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常把法治和人治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但是稍作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这两个概念并不能截然分开的。

法治最基本的概念是“依法而治”，这里面实际隐含一个主语：谁依法而治？自然是人，因为法律是人创制的，法律不可能自动发挥作用，裁判案件、执行法律都得靠人。以色列古里昂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几位学者分析了由8个法官在50天中所做出的1112个对犯人假释申请的司法裁决，他们关注的是裁决结果与法官用餐时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法官刚用完餐后，同意申请的比例更高，但是随着法官的肚子越来越饿，他们更加倾向于拒绝申请，并且在下一次用餐前，同意申请的比例几乎下降到零点。这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

人治顾名思义就是“依人而治”，但这里面也少了一个隐含的东西：人凭借什么来治理？一般提起人治，想到的就是统治者完全凭借一己之好恶来处理政务。但这种“理想”的人治情形是难以发生的，在类似家庭这样的小团体中或许可以出现，放到稍大的团体，尤其是国家社会的层面，这样的人治是无法维持的，所以人治不能仅凭一己之好恶，也得依凭规则。这种规则也可以是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家不就是倡导“依法而治”吗？都说秦始皇是暴君，是人治典型，但秦朝执行法律达到极其严苛的程度，甚至比以色列的法官还要严谨，为什么我们不认为秦朝是一个法治社会？

所以简单说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而是人治社会，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更严谨的说法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

礼治听上去特别文质彬彬，特别和谐，让人想起礼貌啊、善意啊这些概念。但我们首先要明确，礼治并不总是文质彬彬的，礼治也可以是粗暴的、残酷的。论语《八佾（yì）》：子贡欲去告朔之饩(xì)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告朔是一种祭祀仪式，每月初一举行，要杀一只羊。子贡打算把杀羊这个环节免了，孔子说：子贡啊，你爱这羊，我却爱这礼啊。

礼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规则，孔子特别重视礼，如果这个礼是需要杀羊的，那么就必须杀羊。如果一个更重要的“礼”需要杀人呢？我觉得孔子也不会反对的，因为“尔爱其人，我爱其礼”。

所以法和礼都是治理社会的规则，都需要严格执行，从这个意义上看，法治和礼治似乎差不多。区分二者，就要看法和礼作为规则有什么不同。在法治概念下的法律有一个首要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人人平等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法律一经制定，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一样受法律约束。这个原则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是不可挑战的，至于执行中的问题则另说。

而礼治也有一个首要原则，就是礼面前必须人人不平等，人人平等就完蛋了，就不是礼。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这个兼爱就是平等的意思，对天下人兼而爱之。但儒家对墨子是切齿痛恨的，孟子说墨子”禽兽不如“。这在今天看来很费解，倡导人人平等为什么”禽兽不如“？因为儒家的礼前提假设就是不平等，在礼治的逻辑体系里，以层级论，最高统治者是没有过错的，往下逐级有过错的可能，但同样的事情过错的大小是有区别。以亲缘论，长辈至亲是没有过错的，亲缘关系越往外，过错则越明确。儒家说墨家”禽兽不如“，这还真不是村野谩骂，因为两家的逻辑体系是不一样的，墨家说兼爱，人人平等；儒家倡导礼，礼是有等级的，不同等级适用不同的礼，人人适用同样的礼，君和臣、父和子竟然要平等，这在儒家看来就是如同禽兽一样了，禽兽还有首领和成员的区别嘛，所以墨家禽兽不如。

那么礼到底是什么？统而言之，就是传统，传统就是社会累积的经验。学者告诉我们，学习历史，则要对历史有同情的理解，就是你要站在历史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上发生的事，而不能站在今天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事情。在古代社会，社会累积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呢？古代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口流动极少。在这种高度稳定，极度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里，传统经验的地位之高是今天这个流动社会的人无法想象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样的传统社会里，“礼”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在传统教化的过程中养成的，是对传统的高度敬畏感。所谓“礼”，只是对这种传统教化的理论总结，而不是理论先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要对墨子的前瞻视野报以尊重。

孔子最提倡礼，但在《论语》中，我们看不到对礼的定义。“仁”或许可以作为“礼”的标志，但什么是“仁”，孔子也从没给过明确的定义。大家可以去检索《论语》，孔子对“仁”做过非常多的论述，但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是对的，如果有明确的定义，仁就不成其为仁了，礼也就不成其为礼了。其实质原因就在于，礼的本质是不平等，仁作为礼的标志，自然也就没有明确的标准了。

所以秦是法治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太子犯法，惩罚的是太子老师而不是太子。本质上，秦贯彻的还是“礼”的逻辑。

正因为“礼”的本质是不平等，所以它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随意性”（实际上细究也不是随意的，是有一定规律的），因此“礼治”就被赋予了“人治”的色彩。在这里要敲黑板，所谓“人治”，其实就是“传统之治”，在中国古代是“礼治”，在其他国家可能会有其他的叫法。

传统之治和法治区别如何呢？传统之治的社会环境是稳定的、缓慢的、安土重迁的、世世代代无大变化的。法治的社会环境则是快速变迁的、多元的、持续变化的。在后者的社会环境下，传统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被粉碎了，那么社会仍然需要一个治理的机制，于是就生发出人人平等的法律这样的机制。

未来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我们就要看他是一个稳定的、缓慢的、安土重迁的、世世代代无大变化的社会，还是一个快速变迁的、多元的、持续变化的社会。如果是后者，那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必然要求一个法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