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后，中国经济未能如多数人预期那样复苏，反而陷入了增长低迷的困境。尽管政府推出了各种货币和财政政策，但效果甚微。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严峻问题，陷入了增长乏力的境地，进入了GDP低于5%的低速增长阶段。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2022年的楼市大跌、出口下滑和GDP增长降至3%，主要原因并非疫情，而是中国经济达到了顶峰后的回落拐点。楼市见顶、出口遇阻、债务扩张到极限以及人口开始下降，加上疫情和俄乌战争导致的国际环境恶化，这些不利因素在2022年集中爆发，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拐点。

这些不利因素在随后的两年内持续发酵，使中国经济陷入难以扭转的低迷。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目前确实面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房产泡沫破裂、严重的债务危机、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等四大难题。只有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才能摆脱增长乏力的困境。

1.房产泡沫的破裂和楼市的快速下滑，是影响当前经济的最大难题。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政府卖地推动房地产，并通过投资基建来驱动发展。房地产及相关建筑业占中国GDP的比例高达26%，居全球首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将房地产业对经济的重大影响总结为“456”：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信贷的40%，房地产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居民财富60%集中在住房上。由此可见，房地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产业无法替代的。

然而，经历了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楼市在2022年见顶后大跌26%，2023年再次下跌8%，而今年前5个月又大跌了23%，跌势迅猛。商品房销售面积从2021年的18亿平方米下降到今年的不到9亿平方米，三年内下跌了50%。

鉴于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占中国GDP的26%，房地产下降10%，将导致GDP增速下降2.6%。今年地产市场大跌20%，这意味着GDP将减少5%。

因此，政府和各方高度重视稳定楼市，不断推出刺激政策，但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各级政府出台的上千个刺激政策未能显著奏效，新房销售量依然下降了50%。主要原因在于过去20年，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房产市场积累的泡沫过大，破裂和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中国的房产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据相关机构估算，我国住房总市值达460万亿元，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房产市值的总和。对于一个人均GDP仅为1.2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人均居住面积达45平方米，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房产占中国居民财富的近70%。中国房价也是全球最高，世界房价前十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六个。

如此巨大的房产泡沫必然会破裂，因此中国楼市无法长期稳定。目前只能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挤掉泡沫，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副作用。

房地产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冲击众所周知，最著名的例子是日本1990年房产泡沫破灭后，经济停滞了30年；另一个例子是美国2008年的房产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美国经济在五年后才逐步复原。

然而，市场规律是不可阻挡的，政府的救市措施也无法阻止楼市的下行和萎缩。这是对中国GDP增长短期内最大的负面因素，这是无法克服的，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政府的救市作用在于防止楼市的大崩盘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例如当前的房企暴雷潮。

只有等到商品房销售面积回落到年均3亿平方米，中国楼市才可能见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才会结束。而这至少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

2.债务过重和债务危机，是影响经济中期增长的重要因素。

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冲击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中期因素则是过高的债务负担。

过去十年，为了推动GDP增长，中国通过举债进行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以及刺激消费，积累了巨量的债务。目前，债务扩张已达到极限，未来只能紧缩开支、减少投资和消费来还债。只有当债务回到合理范围之后，正常的消费和投资活动才能恢复。中国社会刚刚进入还债期，居民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来偿还房贷，而房产和基建企业需要经历约20年的循环周期才能回归正常。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

我国的借债发展始于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进行的4万亿投资房产和基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2014年房产市场下跌之后，又启动了每年600万套（约6亿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以推动房产和基建，继续依靠投资拉动GDP增长。2015年至2018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超过80%，最高达到64万亿元。即便在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仍然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2%，成为政府推动GDP增长的主要手段。

此外，通过货币宽松政策，鼓励居民贷款买房、买车和消费，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积累了巨额的债务。

从宏观杠杆率（全社会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宏观杠杆率已经位居全球最高。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发布的《2023年度宏观杠杆率》报告，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从2022年末的274.3%上升至287.8%，社会总负债达到362万亿元。其中，实体经济部门总债务全年同比增长9.8%，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债务分别同比增长6.9%和9.1%。相比之下，美国的宏观杠杆率为250%，中国不仅比发达国家高，且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2023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为71万亿元，地方城投平台的隐性债务为80万亿元，合计政府总债务为150万亿元。

2023年，中国国有企业负债约为240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性单位负债为12.4万亿元，民营企业负债总额为54.2万亿元。

