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中后期，经历了康乾盛世150年的稳定发展期，清王朝在政治上沿用了明朝的体制并有所损益，在地方治理上终结了分封王爵的政治流毒，进一步强化了极权政治，并在安全层面彻底结束了西北游牧民族对中央王朝的阶段性冲击，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骨架，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可以说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格局的集大成者。

然而一个成熟的文明形态也在此时逐渐丧失了前行的动力，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体质的成熟，文明的成熟，也就意味着僵化的开始。物极必反，月盈则亏，鼎盛期的清王朝随着国力的增强，也伴随着出现了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发展停滞不前的社会现象。虽然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商帮等商品经济要素的产生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也反映了这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东方古国社会生态的稳定与固化。

面对西方悄然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已然升起的工业文明的冲击，老大的清帝国毅然决然地选择性失聪，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殊不知在繁荣的外表下，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正在上演着一出温水煮青蛙的大戏。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就好像一头性情温顺，体格庞大的食草动物。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但在以丛林法则作为潜规则的近代世界，在长了獠牙的西方列强和脱亚入欧的日本眼中，它只是一块儿蛋糕和肥肉。所以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在鸦片战争中所看到的农业社会的中国在面对工业化的英国的侵略时，毫无招架之力，遭到了降维打击。一败涂地的中国也深深刺激了日本的忧患意识，使得日本上层迅速统一了政治意志，走上明治维新的强国之路。

然而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受伤害最深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中国国内本土手工业逐渐解体，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逐渐成为列强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大量劳动者受到工业文明产生的震荡波的冲击。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小生产者承受着越来越深重的苦难。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只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就是农民起义的回光返照，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经济震荡也为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新的滋生因素和土壤。与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一样，宗教在太平天国起家和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成为其创业团队的独特凝聚力。太平天国提出了与以往农民起义核心要求一以贯之的《天朝田亩制度》，对土地的要求仍然是激发农民革命热情的最主要动力。然而其脱离生产实际和缺乏实施所需要的客观环境的双重因素导致其停留在空想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它只是起到了创业之初推动组建创业团队的作用。

除此之外，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缺乏执政远见，在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初就脱离群众，复制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它也早早地沦陷于封建统治者权力垄断之下的统治周期率。它在一定范围内既破坏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仰架构，冲击了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社会震荡。它虽然体现了农民反抗压迫的不屈品质，却没有给近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带来走出泥沼的动力和希望。它脱胎于封建社会的统治危机，也复刻了传统农民战争反封建的政治诉求和斗争方式，最终也没能逃脱湮没于历史车轮的命运。因为从近代化的角度看，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可能领导近代中国走向更光辉的未来。

此外，晚清统治者虽然腐败丛生，政治架构疲态尽显，但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依然发挥着强力的作用，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远没有到达政治失序的程度。也正因为此，晚清和民初的中国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统一的局面。所以太平天国很难撼动清政府的统治架构。对于太平天国，我们往往有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我们不吝啬歌颂它坚强不屈、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但是我们很难从心底里完全认可它的积极意义。

而值得肯定的是太平天国的发生无疑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它与外来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危机一起推动了晚清政坛的自我革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清朝政治体系中满清统治者和汉族地主联合统治的二元政治得到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地主武装开始极速崛起。而这些地方实权派在戡乱和抵御外来列强侵略的过程中，第一时间实际接触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相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统治阶层的侥幸心理，他们的世界观第一次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如果没有遭受来自工业化了的西方的文明冲击，近代中国大概率依然会在传统中国的王朝循环中继续徘徊很长一段时间。在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自强运动成为首选之途。而在这批率先开眼看世界的封建士大夫的眼里，或许“中体西用”才是最好的选择。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心系封建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和忠君爱国意识，指望他们走出革命性的一步，挑战传统的封建秩序，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开启了这扇近代化之门，就等于开启了现代中国转型的大门。

然而，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革新，更重要的是经济基础的变革。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中国的知识精英也逐渐意识到了建立现代政治体制，解放人这一最重要的生产因素，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性。所以，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领衔开启了政治民主化进程，辛亥革命更是极大地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文明转型。它们倡导“实业救国”，发展民族经济，以求实现富国强兵。然而，他们虽然是现代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都没有做到立足于本土来客观剖析中国的国情。

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农民在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而一直以来，影响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经济层面的周期律便是土地兼并导致的国家土地的集中化。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但是作为基层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却不承担赋税，农民占有很少部分土地，却承担大部分赋税。这导致维系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长此以往，不但农民在农村逐渐失去立足之地，成为流民，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也会极大地威胁到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和统治秩序的稳定。所以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具有很大的革命性的。在近代中国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要意识到需要发挥农民阶级占主要成分的劳苦大众的革命积极性。

而要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需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这样也能杜绝流民的大规模蔓延，保证农民不与其所依赖的主要生产资料，即土地相脱离，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沦为受剥削的自由劳动力即无产阶级的状况。也就是说，谁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谁就可以获得农民的支持，进而通过建立与农民这一庞大革命群体的联合来掌握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钥匙。

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纲领，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对其所施加的特殊影响造就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不彻底。所以三民主义既不明确反帝，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当然也就不可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也就不可能改变基层农村的社会生态，改变农民的艰难处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逐渐丧失革命的持久动力，我们不否认它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创之功，但是也必须看到它的局限性。

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阶级构成的农业社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各反动阶级的压迫，就必须发动农民的革命情绪，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历朝历代的王朝初期社会资源经过重组。统治者励精图治，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得以缓和。而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及封建国家垄断性权力架构的膨胀。统治阶级与劳苦大众的阶级矛盾开始加剧，土地兼并严重，统治阶级对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加强。在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一直是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小生产者，没有自己的土地忍受了剥削。封建时代每个朝代的建立都是一次权力结构的大洗牌，一次权力资源的重组，都是一次政治领袖与地主阶级、缙绅等传统统治阶级联合的开始。农民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每一次改朝换代更多的只是上层建筑的些许微调，经济基础几乎从来都纹丝不动，也就是说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解决过，而大多数农民的生计问题是没有保障的。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问题。而在大革命后期及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的意识到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动农民建立强大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因为中国当时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沿海沿江的大城市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本国反动阶级的大本营，对于备受压迫、势单力薄的中国工农阶级来说，是一时很难攻下的反动堡垒。但是中国农民阶级占社会人口结构主体的这一基本事实恰好可以利用起来对城市反动阶级实现反包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推动实现千百年来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这样既能满足农民的生计需求，又能帮助促进基层农村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并以此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很多外国观察家不理解，通过进行土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竟然是有信仰马列主义、推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密钥。在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一样，其实都属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转变成自由劳动力而生成的。而即便待在农村的农民也常年忍受着地主的封建剥削，无地或少地，成为事实上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思想和道路给了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见识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不彻底性如何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延缓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步伐。而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宏大史诗反而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想的指导下，起到了砸烂旧秩序，将中国加速引入现代的推动作用。然而把争取民族复兴，满足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力主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这既体现了其从劳苦大众中走来又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宗旨，又在清清楚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兑现自己革命誓言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