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竞选的结果引发了人们对该国目前政党制度未来的质疑。在俄罗斯近代政治史上，首次没有一位议会内政党推出的候选人赢得超过5%的选票（至少，根据官方结果）。这意味着动员核心支持者的政党机制实际上是无效的。在一段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将通过向联邦和地区议会中的政党分配配额来“维持生命”。但如果当下的政权持续下去，目前的政党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新的制度。它可以被一个准两党结构所取代，该结构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和一个以共产党残余和“公正俄罗斯”为基础的左翼政党组成。一个亲总统的单一集团，以“统一俄罗斯”党为中心，以小众伪党为边缘的情况也很可能发生。

政党治理的历史

长期以来，俄罗斯的政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当时由苏尔科夫领导的总办内政团队影响甚至创造了体制内政党的决策过程。例如，“公正俄罗斯”党诞生于21世纪头十年中期，是一个人工培育的“社会民主”项目，是总办的智囊团。大约在同一时间，"祖国"党作为共产党（CPRF）的一个可控的民族爱国替代品出现。2020年，在政府政治集团的帮助下，“新人”党成立，以满足“城市选民”的需求。“旧”政党早就准备好做出让步，并于总办达成协议。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就投票支持政府的举措，如批准预算或任命首相。俄共能够公开反对克里姆林宫，但在最敏感的问题上，它总是满足自己的要求。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产党没有提名其领导人久加诺夫为总统候选人，而是选择了哈里托诺夫（之前是农业党成员，与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的哈里托诺夫是同一人）。总办希望向公众表明，除了普京，别无选择，而且支持他的选民比例非常高。当时，当局在操纵选举结果方面做得并不好，因此总统需要尽可能最弱的陪练。克里姆林宫准备容忍共产党拒绝支持预算草案或总理候选人，因为由于统俄党在国家杜马中占多数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可塑性，共产党作何选择对杜马的投票结果没有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总办仍然试图削弱俄罗斯共产党，使其更加灵活，试图分裂它，并使用广泛的搅局工具反对该党（名称、政策主张与俄共高度相似的“退休人员”党）。

2011年，公正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党试图利用全面的抗议浪潮，并短暂失控。他们支持博洛特纳亚广场的抗议活动。俄共和公正俄罗斯党的政治家出现在集会上，并向人群发表讲话。但在2012年普京再次胜选后，当局开始拧紧螺丝，体制内反对派放弃了。议员们开始投票支持禁止性、压制性的法律，作为回报，各政党获得了一些总办协调下的地方行政长官职位。后来，他们还被允许在2016年和2021年杜马选举的单名制区获胜。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强了体制内反对派对当局的忠诚。俄共、俄罗斯自民党和公正俄罗斯党都热情支持当局的所谓"军事行动"。新人党试图回避这个话题，但他们没有公开批评，就像他们没有批评当局采取的任何其他重大举措一样。体制内反对派的代表已经很久没有批评总统了，最近他们也不再批评关键的政府官员。

失去自身面目

随着对当局的忠诚与日俱增，体制内反对派政党自然会失去一些支持。人们不明白，当这些政党不断宣誓效忠总统并支持他的政策时，他们为什么要投票给以前的热门政党。所谓的“抗议选民”，即那些不支持当局的人，曾经投票给共产党，这是对现在被废除的“以上都没有”选项的一种升华，但他们现在不再这样做了。这些选民大多支持结束俄乌冲突，进行和平谈判，而这是当下的俄共无法满足的。公正俄罗斯党在社会民主和极端爱国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失去了它长期以来迎合的温和左翼选民。自由民主党失去了其主要资产——其创始人兼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于2022年去世。自由民主党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党派路线：该党的民望是基于日里诺夫斯基的民粹主义魅力。该党的新领导人斯拉茨基实际上是由总办亲自挑选并自上而下任命的，他可以被最好地描述为一个日里诺夫斯基的反面。斯拉茨基没有修辞或政治才能，也不善于驾驭阴暗高深的宫廷阴谋。新领导人的身边人无法为该党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因此，日里诺夫斯基的名字仍然是该党在各地区甚至总统选举中竞选的主要内容。当然，该党不能长期使用已故创始人的遗产。由于选民对新面孔和新力量的需求，新人党得以宣传自己，但四年来，该党一直未能制定出明确的纲领或意识形态。该党试图从温和的立场发言，但不敢越过当局划定的红线。

