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有没有战略，能不能停止内卷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面对两个重大的机遇，一个是海外需求旺盛。疫情以来欧美国家大量发钱，一度降息到零利率，虽然付出了三年高通胀的代价，但的确也带来了资本市场繁荣、消费繁荣和旺盛的需求。日本经济在多年负利率和近年日元大幅贬值后，也走出衰退和通货紧缩，呈现出需求和就业旺盛的繁荣局面。在这种海外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过去几年，凡是有出海战略、海外销售占比高的中国企业，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反之，没有出海战略的企业，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内卷”。

第二个重大机遇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盛预测，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带来至少7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假设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它也只反映了人工智能影响的20%。剩下的80%影响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对原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就像面对30年前的互联网，很多商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金融企业曾经认为互联网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来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以及各行各业。所以今天各行各业都应积极关注、及时运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技术。据说包括煤炭采选在内的很多行业，在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后，都能提高15%以上的工作效率。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开启一个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正在引领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繁荣长周期，能够带来至少10到20年的新增长动力。

在面临这些全球机遇的同时，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最近美西方国家又在制造“中国产能过剩”的谬论，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如果不面对全球市场，让英国、美国、日本等产品只在其国内销售，这些国家在工业化阶段都会出现所谓“过剩产能”。事实上，由于各国消费者都喜欢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那些在中国制造面前没有竞争力的产能，才是应该退出全球市场的过剩产能。

虽然在外交、外贸领域，我们必须在海外争取权益、扩大海外市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像英国、美国工业化阶段那样，其海外市场有强大的全球军事力量、政治力量作保证，有他们所主导的贸易体系和金融体制作保证，但是英国的制造业优势和贸易比较优势最终也消失了，美国曾经的制造业优势、贸易优势也转移到了亚洲，我们的制造业和贸易比较优势受到挑战也是必然的——所以，除了巩固制造业和贸易比较优势，中国如何培育跨国投资优势、金融优势和科技优势？

今年4月份，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出海，我们的民营企业，哪些有出海战略和全球化布局？那些已经有全球化布局的企业，还需要哪些提升呢？

在海外市场上，很多中国企业拼命杀价，把国内的竞争对手杀成亏损，甚至自己的产品也亏损出售，不但造成很多损失，还经常被征收高额关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能形成一定的价格联盟，在海外卖得稍微贵一点，从而让企业多一点利润，给员工多发一点工资，让政府节省一点财政资源？中国企业不仅要出海，而且要有出海战略，不能在海外市场一味恶性竞争、自相杀价。

中国未来就业主要靠服务业

从国内来看，有两个经济深度转型已经不可回避。

第一个转型是供给结构的转型。过去几年出现一种错误的倾向，把制造业发展跟服务业发展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提高制造业的占比提高。

农业是基础，制造业是一个大国竞争力的体现，但不论是农业的重要性，还是制造业的重要性和发展水平，都不是体现在它在经济内部的占比上。

100年前农业在中国经济的占比是多少？肯定是80%以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吃不饱饭，农业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现在中国农业在GDP的占比7%左右，但是中国农业的产量早已提高了千百倍，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也早就解决了。所以农业的重要性不体现在占比上，体现在技术水平、农业产量和质量上。正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和占比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也是一样。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服务业在GDP的占比只有30%多，那个时候我们的制造业、农业生产力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2000年前后服务业占比提高到40%以上，挤占和降低了工业和农业占比约10个百分点，结果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已经初步展现；如今，中国服务业达到了50%以上，又挤占和降低了农业和工业10个百分点的占比，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变成了全球第一。所以，服务业发展和占比提升，为工业提供了人才、科研、商业流通、更高效的协作、更专业的社会分工、更低的成本……服务业的发展和占比提高，不但不会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

所以，政治局会议才需要强调 “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

从就业上来看，我们也要深刻理解未来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当前，我国农业就业人口约1.7亿，工业就业人口约2.3亿。十年以后，虽然农业和工业的产量会大幅提升，但是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农业就业人口大概率会降到1亿以下，工业就业人口可能会降到2亿以下。所以，未来工业和农业不但创造不了更多的就业，反而还会释放出几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主要靠服务业来吸纳。

