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客体的身体：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青年叙事研究

文/ Mlozniak, Schier

《社会学研究在线》2016

原文来源：Mlozniak, E., Schier, K. (2016). The Body as an Object-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of Young Adults’ Narrativ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21(1),17-34.

摘要

本文分析了身体客体化的问题，试图探究这一现象的文化根源与后果。身体的客体化意味着身体被工具性和任务导向的方式被对待，凸显出身体在实现特定目标上的使用价值。本文的重点在于把握青年人描述其身体的方式，研究收集了来自136名青年人对“身体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并对此进行叙事分析。研究发现，青年群体主要将身体感知客体化为以下几个形式：工具、连接器、陈列柜、机器和物体。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改变主流的身体隐喻的可能。

关键词：身体；隐喻；身体客体化；肉身社会；叙事分析；青年

引言

什么是身体客体化?

身体客体化，指的是将身体视为一个独立于个体概念的物体，它从属于人。当身体被客体化时，它就会以一种工具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方式被对待，这意味着身体的价值源于它在实现共同活动和目标方面的有用性。

客体化的根源：精神/肉体二分法

身体客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话语，这些根源体现在不断发展的身体哲学路径中。现代身体的客体化起源可以追溯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Synnott 1992;Levin & Solomon 1990）。

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是一种思考的存在，它抛弃了感性主义而支持工具理性主义，把物质身体视为工具使用。主体被赋予了自我的地位，而身体则被视为一个无我的、服从的客体。随着现象学概念的出现，对身体的研究在人文社科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Synnott 1992)。Miran de Biran是最先提出“身体同时是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一假设的人之一。当身体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时，它可以成为硬科学（hard sciences）的研究对象，而当其作为一种主观现象时，它又与“（主）我I”密不可分。然而，这仍然涉及到一种占有关系——身体仍是我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我是什么。Husserl比Miran de Biran进一步，他将身体与灵魂称为“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体验到的同一个人的抽象部分和即时部分”（Husserl，1954）。Husserl试图捍卫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因此他拒绝了笛卡尔关于感性从属于抽象认知和理性主义的观点(Turner，1996)。然而，与Miran de Biran类似，胡塞尔在他对肉体的理解中引入了一种新的划分。对他而言，身体既是一个物质（Körper），也是一种能够处理感官刺激（Leib）的灵魂或心灵赋予生命的形式。因此，Husserl的理解仍然没有将身体等同于自我(Jakubowska 2009)。

对身心二分法的拒绝，在战后的法国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要归功于Gabriel Marcel和Maurice Merlau-Ponty等思想家。对于Marcel来说，由于身体是体验存在本身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维度，身体成为本体论的中心问题。他指出，身体不是物体或者工具；相反，我就是我的身体，这是我原始占有和控制的感觉。身体是一个人行使直接统治权的唯一对象(Turner 1996)。Merlau-Ponty赋予了身体更大的意义，将其概念化为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身体是意义和感觉产生的空间，而意义和感觉又会产生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在这种理解中，“我”并不与身体分离，因为它源于身体并通过身体感知世界。它是一种有形的、化身的主体性(Turner 1996)。人们可以假设，在哲学的现象学阶段之后，肉体得以从后笛卡尔二元论中解脱出来。

在现代的理解中，身体更加成为人类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现象学思想的现代发展和女性主义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女性主义作家指出，在西方社会，女性与身体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与精神联系在一起，精神和男性比身体和女性更受重视（Kaschak 1992; McKinley 2011），这就是为什么身体客体化更经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些新的、后现象学的方法值得一提，比如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概念，它拒绝所有的双重区分，赞成将身体视为直接的潜在和动态的过渡（Rogowska-Stangret 2010）。然而，这种在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变化，是否也会对青年思考和体验自己身体的方式产生影响？

主要内容

社会话语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和文化现象助长了身体的客体化。我们对“身体”、“自我”、“健康”和“疾病”等术语的理解不是客观的和独立的，而是社会所建构的（Bauman 1995）。因此，这些术语的含义可能会根据特定社会的社会规范而有所不同（Levin & Solomon 1990；Edgar 2011）。社会和文化规范不仅仅是对特定现象的意见或立场，它们可以被视为日常交流中根深蒂固的信念，这些信念构成了一个社会，包括一套信仰、规范、想法和实践体系，使得个体能够理解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各个方面，并有助于在这样的世界中运作（Laurie 2009)。

身体系统客体化的过程始于身体/机器隐喻作为西方医学的基本隐喻。将身体与机器相比较，表明身体仅仅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人们利用它来实现其他目的。机器的主人只有在机器出了故障而不再有用时才会考虑修理。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体即机器”的观念，在医学以外的许多领域都有很明显表现，包括运动、饮食等。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给公众的。

语言和隐喻的意义

个体感知自己身体的方式取决于多维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体每天都嵌入在社会话语中。出于研究目的考虑，将“话语”理解为存在于特定文化中对既定主题的陈述和观点的集合。当一个特定的社会采用了特定的身体感知方式时，这些感知将在对身体的社会话语中永久化。我们认为，话语不仅包括给定信息的内容，还包括其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是由特定社区的语言共同创造的，这塑造了个体对现实的感知。

