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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栩然

首发 |栩然说（ID：xuranshuo）

因为疫情的影响，全国的高考推迟了。

但即使这样，转眼也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今年的高考因为延期，必将载入史册。

今天，我想深度来聊聊高考，以及它对整个国家的意义。

事情的起因是前两天，有个叫仝卓的明星，在直播里公然宣扬自己当年高考“改身份”。

很多人没看过直播，可能以为他就是随便说说，或者就是开玩笑。

这里，我给大家放几张截图，让大家感受下他当时的嘴脸。

在表示自己成功改身份成为“应届生”之后，忍不住偷笑出声。

说真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傻还是坏了。

他难道不知道，高考改身份，是非常严重的舞弊行为？

虽然，按照他的说法，他最后并没有考上那所学校，也就是没有收益，但这里面暴露出的问题，却值得深思，假如身份操作下可以改，那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改？

早些年，高考改户籍、学籍、民族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有过顶替别人的名字去读大学的“操作”。

所有的这些，伤害的不只是高考学生的心，更可能会对高考的根基产生严重影响。

因为在中国，高考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四个字：

绝对公平。

1952年，教育部公布, 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考试 , 统一规定报考条件以及考试科目。

这是第一次，建立起了新中国的高考制度。

在这之后，全国统考统招的高考制度实行了十余年，并一直延续到了那个关键的年份。

1966年。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开始了。

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无数旧框框被打破，无数旧制度被砸烂。

其中也包括高考制度。

但事实上，早在1966年之前，毛主席就对当时的教育以及高考制度极为不满。

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谈话中，他都强调教育应该与劳动相结合，反对死读书，认为书读多了就会害死人，主张学生应该下工厂、进社会，去学工学农，并提出应该压缩学制。

对于分数主义带来的学生生活紧张和健康状况下降现象，他提出要减少学业负担。

上学太累，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毛主席语录》

按照现在很多人的说法，高考之所以中断，几乎所有的锅都应该由一个人背。

但当我翻阅那段时间的一些资料，才惊讶地发现，对高考制度的不满远不是一个人的决策或者态度。

1965年10月，南京师范学院附中对高中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高考不好，考试把学生视为敌人，为应付高考，死记硬背现象严重。

不久后，上海格致中学四名学生提交了一份万言书，认为高考是纸上谈兵，学生脑筋越考越死，甚至把考试谐音称为“考死”。

1966年，高等教育部学生司组织了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关于高考谈到了几个共同的问题：一是视学生为敌人，公开和定期袭击；二是高考作为指挥棒，影响和阻碍了中学教改；三是高考引起各方紧张，过于残酷；四是一考定终身，不合理等等。

1966年6月，最激烈的批判出现了，北京女子中学和北京四中的学生分别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

信里对高考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把高考称为“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工具，他们声称要承担起“砸烂旧的高考制度的责任”，并认为，打碎高考制度，就是打碎“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打碎“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

应该说，在当时权贵普遍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年代，学生们的主张是有一定缘由的。

很多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子女，因为基础教育和眼界上的差距，很难通过学习考试进入大学，进而改变命运。

既然考试要考城市孩子每天都要看的书，那为什么就不能考考农村孩子每天都要干的农活？

正是在这种社会舆论下，1966年6月13日，国家决定改革高考招生办法，并推迟了当年的高考招生工作。

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

至此，统一高考制度被正式废止。

从1966年至1969年，国家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但还是要说明的是，那几年里，并非就没有了大学。

1970年，为落实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全国招收了7届工农兵学员，94万人。

由于废除了统一的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

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调查，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小平同志后来评价说：“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录取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周恩来曾提出过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设想。

1975年，小平同志领导全面整顿时，也曾经提出“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他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他甚至明确提出：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

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主张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

高考政策的恢复，从1977年开始，有了一些松动的迹象。

从当年4月起，小平同志密集地同有关人员就科技和教育问题进行过多次谈话。

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明确指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的8月。

8月4日至8日，他在北京饭店主持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

一开始，参会的专家学者发言时尽谈些纯粹的专业话题，对“教育”的话题并未触及。

专家们大都心有余悸，唯恐言多语失。

会议开到一半，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一位负责人发言时提到，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这时，小平同志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或是“清华小学”算了，还叫什么大学！

有了小平同志这句话，这之后的发言，明显要尖锐的多。

甚至有人直接反映：“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以后上大学不需要认真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就可以了。”

说来讽刺的是，原本当年关闭高考，就是希望能改变“只有城里人才能上大学“的不公现象，让更多的工农子弟能和二代们一样，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

但在十年后，一切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原点。

这次会议上，有一句十分质朴的话流传深远，并最终成了之后高考最核心的理念。

“从今年开始就应该改革招生办法，给普通人一个公平、平等上大学的机会。”

这次会后，国家很快形成了恢复高考的统一思想。

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这一年的冬天，凛冽的朔风中，有570万人走进了关闭了十余年的考场。

这是一幕震撼人心的场景，多少人的命运就将在这里迎来真正的转折，多年以后，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了这个国家各个层面的中坚力量。

而这些人，很多都是刚放下挽起的裤腿，洗净了沾满黄泥的双手，擦干了满脸汗水的知青。

考试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作出了一个评价：

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强烈的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

从后来的历史轨迹来看，1977年恢复高考，最终成了一件影响国运的转折性事件。

从高考恢复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等理念，才被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并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之中。

