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中，社会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从西方公认的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于1838 年创造“sociologie ”（法语“社会学”）一词算起也只有149 年的历史。然而，在这一百多年中，尤其是二次大战以来，社会学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教学建制来说，当代许多发达国家或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大学普遍开设社会学课程，不少国家还在中学教授社会学。美国的教改计划更把社会学列为中学五门基础科目之一（其他四门是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从专业出版物来说，美国目前每年出版的社会学书籍数量已超过一向居首位的经济学而占社会科学书籍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世界社会科学期刊总数中，社会学期刊的份额也占到27 ％。从专业队伍来说，1978 年，全美正式登记的社会学家人数达到45,000 人，占社会科学家总数205,000 人的22 ％。从学科知识的传播广度来说，当代社会学已具有充分的国际性。今天西方社会学的许多理论概念、思潮流派已传入世界大多数国家。西方社会学家创立的许多调查研究方法和专门术语也为世界各国（包括苏联东欧和我国）所采用。世界社会学大会从1950 年起已连续举行了十一届。1982 年召开的第十届大会，参加国家和地区达到150 个，代表人数达到4,200人之多。这一切都表明，当代国外社会学已在地域上远远越出原先的发源地—西欧的范围，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与此同时，战后西方社会学更在理论体系、学说概念和各种具体的调查方法上，大大突破了早期依附于哲学和其他学科篱下的格局，在西方各国呈现出各种流派标新立异、各立门户、互比雄长的形势。

一、当代西方社会学流派发展迅速的原因

当代西方社会学和各种社会学流派之所以能在短期内于各发达国家取得迅猛发展，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

(1)社会问题尖锐复杂。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萧条和二次大战的爆发，战后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西方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此，许多社会学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理论上寻求答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性学说。

(2)政府和财团的资助。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西方各国政府、各大企业和财团纷纷拨出大笔经费资助社会学家进行调查研究，以积累数据，探究原因，制订理论方案，提供决策依据。七十年代末，仅美国联邦政府（不包括州、县、市政府）用于社会研究的年度开支总额就达到20 亿美元。

(3)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出现了各种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效率。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和协同论的出现，更加推动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渗透，促进了社会学学科的分化和综合，使社会学理论流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新的水平。

二、当代西方社会学流派的发展特点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代西方社会学流派在发展中形成了下列四大特点：

(1)多元化。当代西方社会学流派之多已经到了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程度，如结构功能主义、象征互动论、冲突论、社会交换论、民族方法论、现象学社会学、存在主义社会学、结构主义社会学、新实证主义社会学、批判社会学、辩证社会学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流派有四十余个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这首先因为美国主要是由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移民们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传统和丰富多采的文化遗产，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对象和源泉。其次，由于二次大战前和大战中，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纳粹迫害，纷纷投奔美国，如社会计量学的创始人莫雷诺，冲突论的代表人物科泽尔夫妇，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领导人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现象学社会学的奠基人许茨，新韦伯学派倡导者本迪克斯，社会交换论的重要代表布劳，等等。他们带来了欧洲的各种哲学思潮，对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三，美国政府传统上采取学术自由方针，只要不触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利益，任何学说都可以自由争鸣。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年轻的学者并不盲目崇拜名人，他们敢于向权威和老师挑战，力求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创新。许多权威学者也乐于看到自己的学生青胜于蓝，总是鼓励学生大胆冒尖，努力创新。因此，在师生之间，权威和小人物之间，经常展开争论甚至论战。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对于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理论上的宗派林立的多元化现象，也有不少学者持悲观的看法。如美国社会学家F•林德就认为这是一种“充斥着各种理论主题和方法论旋律的、投有统一节奏、次序和形式的噪音”。著名的存在主义社会学家蒂里阿基安认为当前是“美国社会学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但另一些社会学家则认为理论士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益的。如结构功能主义的默顿就断然否认美国社会学存在危机，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矛盾和冲突，思想理论上存在的一定分歧，归根结蒂可以促进人类认识过程的完善。

