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北京日报》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人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和交织，情绪也因此在不安、焦虑、平静以及昂扬中交替。为何人与人的情绪也具备这么强的“传染性”？别人的勇气到底能不能给其他人以力量？这些或许都能从李· 丹尼尔 · 克拉韦茨（Lee Daniel Kravetz）所著的《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一书中找到答案。

李 · 克拉韦茨是咨询心理学硕士，也是美国的一名科学记者。不同于其他的心理学图书，他的叙述从十年前震惊美国的硅谷中学生自杀事件说起。

2009年，一场悲剧发生在硅谷的帕洛阿尔托镇：一名甘恩中学的学生在迎面而来的火车前卧轨自杀。社区成员都认为这只是一起孤立的事件，然而几周后，这种悲剧再度发生，此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学生选择自杀。在6个月里，这所中学有5名学生相继卧轨自杀。

是什么让这些父母皆是社会高层精英人士、享受着优渥教育资源的学生们相继自杀？悲剧发生时，克拉韦茨刚搬进这个社区不久。作为一名科学记者，直觉让他追问悲剧发生的原因。更令人不解的是，这场群发性自杀是如何在一个自我意识较强并高度警觉的精英社区中发展起来的？

于是，历时七年多，作者走访斯坦福、哈佛、耶鲁、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高校及联合国心理学实验室，只为找到社会传染背后的原因及可能阻断传染的媒介。最终，他的答案是社会传染。思想、情绪和行为——从打哈欠到贪婪——都具有传染性，而且，人们都很容易受到环境中一些无意识诱因的影响。

克拉韦茨分析，传染的原因来自于人的大脑。大脑在环境中无意识挑选线索，这种线索可能就是社会传染的模因。模因就像某种核心思想，能在大脑思想中进行繁殖，让大脑成为传播思想的载体。这些模因能够在适合的环境中通过人，传播、感染、激活其他人的思想。而这种传染完全是无意识的。传染的途径则是通过人际网络，包括面对面沟通、网络交流等。人们在环境中就会传播彼此的想法，更是会在无意识中受到许多影响。比如情绪，在一个群体中，感觉联系紧密的伙伴中有一位心情不太好，其他几位就能感受到，心情也会不太好。甚至，自卑的影响也是如此。当然，正能量的传染也是一样。

所以，作者的观点是不管在何种社会环境下，都应该让正能量也互相传染。他举例说，历史上总是不乏这样的士兵、公民、艺术家，他们利用暗示来帮助民众克服恐惧心理。比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写了不少关于勇气的作品，还有不少以勇敢为载体的诗章。他死后，他作品中的金句成为革命者口口相传的经典。圣雄甘地称雪莱是他勇气的源泉，马丁· 路德 · 金也曾提到过这一点，让自由之歌充满民权运动的激情和鼓舞，正如他所说的，“给人民以新的勇气”。

勇气在任何宗教和文化中都是一种美德。美国心理学家卡尔 · 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称勇气就是选择成长而不是选择安全的激励催化剂；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 · 阿德勒（Alfred Adler）认为勇气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核心的东西；另一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 · 班杜拉（Albert Bandura）则认为勇气是自我效能感（自信心）的最佳宣言。

无论一个人如何看待勇气，这种品质都可以通过别人树立的榜样、通过阅读传记和故事、通过听一些勇敢的行为、通过聆听让人勇敢的音乐而获得。即使是和有勇敢行为的人间接接触，也会增加做出同样行为的可能性。

如此再来回看十年前发生在硅谷的那个悲剧。帕洛阿尔托镇也展现出过充满勇气的一面，它是出于需要而诞生的。“的确，这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勇敢和恐惧的社会传染之间的斗争。当我们面对没完没了的坏消息时，我们努力站在一起面对所失去的，在前行的路上对自己提出尖锐的问题。”克拉韦茨说。他认为，传递持久性勇气的诀窍就是用它的例证来压倒整个社会体系，用慷慨、权威、个人责任的展现和在战斗中表现出的镇静使环境稳定下来。

再回到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人们既有的生活模式，人们每天都要接受有关疫情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令人沮丧和失望，有些信息令人感动和昂扬，各种信息反复交织在信息接受者的脑海中，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如此，我们不妨再来温习下克拉韦茨的话：

勇气的传染力势必能超越恐惧，全社会都应让正向传染点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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