完全丧失或缺乏自身的独特面目，是政党自身的可塑性、他们急于妥协和取悦当局以及总办影响的结果。例如，民族问题一直是体制内政治力量的禁忌话题。他们可以提出非常笼统的口号（比如自由民主党的“我们为穷人，我们为俄罗斯人”），但仅此而已。当局代表通常也讲同样的陈词滥调。21世纪初，祖国党的领导层试图自担风险推动民族主义议程，但很快付出了代价：该党被解散，并与公正俄罗斯党合并。针对总统及其核心圈子的批评是另一个禁忌话题。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另一个禁忌出现了：对战事的批评。对政府和高级官员的批评也成为一种新的禁忌。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继续成为体制一部分的政党根本无法展现他们真正的政治“面孔”。俄共推动的具体议程是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取向，但这往往会排斥大量亲共产主义的选民。共产党选择的这种“斯大林主义者”的面孔或身份非常适合总办。失去自身的政治面目、政治身份不一致以及随之而来的选民流失主要是政党本身及其领导层的错。

玻璃天花板

在许多方面，体制内政党的人事政策复制了当局权力垂直范围内的人事政策。俄共、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试图破坏其政党内部的魅力人物，阻止内部竞争，甚至可能的领导层更迭。对于久加诺夫、米罗诺夫和已故的日里诺夫斯基来说，个人权力和个人利益始终比他们多年来领导的政治结构的竞争力和未来更重要。在俄共内部，魅力四射的成员总是被推离联邦领导职位，因为他们对苏联时代的高层官员构成了威胁。俄共领导层还与由魅力超凡的领导人领导的最活跃、最有活力的地区分支机构进行了斗争。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俄共策划了对自己的圣彼得堡市委和莫斯科市委的真正清洗，后者由前军官和科学家弗拉基米尔·乌拉斯领导。乌拉斯试图与各种政治力量合作，包括非体制内政治力量，他成功地提高了俄共在莫斯科的地位。在清洗之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分部失去了他们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加入了“灰色、无脸的地方委员会”大家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瓦列里·拉什金领导了这些清洗行动，他是萨拉托夫的国家杜马议员，许多俄共成员认为他是苏联时期的老官员，对久加诺夫极其忠诚。到了21世纪20年代，有着体面的政治经验，与俄共默默无闻的领导人比起来活泼多彩的拉什金本人也被清洗。

“公正俄罗斯”党领导人米罗诺夫管理着一个由相当丰富多彩的地方派组成的集团，但阻止了他们中的任何人变得强大到能够领导该党。米罗诺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和总统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圣彼得堡时期。而自由民主党的日里诺夫斯基有意在个人忠诚的原则上建立党的机构，精心挑选他个人喜欢的年轻人。这些“日里诺夫斯基的猎鹰”没有自己的野心，总是满足于作为议员或政党机构成员的舒适工作。地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对自由民主党的特许经营模式非常满意，没有领导该党的野心。矛盾的是，新人党的人事政策多少让人想起日里诺夫斯基时代的自由民主党。该党议员是该党领导人阿列克谢·涅恰耶夫的私人熟人，他为年轻商人举办的培训项目的毕业生，以及来自与地方当局有联系的各地的“特许经营商”。大多数地区分支机构都由涅恰耶夫教育项目的毕业生掌舵。证明这一规则的例外是雅库茨克前市长萨达娜·阿夫克森捷耶娃，她是新人党中最著名的人物。在该党成立的四年里，没有类似的人物出现在该党的队伍中。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人员配置政策导致体制内政党内部严重缺乏能够在联邦和地区层面代表政党担任要职并获得尊重的干部。当然，这也会导致体制内反对派的声望下降。

克宫的政策

克里姆林宫内政团队有兴趣保留一些或多或少可预测的体制内政党，因为它没有其他接口来处理不满者。一方面，当局在形势需要时干预了议会政党的内部运作，另一方面，它对政党内部人员配置政策的退化没有任何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这有利于权力垂直：内政团队习惯于与那些对总统没有威胁的熟悉人物互动。如果发生真正的斗争，体制内力量中可能会出现现任总统的替代者。各党派对当局的绝对忠诚以及他们尊重所有新禁忌的意愿也对当局有利。克宫内政团队可能会为总统和统俄党创造议会席位和官方支持率的新纪录。体制内政党地区分支机构的清洗也有助于权力垂直：它们消除了潜在对手对当局系地方行政长官和市长的威胁。

