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前后两周公”

韩慕侠形意拳视频（韩慕侠后代）

在我们党的革命先辈之中，有不少文武双全的全能型大才，而在这其中，最为显著的，除了毛主席之外，那就要数到周恩来周总理了。

论武，在个人武力上，周恩来总理早期时间师从武术大师韩慕侠先生，后来在上海进行工作时，我党的“锄奸队”就是周恩来组织的，说道军队指挥，他是我党的建军之战，“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可以看出来，无论是“小武”，还是“大武”，周恩来总理都堪称是不落人后。

论文，周恩来在天津南开毕业之后，曾经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这在当时，绝对算的上是高学历海归了，而且在建国之后，周恩来不仅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还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任外交部长，这也证明了在文化方面，周恩来的造诣之高。

但是令人好奇的是，曾经两度出国留学，建国后更是成为了首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却很少在人面前说英语，难道是周总理不会说吗？他的英语水平究竟在哪一步呢？

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想学习一门外语的话，那么自然是接触的时间越早越好，学习外语的年纪越小越好，而周恩来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外语，应该是他在南开中学的时候。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和他的伯父从江苏淮安移居到了天津，并且成功地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

在南开中学之中，每个星期一至少都有着10个小时的专门的英语课，有老师专门教授学生们英语，不仅如此，在天津南开中学上课，所教授的项目之中，除了“国文”也就是语文，和中国历史等偏“国学”一些的科目之外，其他所有的学科都是英文授课的，包括数学。

而且南开中学的图书馆里，也全部都是英文方面的书籍居多，其中各种的英文小说更是数不胜数，学校正是用一种这样耳濡目染的方式，让学生们更多的生活在一种英语的环境之中，以此来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

经过了4年的熏陶与学习之后，周恩来的英语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而在南开中学毕业之后，周恩来便到日本留学。

在当时，日本人为了更多的攫取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向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旧事重提“二十一条”。

这件事情不仅在中日两国之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外国媒体也非常关注此事，在当时，一家英国媒体便报道了这件事情，并印出了报纸在日本发行，而这份报纸恰好被周恩来看到了。

在看到了这份报纸之后，周恩来飞快地阅读了起来，并没有丝毫的阅读障碍，并且在看完了之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随后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情：“4月3日，通览英国报纸，日本政府又逼迫21条于中国。”

在完成了日本的学业之后，周恩来并没有就此停下。

学海无涯，1920年年末，周恩来到了法国。

在法国，周恩来仅凭着英语，一开始也还能和一些人的交流，但是在学校上课，老师们却都是用的法语，于是他又报了一个法语学校，并且进入了一家汽车工厂工作，课上课下同步练习法语，不过一年的时间，他的法语也已经相当的有水平了，和当地人们交流起来毫无障碍。

后来，周恩来又到了德国的柏林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又回到了法国，在法国完成了他的我的学业，回到了中国。

根据一些记载来看，周恩来很少使用德语，但是会是绝对会的。

一个人，能够说中、英、日、法、德，后来也学会了俄语，整整六国语言，周恩来在学习语言上表现出来的天赋，也算是相当之高了。

1939年，美国的记者斯诺来到了中国，他准备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看一看这个中国独特的政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而当时经过了万里长征，我党的部队已经大多转移到了陕北地区，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斯诺又不远千里地到了陕北，根据斯诺后来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周恩来总理的英语水平并没有太多退步。

因为在当时，斯诺到了陕北地区，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找谁接待自己，应该怎么找到共产党，而当他找到了一个穿着军装的人，用非常生疏的中文，再加上比比划划了半天之后，这位战士才终于大体明白了他什么意思，把他带到了我党红军的驻地。

在驻地，斯诺等了片刻，便只见一个同样穿着军装，留着一副络腮大胡子的青年军官站到了自己面前。

斯诺打量了一下这一个青年军官，只见他身上的衣服和普通战士们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普通战士们还要脏一些，他的双手也已经布满了沧桑，似乎只是一个农民的双手，但是他那有着一副大胡子的脸上，一双眼睛却是格外的明亮。

斯诺正在考虑怎么向这个军官表达自己的来意，却只见这个青年军官开口，用非常娴熟的英语问道：“你想找谁？”

这一下斯诺顿时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周围一片矮矮的黄土墙，又看了看面前这个如同普通农民一般的红军，突然感到了一阵“违和感”。