每年几万亿投资不如用来促消费

长期以来，我们在需求侧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和投资驱动，出口现在面临着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那么固定资产投资是不是还可以作为主要驱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就明确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怎么理解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在经济起飞阶段多搞一点投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每一块钱的投资不仅有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通常都有几倍的乘数效应。但是在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后期还保持那么高的投资率，势必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中国目前的投资率，也就是新增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仍然高达42%以上，且已经连续十几年保持这么高的水平。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在20%~25%，印度也只有27%。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减少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假设我们在未来十年或者五年能把投资率降低到25%，至少降到30%以下的水平，那么每年至少有10万亿元以上的低效和无效投资会节省出来。根据某部门的研究测算，目前很多省份的财政投资平均投资乘数小于1，而同样的财政支出如果用于给居民发消费券，消费乘数大于3——也就是说，如果把每年10万亿元的低效投资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就会产生30万亿元的总需求，那么扩大内需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深度转型，不仅要求决策观念转变，而且需要深化国民收入和分配体制改革。考虑到当前中央经济决策部门仍然是投资驱动的体制，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招商引资、上基建项目等，因此从认知转变，到机制转变，再到实践变化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从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的变化，对企业影响也很大，企业要足够重视这种总需求结构的巨大变化。过去这些年，我跟很多的房地产企业家聊过未来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警示这个行业的巨大潜在风险，但是很少房地产企业家能听进去。希望现在处于投资条线上的企业家们，不要像前几年房地产企业那样盲目乐观，或对未来的总需求结构深度变化不够重视，一定要前瞻性地做好战略转型。

每降息一点，非金融企业可增加1.5万亿利润

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经济各行各业面临的短期复苏状态还是很不一样的。

人工智能、大飞机、船舶制造、出海等产业需求前景无限广阔。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改变才刚刚开始；中国的C919大飞机、船舶制造，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全球都面临着旺盛的需求；希音等很多供应链平台企业在销售中国的出海产品，在各国消费者中供不应求。

半导体、生猪养殖、部分化工品，去库存已经结束，补库存正在开始，有的行业产品甚至已经开始涨价。这样一些产业的复苏，在投资上可能带来短暂的好机会和不错的回报，但是从经济总量上来讲，如果用去产能、去库存的手段以牺牲一部分企业为代价，而让另一部分企业赚钱，这种方式带来的复苏是局部的假复苏——因为经济增加值不但没有增加，甚至是紧缩性的，就业也没有增加，甚至是减少的，这样的局部的、短暂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不应该是政府宏观追求的目标。

航空、电子消费品、MLCC、IT服务、部分医药、部分非高端消费品行业，有些已经在弱复苏阶段。但是如果就业、资本市场长期低迷等因素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这些弱复苏行业随时还会陷入衰退。

还有很多产业，比如房地产、光伏、锂电池等，以及很多传统制造业，其供给严重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扭转，去库存之路可能还很漫长。

总体看，只有需求扩张带来的复苏才是可持续的。结构性改革与逆周期调节，是扩大内需的左右两只手，都不可偏废。

我们的逆周期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降息空间。考虑到非金融企业贷款总额在150万亿元，如果能够降息一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可以增加1.5万亿元；考虑到居民住房按揭和消费信贷总额在80万亿元左右，如果实际利率能够降低一个百分点，居民利息支出能减少8000亿元；政府债务的利息成本支出也会大幅减少。

我们的货币政策决策观念，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防通货膨胀、防股市泡沫、防房地产价格上涨、防人民币汇率贬值等“过去式”的观念中。中国经济已经不是这样的形势，应该尽快转向防止通货紧缩、防止股市下跌带来风险，防止房地产进一步下跌带来风险，甚至参考日本经验容忍汇率适当贬值，不但促进本国产品出口，也带来大量海外游客，促进本国市场繁荣。

从国际金融环境看，加拿大、欧洲都开始降息，美联储很快也会降息，中国还有很大的降息空间。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创新转型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本身就是助力中国经济转型。从需求结构上来讲，未来更多要靠消费需求，民营企业在消费领域占比较高；从供给结构上，未来比重最大、对就业贡献最大的是服务业，民营经济在服务业领域最活跃。在创新领域、出海领域，也是民营企业最活跃、占比最高，所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创新转型。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今年又要计划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这些对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从理论创新和社会舆论上，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十分重要。为此，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作为一个社会智库，去年与河北省民营研究会合作开展了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理论创新。课题组通过对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实践，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理论成果建议：

未来财富流向哪里

在软价值经济时代，全球财富流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在农业时代，创造和聚集财富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财富分配主要在土地和劳动者之间展开；在工业时代，资本和技术可能是聚集财富的核心资源；而在正在到来的软价值经济时代，未来的财富分配将会在研发创意、平台、内容创作者、流量创作者，包括数据在内的各种信息元素等新的核心资源之间展开。

今天，全球已经有六家公司的市值超过了万亿美元，在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十年之内会出现10万亿美元以上市值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会是房地产企业，大概率也不会是普通制造业企业，而是科技企业、平台公司，是绿色发展的企业。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转型研究”，本文根据6月13日作者在“2024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暨国企民企协同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的演讲整理，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