中国企业负债率更是全球最高，高达173.7%，而美国企业负债率仅为64.4%。

债务规模越大，每年的还本付息规模就越大，对财力的消耗也就越大。2023年，中国的利息支出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超过40%，也就是说，新增100元贷款中有超过40元用来还债。

目前，房企暴雷、地方债务逾期以及居民断供房贷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只能支付利息，不得不将本金偿还期限展期到10年、20年后。

2023年，中国债券市场已有50家发行主体对152只债券进行展期，展期规模高达2044.45亿元，超过了2022年的展期量，达到了历史新高。从年初到12月初，中国债券市场已有31家发行人违约，共涉及境内外债券68只，违约规模合计为1041.7亿元。

自去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发行30年、50年期的超长期国债，主要原因是负债过重，短期内难以偿还，只能推迟到三五十年后再还。这表明，债务问题将会影响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中国的还债周期可能会持续30年。

由于负债过大，企业减少投资，居民减少消费，自去年以来企业和居民贷款大幅下降，这对经济增长非常不利。

债务问题非常难以解决。唯一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政府增加债务，将资金发放给居民，帮助他们减少负债，从而增加消费，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方法虽然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推动经济复苏。

3.贫富分化和消费增长下降，是影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核心难题。

居民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高，因此能长期稳定发展。然而，中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相对滞后于GDP的增速。

去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出口下降，投资增长触顶，三驾马车中的两个动力熄火，消费被迫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2.5%，即5.2%的GDP增长中，消费贡献了4.3%。相比之下，2022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只有39.4%。

尽管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增强，但由于民众收入不高，消费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去年，民众收入增长下降，消费随之下降。今年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而去年同期增长了9.3%，增幅下降了一半。

今年前5个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为3.6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0.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3.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为3.57亿元，同比下降27.9%，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30.5%。这种下跌幅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民众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下降。今年前4个月，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居民收入不足，消费自然无法增加，因此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效果有限。

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消费。如果消费不增长，经济就无法增长。

民众消费力弱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分配制度向资本方倾斜，压低了居民的工资和福利，从而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因此多年来没有公布这一数字。

《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全球共有3112位十亿美金企业家，中国以969位十亿美金企业家领先全球，美国以691位位居第二。北京是全球富豪人数最多的城市，纽约第二，上海第三。

根据招商银行的财务报告，客户结构显示，2%的人持有82%的资产，而97.88%的普通客户仅持有17.87%的资产，人均资产金额仅为1.14万元。这反映了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

尽管中国居民总存款高达150万亿元，但其中超过120万亿元集中在2%的人手中。这些富人的消费需求已经饱和，主要将资金用于投资。因此，要增加社会消费，就必须提高90%以上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因为他们才是消费的主力。

为此，必须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将部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普通人手中，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提升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只有普通民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了，经济才可能增长，社会才可能稳定。能否解决好贫富悬殊问题，实现多数民众的均富，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4.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是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致命难题。

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口现象。人口不断增长，劳动力充足，经济就能快速增长；反之，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下降。人口老龄化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降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遇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且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老龄化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未富先老，这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致命因素。

1994年，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时，人均GDP已达到3.99万美元，步入发达经济体。而中国在2021年步入深度老龄化时，人均GDP只有1.26万美元，还处在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高收入阶段，仍未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也就是说，日本在“失去的30年”之前，已经在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中高枕无忧，而中国还需努力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22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4.9%，深度老龄化提速。相比之下，德国老龄人口占比在1972年达到14%，36年后（2008年）才突破20%，进入超老龄化阶段。法国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社会经历了24年，日本从深度老龄化社会过渡到超老龄化社会（1994年~2006年）用时12年。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更快，按照当前出生率及死亡率水平估算，在2030年后就可能过渡到超老龄化社会。

未来十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超过美国，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7%；美国只有18%。

2022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85万，开始负增长；到2023年，下降了208万人。根据一些机构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至10亿人，到2100年可能降至7亿以下，甚至有预测称可能会低于5亿，与美国人口相当。

人口减少和养老负担增加的双重压力将对中国经济长期产生负面影响。

如何解决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鼓励生育和引进移民。鼓励生育的效果有限，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主要采取引进移民政策。

然而，一个国家要吸引和融合移民，必须具备良好的生活条件和高水平的治理能力，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近年来，中国面临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危机、贫富分化和老龄化等四大历史性难题，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能否成功解决这些难题，将决定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