(2)批判化。战后西方社会学流派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许多社会学家在各自发展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并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在论争中不断修正和弥补自己的缺陷，并在批判对手的观点中巩固自己的阵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例如，从五十年代末到整个六十年代，许多社会学家都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展开批判，并在批判和反批判中发展原先的理论，形成新的流派。当时，结构功能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默顿为了弥补帕森斯的无所不包的宏观理论和均衡模式的缺陷，提出了以研究具体社会现象为目的的中层理论，阐述了负功能、外显功能和潜在功能等重要概念。原来是功能主义信徒的霍曼斯也在批判自己老师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交换论，他的后继者布劳则从结构角度修正和发展了霍曼斯的理论。冲突论的两位主要发言人、联邦德国的达伦多夫和美国的科泽尔则从左右两个方面向功能主义展开进攻。号称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对帕森斯理论进行猛烈抨击，更把批判现代化工业社会作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他们反对异化和非人道主义，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繁荣的背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的压抑和奴役，并把矛头指向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流派，从而形成了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的批判社会学。

激进的批判社会学学派的崛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自从六十年代末的五月风暴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矛盾的加剧，许多社会学家试图从经典思想家的遗产中汲取启示，纷纷向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人的著作求教，于是在西欧和北美的知识分子中先后出现了马克思热。当时，许多大学纷纷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各种牌号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激进观点得到了传播，受到了重视。当然，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戈泽尔所说，这种“马克思热”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描述性和批判性的学说，作为一种纯学术研究，而不是革命实践的指南。但尽管如此，西方知识界的马克思热却使社会学的批判化色彩更加强烈了。

(3)心理化。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大多数流派的理论都程度不等地表现出心理化的倾向，如象征互动论、新弗洛伊德主义、社会交换论等都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心理发展，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现象，企图用心理学取代社会学。即使是强调整体而不强调个人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大师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 一书中也不得不借助弗洛尹德的概念来强调个人内在的心理结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不仅在分析独裁主义人格对形成法西斯主义的作用时进行了大量的心理测验，而且该派的重要人物弗罗姆的被誉为“二十世纪社会学的最出色著作”《逃避自由》 一书就是运用心理学说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代表作。社会交换论的创始人霍曼斯更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极端心理主义还原论者，并断言“对于人的行为的详细解释永远不可能在社会学层次上实现，而只可能在心理学层次上实现”。

西方社会学出现心理化的原因，从美国社会学来说是来源于历史传统，从西欧社会学来说是由于美国的影响。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哥伦比亚学派创始人吉丁斯就是第一个主张社会学必须心理学化的学者。这种心理化倾向还明显反映在芝加哥学派著名学者的著作中。罗斯是把“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书名的第一位社会学家。库利在其著名的比喻“镜中之我”这一概念中，认为“自我”只存在于他人的目光中或思想中。埃尔伍德主张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合并。而象征互动论的奠基人米德在其遗著《意识、自我、社会》 一书中提出的对人际相互作用的研究，则早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派信奉的主要研究方向。

除了历史传统的影响外，西方社会学的心理化倾向也反映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原来，战后西方各国社会动荡，矛盾尖锐，尽管许多学者力图对此作出解释，但他们或者囿于阶级偏见，或者缺乏真知卓识，不可能从整个社会制度上来分析矛盾的根源，只能在微观层次上从个人心理、群体心理、人格特征等方面寻求解释。有些社会学家出于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局限性的不满，也试图突出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主观作用，因而片面强调主观因素，以致出现了心理化倾向。

由于上述原因，加上重视人的心理因素的行为科学在西方公私财团企业的资助下得到蓬勃发展，使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顿时成为热门的职业。据统计，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二万名会员中，社会心理学家占9.17 % ，为1,764 人，居其他社会学职业之首。 当然，这种心理化倾向也遭到了指责，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社会学已被社会心理学同化了。这种倾向不仅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而且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本质隐藏到个别的人际关系、行动和意愿的蜘蛛网后面去了。

(4)数量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社会学家常用的参与观察、个案研究、访谈法等方法今天已降为准备性或辅助性的手段。现在国外社会学家在研究中普遍采用各种尖端技术，利用电子计算机收集、整理、存贮、检索、分析资料，同时建立数学模型，用可检验的方式计算、论证和阐述，以提高理论的准确性。