在这种形式下，情势只会进一步恶化。市长选举的广泛取消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所谓“市政过滤器”的严格监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恶化。在某种程度上，体制内政党中受当地公众欢迎的魅力人物仍然可以担任公职，并保留他们对选民的影响力（例如，长期任职新西伯利亚市长的阿纳托利·洛科特或伊尔库茨克前州长，俄共的谢尔盖·列夫琴科就是这样，更不用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自由民主党前州长谢尔盖·富尔加尔了）。但这个选项现在已经不在讨论范围内了。体制内反对党的领导层不仅不愿意为这些政党雄心勃勃的成员或想加入他们行列的人提供宝贵的职位，而且根本无法再这样做。

克宫需要这种准党派制度和至少某种民主的幻觉。这些都是发泄情绪的可控渠道，没有这些渠道，潜在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失控。此外，总统对受控多党机器的结构非常熟悉，年事已高的他不喜欢改变习惯，希望在周围熟悉的政治环境中运作。体制内反对派是这种局面的一部分。因此，克宫将试图至少以某种形式保护这一退化的系统。

两条路径

很明显，体制内反对派的队伍将遭受一些损失。“公正俄罗斯”党的支持率已经低于确保国家杜马席位所需的5%，其支持率也不太可能增长。该党赶走了魅力超凡的温和地方派，也开始拒绝被人为移植到其身上的“极端爱国者”。米罗诺夫的政党只向潜在选民提供对战事的支持，但它必须与更受欢迎的统俄党分享支持战事的选民，而支持战事的言论只会击退那些抗议性选民。在可预见的未来，米罗诺夫很可能会以最后光荣退休的方式在联邦委员会任职，而他的政党中拥有一些资源的知名成员将分散到其他政党。自由民主党的未来看起来也很黯淡：在2026年的杜马选举中，要依靠日里诺夫斯基的魅力将更加困难。在未来两年内，该党（或密切监督它的总办内政团队）不太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有前途的形象和意识形态，以及一个具备公共政策技能的新领导人。打破5%的障碍对自由民主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尽管总统政府可能会“额外赠送”几个百分点，至少让它留在新的议会中。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里诺夫斯基的政党将不再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俄共也将很快面临领导层的问题：久加诺夫今年即将年满80岁，将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积极竞选。最有可能的是，共产党将由其第一副主席尤里·阿富宁领导。很明显，他甚至不太可能激励最忠诚的俄共选民。但俄共中根本没有一个既有前途又忠于当局的政治家可以成为阿富宁的替代者。因此，与自由民主党一样，俄共也将面临迈过5%门槛的问题。新人党的受欢迎程度也将围绕这些百分比波动：该党的领导层不太可能突然转变为自然吸引公众关注的魅力人物。最终，很可能由于客观原因（包括效忠者的评分和行政资源的使用），只有统俄党才能进入国家杜马。那些不支持它的俄罗斯人将根本没有可以投票支持的党派。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将失去议会代表权。人们将只剩下一个选择——走上街头，这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发生。总办内政团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改革。

两种可能的方式之一是建立一个可管理的两党制，一方面是一个广泛的权力政党，包括新人党的温和派人物，另一方面是以阿富宁领导的共产党（完全由总办内政团队控制）为基础的“过去的政党”。公众将产生这两股力量之间斗争的幻觉。这种选择对政权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在危机时期，“第二”党可能会被心怀不满的精英团体用作夺取权力的工具。这个第二政党本身也可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并试图真正反对政府，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

第二种选择是将国家杜马变成一种公民会议厅，其成员名额是由当局根据自身对大众社会运动的想法人为分配的（然而，真正受欢迎的社会运动的位置长期以来一直被忠于政权的人和运动所取代）。总办将通过发放席位分配配额来支持这种人工有机体的运作。这种配额可以遵循两种模式。克里姆林宫在俄占乌领土实施了第一个方案，为议会政党提供了克服进入门槛所需的百分比，并为每个政党分配了一个席位。但这一计划看起来过于人为，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因此也可能引发公众抗议。

莫斯科市杜马选举将使用更温和的配额制度：其未来成员将只在单名制选区选举，市长办公室将为每个体制内政党提供一个保证获胜的选区。这个选项体现了代表性，又不会给人以操纵数字的印象。为了延续当下的图景，该政权将不得不改变组建国家杜马的计划，而且这样做的时间越来越少。然而，克里姆林宫将无法避免重新设计整个系统：这个机制太旧了，已经无法再保持原样。

原文题目：Parties in a coma

原文出处：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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