对身体客体化的倾向部分源于语言本身。在波兰语和英语中，个体和其身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占有:我们说拥有一个身体，拥有一个身体和我的身体。动词短语和所有格代词(my, your body)都是按照与物质对象相同的图式在身体上下文中使用的，例如:I have a bicycle and my bicycle。语言关系假设存在一个高于身体的主体，即所有者，他可以声称对身体拥有所有权(Segal 1997)。这意味着我们感知自己身体的方式已经被刻在了语言中，实际上，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也已经被刻在语言中。即使在现代，“我就是我的身体”说这句话的人被视为简化论者，或者性方面看得很突出(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这引出一个问题：身体是否能够获得主体的地位，或者是否有可能在不涉及负面意思的情况下将身体等同于客体。

除语言之外，话语还包含了隐喻，这些隐喻是一个特定群体及其对肉体理解的典型特征。在赋予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个体从社会文化中选择那些与自身信仰相符合的话语要素。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创造了个人的、主观的一套意义和隐喻，用于理解自己的身体，这种主观隐喻反过来又会塑造个体在处理自我-身体关系上的具体行动和行为(Sontag 1999)。具有内在身体工具隐喻的个体与具有内在身体展示隐喻的个体对待身体的方式不同，前者更关注身体的功能性，从机械的角度感知身体，而后者则更关注身体的视觉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待身体不同的行动和方法将与个体所经历的社会后果密不可分，一个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工具的人可能会在与另一半建立亲密的身体接触关系时遭遇困难。然而，一个专注于身体美学方面的人可能一整年都在晒黑而忽视包括皮肤癌在内的健康风险。

这种依赖关系可以描述如下:

社会话语(语言:主导的隐喻，关于身体的社会规范)→主观隐喻→对身体的态度和行为→身体体验方式的后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简化的模型，但它帮助本文建立了研究假设。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发现了对与特定个体有关现象的主观理解，尽管这种理解仍然受到社会建构的强烈影响。为了研究身体的客体化现象，我们重点研究青年描述自己身体的方式，青年提供的自我描述揭示了一个展示多样化身体角色的社会文化背景。

讨论及结论

身体客体化的后果

在参与这项研究的青年中，有两种思考身体的方式很普遍：第一种是把身体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假设身体服从并独立于精神自我；第二种是将身体与精神自我等同，强调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系。两种类型的身体感知方式似乎是对立和排斥的，但对于某些人而言，它们显然可以共存。不同的身体隐喻取决于不同的情景语境，然而在大多数受访者那里，这两种类型似乎并不重叠。

在某些方面，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与Turner (1992)对个人与身体三种关系的划分非常相似：拥有身体（having a body）、做身体（doing a body）和成为身体（being a body）。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划分参考了德国哲学家对Leib和Körper的划分。

“拥有身体”和“做身体”的范畴，指的是对身体的工具性态度，即Körper；而“成为身体”的范畴包含身体的生命经验，与经验主体相统一，即Leib。在拥有身体的情况下，身体与自我意识之间是分离的，身体是外在的，服从于自我，有时甚至反抗自我。这种对待身体的态度存在于以下隐喻中：工具，陈列柜，机器，物体，限制和连接器，以及灵魂的容器和感觉的来源。对身体的这种理解可能导致身体的客体化；同时，创造身体也假定身体是服从于主体的，主体可以塑造和创造他们认为合适的身体。这种理解在更大程度上突出了自我对身体的控制，强调了根据当前时尚趋势来控制和塑造身体的能力。在饮食、减肥、纹身和整形手术的背景下，创造身体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所有行为都能利用身体来有意识地外化和物化自我。自我与身体的关系由此在以下隐喻中清晰可见：身体是需要照顾的东西，是自我的表达。Turner详细描述了最后一种关系：成为身体，指自我与身体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毫无疑问，这种理解最接近于现象学视域中的身体，它隐喻着：身体是我(我的一部分)，是关于自己的信息来源。

身体感知的客体化显然在参与者的隐喻中普遍存在(即将身体视为工具而拥有身体)。参与者的反应表明，波兰的青年把自己的身体视为实现不同目标的手段。身体本身并不重要，它需要在行动的具体情境中获得意义。简单地说，可以假设只要身体保持健康和高效，不干预个人采取的行动，它对于其使用者而言是被忽视的，只有当功能出现某些限制时，个人才会关注到身体。

我们能够做什么

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客体化的身体隐喻会使得对待身体的这种方式更加普遍，导致人们将身体视为自己的财产和/或工具，这可能进一步导致他们剥削自己的身体，形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忽视身体的存在和其发出的信号。总之，身体的客体化隐喻阻碍了个体对健康行为的追求和长期护理身体的意识，因为他们认为身体作为一个工具只有在停止运作和功能失常时才应该加以呵护。

只有了解和研究既定隐喻所建立的参考框架后，我们才能从隐喻的间接影响中解放，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隐喻。改变个体感知身体方式的方法之一是提供一种不同的隐喻，一种不把身体视为物体的隐喻。这种隐喻的变化将带来对身体感知的认知变化，并继而可能带来与身体有关的行为变化。然而，更重要的是个体将身体视为自己一部分后所带来的洞察、反思和心灵安慰。因此，最重要的是，应该提高人们对所使用的身体隐喻及其对与身体有关行为的影响的认识；此外，应使社会和医学话语对其他隐喻持更加开放的态度(Ziółkowski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