这个“农民一般的红军军官”竟然会说英语，这里可是中国的内地中的内地呀，不出意外，这个青年军官正是周恩来。

随后，斯诺有些小心翼翼地和周恩来交谈了起来，但是随着交谈，斯诺的心情也越来越放得开了，后来在斯诺的回忆录中，周恩来总理虽然说英语说的有些慢，但是说的却非常的准确：“我非常能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他也非常理解我的意思。”

斯诺这次陕北之行也是非常圆满，他所写的《西行漫记》传到了美国之后，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谁也没想到，在遥远的中国，在“内地中的内地”陕北之中，竟然有这么一伙理想主义者。

随即在1941年，美国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专家欧文来到了延安，而他此行就是想见一见斯诺所描写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负责接见斯诺的周恩来。

但是在这次，周恩来和欧文的交谈中，欧文知道周恩来曾经在法国留学，便提出来了请求，可以用法语和英语来完成这次交流。

但是周恩来却微微一笑对欧文说道：“不好意思，欧文先生，我的英语程度很有限，而且回国这么多年，我的法语也剩下多少了，要不我们这次还是用中文来交谈吧。”

欧文听了之后，虽然有些而费解，但却依然点了点头，和周恩来用中文交谈了起来，当欧文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周恩来还会非常耐心地给他讲解相关问题。

1954年，此时周恩来总理已经是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了，在代表我们国家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前往莫斯科，参与一项会议。

在会议结束之后，众人在一起聚餐，周恩来总理在向苏联的米高扬敬酒时，使用的是英语，这让米高扬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便把酒杯放在了桌子上，并没有喝：“周总理，你向我敬酒，为什么不说俄语而要说英语呢？我记得你也是会说俄语的呀。”

周恩来总理听了之后，也只是一笑，对米高扬道：“先生，你向我发问为什么不说中文呢，我记得你的中文说的也是可以的嘛。”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他一直很担心中国对他访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于是他的先派出了自己的使者黑格来中国，进行初步的交涉。

在黑格尔和周总理的会谈中，黑格说了这么一句话：

“theusgovernmentisconcernedabouttheviabilityofChina。”

这句话被我们的翻译给翻译为了：“美国很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

周总理听了这句话之后，当场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在会议之后，他却让人找来了好几本英语词典，相互比较之下，发现viability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

于是到了第二天，再见到黑格后，周恩来总理先是对黑格一笑：

“感谢美国政府的担心，但是我们国家的生存能力并没有什么问题。并且我们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和美国在国际上是平等的，美国关心我们国家的生存能力并不恰当。”

后来，尼克松访华时他也说了一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只隔了一个太平洋，只隔了1.7万英里。”

但是在翻译官章含之的嘴里，他却一不小心将“1.7万英里”，翻译成了“1700英里”。

而在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听出来什么问题，甚至连美国的翻译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周恩来总理在听完了尼克松说的话和章含之的翻译之后，不由得对章含之笑道：“含之，1700英里也太近了吧。”

可以看出来，在此时周恩来总理的英语水平还依然是存在的，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周恩来总理并不比专业的翻译差多少。

其实语言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在什么时情况、什么场合下，使用什么语言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是斯诺第一次来中国时，他所代表的只是他个人，只是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并且是想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现给全世界，所以周恩来总理自然要使用英语，尽力地去配合斯诺，给他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

而在1941年，欧文来到我们中国时，他并不是作为个人来的，他是带着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使命前来中国的，就是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现状。

既然是代表一个国家而来，那么周恩来总理在和他交涉的时候，自然就不能再使用英语了，因为欧文是代表着美国而来，那么能和他平等对话的，只有是中国的代表，既然代表了中国，那么自然就要说中文。

而在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苏联说英语，那是因为当时苏联并不只邀请了周恩来总理来参加相关的会议，也邀请了英国和印度等国家。

在当时的国际上，英语是主要通用的官方语言，而周恩来总理说英语则是不仅仅是说给苏联听的，更是说给印度和英国听的，表达了我们中国一种乐于参与国际事务、乐于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的一种态度。

我们中国确实是实行了“一边倒”政策，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求同存异”，我们并不只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尤其是在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和印度的会议上提出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时向世界展现一个宽容开放的中国，则是非常重要的。

周恩来总理作为我们国家革命的伟人，作为我们国家创立的领导者，语言的智慧，语言的艺术，在他的嘴里那堪称是信口拈来，用什么语言去说什么话，在他的思路里，肯定也都是有着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