恢复高考，也就恢复了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恢复了社会流动的渠道；恢复了社会分工、社会流动的公平机制。——杨学为（当年教育部恢复高考的组织者）

因为高考的存在，教育再度被赋予神圣化色彩，一代代人通过考试，走出了大山、走出了愚昧，他们步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因为重新燃起了通过考试实现阶层流动的希望，“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这之后，高考制度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轮大的改革。

1985年，国家教委首先在广东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4年后，标准化考试在全国推行；同一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校进行保送生试点，实际当年有72所高校试招了保送生。

1997年，高校招生全面并轨，实行了十余年的免费和收费生双轨制被终结。

1999年，教育部决定开始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同时确立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目标，高等学校开始大幅扩招，当年招生增幅高达47.37％。

万万没想到的是，扩招后的学生正好赶上了千年不遇的两件大事：21世纪初的国企大下岗和互联网泡沫。

曾经的天之骄子失去了光环，无数人毕业即失业。就业，成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这让大学扩招的结果至今仍被人诟病。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实行春季招生，即一年之中考生有两次高考机会；第二年教育部取消高考对年龄和婚姻的限制，一些退休老大爷因为年年参加高考，成了每年报纸上的新闻人物。

2003年，高考改革中跨越最大的一步出现了。教育部当年批准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可以拥有5％的自主招生权力，2006年扩大到53所高校，2009年全国有80所大学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这个数字基本保持到了现在（90所）。

也是从2009年开始，许多高校在自主招生方面作了更多尝试，比如清华、上交、南大等5所著名高校实行联合自主招生；北京大学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同时，北京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香港大学联合举行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考试……

从恢复高考至今，四十年的高考改革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在解决中创造新问题的发展史。

多少届政府机关，无数的教育专家学者，折腾了这么多年，其实都在想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1977年8月“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一位学者提出的建议：

尽可能给普通人一个公平、平等上大学的机会。

可以说，在中国，公平就是高考的灵魂，就是高考存在的最终意义所在。

2007年，教育部考试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了“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在参与调查的38087人中，当年参加高考时属于农村考生的占58.6%。

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手握锄把的农家娃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城市，改变了人生际遇。

十年寒窗苦读，慈母的泪水，父亲的汗水，背负的一整个家庭的期望，在一场中国公平的考试后，迎来自己的艳阳高照，或是大雨滂沱。

这几年，随着高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贫寒学生上大学却变得更加困难。

甚至于，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自己都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占考生大多数的县及县以下中学的师生，可以利用的媒体资源很少，在高考改革的话题中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像仝卓这样的所谓“明星”，不看综艺的人压根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之所以会关注到他，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而是因为他触及的是“高考”。

在中国，高考是被人骂得最多，又最受到珍惜的制度。

原本只是作为一场考试而存在，却因为关乎每个人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变成了一项产业，变成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变成了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更变成了一场神圣的仪式。

但也因为历次高考改革后留下的种种弊端和不透明，给看似铁桶一般的高考，留下了几道不那么严密的缝隙。

隔几年，总会曝出几个高考移民、学术造假、民族造假之类的新闻。

甚至出现了人民大学一个12岁的“二代”通过自主招生入学的丑闻和某一年贵州的“裸分”高考状元排名全省二十多名的笑话。

2010年，《中国青年报》曾进行过一项3000多人参加的调查显示，54.3%的人直言现在的高考制度和十年前相比“越来越不公平了”，同时，73.6%的人认同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政策，让考生重归“裸考”。

如今10年过去了，这样的呼声可曾得到多少回应？

很多人可能都在好奇，为什么仝卓会自己曝光自己这么大问题呢？

更大的可能是，在他的世界、他的认知里，这样的问题根本算不上问题。

利用各种关系、各种能力，在高考中做一些这样的“小操作”并不算什么大事。

更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一起“改身份”事件中，上上下下到底有多少人为这种舞弊亮起了“绿灯”。

而这才是真正令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厨房里看见了一只蟑螂，往往意味着还有无数藏在暗处的蟑螂。

当然，值得我们称赞的是，仝卓事件曝出后，他毕业的高校和教育部都迅速应对，并宣布将会对他自曝的事情进行彻查。

我也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以最大的努力维护高考的公平和权威，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没办法，在中国，高考永远是大家最珍视的一个制度。

是的，高考的利弊都非常明显，但唯一不可否认的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它创造了当今中国最大的公平。

1977年的高考录取率仅为4.8％，绝大多数考生榜上无名。但他们面对这样的考试结果并无怨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只是一种初级的平等，但却为人们期盼已久。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经公开考试、凭成绩入学的招考办法，摒弃了权力、出身等因素对人才选拔的干扰，让不同家庭的孩子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到了2017年，全国高考录取率已接近75%。却因为改革本身的不彻底和执行过程的不严密，在高考中留下了太多的寻租空间、操作空间、想象空间。

高考作为最公平的选拔考试却在不断导演着一幕幕的不公平，最终蛀空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丧失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连高考都不能做到公平，还有什么能做到公平？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不怕吃苦，最怕的是不公。

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了，这一次的仝卓事件，又该引起多少人的警醒和反思。

只要有高考在，阶层流动性就在，而高考的地位也就无可取代。

这才是高考真正的意义所在。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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