在西方社会学中，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历来就有重视定量分析的倾向。即使在偏重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统治时期，帕森斯和默顿也分别同斯托弗和拉扎斯弗尔德合作，利用数学方法为理论服务，因而在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出现了社会学理论与定量研究的结合。社会交换论的重要代表布劳在同邓肯合撰的《美国职业结构》 一书中就大量利用数学方法，把影响美国职业结构的五项变量用相关模型进行图解分析。甚至一向以反对实证主义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在调查研究中大量采用社会数理统计方法。

六十年代，许多理论流派的定量论者热衷于将理论命题转换为数学形式，并分析所得的数学方程。例如：西蒙对霍曼斯交换论的数学分析，兰德对涂尔干《分工论》 的数学分析。以社会交换论的霍曼斯和布劳及冲突论的科林斯为代表的新理论学派则着重进行理论的假设、推演和形式化工作。定量论者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不仅要在方法上，而且要在理论上占有统治地位，主张用数量语言来替代自然语言，主张把理论建立在量值、数字、数量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语词、概念和质量上。

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日益借助于定量研究和数量分析，这固然可以提高理论和社会预测的精确度，同时通过提出大量小型理论和中层理论，推动了理论社会学的发展，但这种定量主义倾向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使一般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很难看懂这类文章，而且也并非任何社会现象都可用数字来说明，因此，这显然无助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曾在七十年代积累大量有关社会流动的精确数据，但他们不仅没有从中得出明确结论，反而使社会学脱离了时代和社会变革的方向。为此，美国社会学家怀利曾经正确指出：“如果没有语词理论和一般概念作为指导，经验调查就会因缺乏方向盘而堕入盲目的深渊，调查研究所得的数据就会无法纳入能够指引社会变革的理论框架”。

三、当代西方社会学流派的发展趋向

当代西方社会学流派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消长、演变既是西方社会经济形势的缩影，又是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反映。西方社会学流派的研究方向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经验研究，都是环绕着社会问题这一中心展开的。在社会经济形势相对稳定时，西方社会学往往倾向于以保守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纯理论研究，而在经济危机频繁、社会动荡不定、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时，往往出现以激进主义占上风的社会批判和对实际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例如：五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相对稳定，宣扬“均衡”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就一度居统治地位，并出现纯理论研究倾向。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经济滞胀，人民对现存制度日益不满，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西方社会学内部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许多左倾激进的社会学家揭露垄断组织，剖析统治集团，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非人道现象。他们也把矛头指向对此不能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的结构功能主义。

社会产生思想，思想也影响社会。左倾激进主义运动对西方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使西方社会学在六十年代出现了反映价值体系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思潮。

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形势相对好转，左倾激进主义运动的锋芒逐渐减弱。在政府当局和大众传播工具的控制和影响下，在西方社会学中兴起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思潮，目的是恢复资本主义的活力和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为了与前述的“马克思热”相抗衡，许多社会学家热衷于从经典学者的故纸堆中寻求精神支柱，因而掀起了研究涂尔干、齐美尔，特别是韦伯的热潮。这种“韦伯热”正在西欧方兴未艾。不少学者因此预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中心正从美国移向西欧。然而，目前的西欧，无论是联邦德国，还是法国、英国，在社会学理论上也和美国一样，仍是宗派林立，群龙无首。尽管“理论论战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代之而起的是通过收集社会数据的问卷调查及运用各种操作理论工具来分析社会现象”。这说明实证主义正在西欧社会学的理论低谷中悄悄兴起。

总之，在目前的西方社会学中，马克思热尚未衰退，韦伯热也未形成新的高潮，各种流派的论争暂时处于偃旗息鼓之中。但估计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形势的继续好转，新保守主义的再度抬头，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长期缺乏中心的现象有可能改观。反之，如果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动荡加剧，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批判社会学可能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这部庞大噪杂的乐曲中的最强音。

《苏联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67 页。

《国外社会学》 1986 年第2 期，第22 、27 页。

《国外社会学》 1986 年第2 期，第22 、27 页。

《当代国外社会学漫谈》 ，人民版第87 页。

《 苏联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88 、123 页。

《 苏联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88 、123 页。

《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82 年第3 期。

N•怀利：《 当前在美国社会学中的群龙无首现象》 ，载美国《 社会研究》1 985 年春季号，第188 页。

《 国外社会学》 ，1986 年第4 期，第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