主动拥抱外贸变化

田堃结合目前外媒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评价表示,外媒一定程度上认可这个新名词,外媒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他表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环境下,今年是全球的大选年,超过 70 个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发生换届选举,这会产生很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经济上可能体现在对外贸、关税的摩擦。

以去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去年的以美元来计价的出口,对主要的发达国家呈现了轻微下滑,分系列来看,传统的商品比如玩具、服装、家具、家电等以美元计价出口呈现下滑态势。而新的增长点来自新三样,包含新能源汽车、整车、锂电池、太阳能板和太阳能电池,2023 年新三样的外贸出口超过了 1.06 万亿,呈现了良好的增长,这是新质生产力在外贸出口中的体现。我们观察到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代表国家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贸易态度是负面的,他们最新的表达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可能要全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进行封锁或者禁止,欧洲欧盟也有类似的表达,这可能会在今年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产生较大的阻力。

中国新能源产业企业正以一个非常主动的姿态来面对这样的挑战。根据最新的报道,比亚迪宣布在巴西增加 86 亿美元的新投资,中国企业选择了走出去的战略,主动拥抱市场的变化。(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李婧滢,编辑|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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