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范可老师

范可，著名人类学家，1957年出生，福建厦门人，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博士，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特聘教授，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个人化的体育经历

2.1 福建人的体育“窝里吹/斗”

郑少雄：

很难得与一位出色的人类学家一起聊体育。范老师是个资深体育粉，近年来也开始涉足体育研究。我显然应该算是范老师双重意义上的同道，我希望未来也会做一些体育研究，或指导学生去做。

范可：

“出色”？少雄兄过奖了。少雄是莆田人，应该做些体育研究，莆田可是被称为“田径之乡”呢。

郑少雄：

哈，我小时候就知道我们有刘玉煌（跳远）、翁康强（十项全能）这些鼎鼎大名的田径运动员。后来又出了篮球的刘玉栋。

范可：

我最近回厦门还看到翁康强，听说他退休后都住在厦门。我知道他但彼此并不认识，所以只是擦身而过。莆田著名运动员太多了，厦门、泉州、晋江这一带也非常多，尤其在跑、跳、短距离、乒乓球、羽毛球这些项目上面。比如倪志钦、郑达真、郭跃华、林瑛、栾劲这些人都厦门的。以前印尼有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羽毛球选手梁海量，栾劲是唯一打败过他的人，但梁海量那时已经开始走下坡，而那时栾劲正处于巅峰状态。

郑少雄：

印尼曾经还有另一个更大的羽毛球天王林水镜，他的祖籍就是莆田的。他老家的那个村现在是是个网红村，他家老宅翻新了，我去参观过。

范可：

你成长时正是林水镜的天下，据说他是印尼首富林绍良的家人？其实他比不上梁海量。击败林的选手有好几位，但击败梁好像就栾劲一人。福建羽毛球队曾经很厉害，有段时间国家队队员大部分来自福建籍。

郑少雄：

哈那么厉害！不知道咱们福建的这些运动员后来都干什么去了？北方的运动员退役后从政的比较多。

范可：

这个有意思，南方，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从政的好像不多，好像都想创业。听说厦门的乒乓球世界冠军郭跃华，好像就是这样，但生意看起来不太成功。

2.2 经常参与的运动项目

郑少雄：

范老师自己有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的体育训练？

范可：

中学和大学时在校队里练过田径，从未有过傲人的成绩。另外，高中毕业后曾想去练举重。当年省举重队的队医来选苗子，我因为没系统练过的情况下，成绩还可以，一位我跟着练的、比我年长得多的朋友极力鼓动我去见他。（当然最后也没去成）

现在因为健康的原因经常走路。但只要可能还是会到健身房去练一练，去年底（2023）我去厦大开会，晚上到健身房试了试，依然能推100公斤的重量，这很令我感到自豪。我原来比较壮实。刚去华盛顿大学时，海湾战争进行中。有一个刚从海湾战场下来的美国大兵和我一起到学校的Catering Office工作。一见面即问我Are you working out？（你健身？）我说是的，但不太规律。他马上建议掰个手腕，结果不分胜负。他说明天再来。以后，隔三差五就说再试试。我烦了，干脆放水让他赢。从此，他不再来挑战。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他倒是典型的老美，喜欢竞争。

郑少雄：

在中国人类学界您说不定是体能最好的一个。不去练举重，是不是因为觉得举重是穷人家的孩子才做的，咱们厦门人怎能去做这个呢？

范可：

不可能吧？完全没有。在我读高中那会儿，说是练举重，其实不过是举举杠铃、练练哑铃的年轻人确实有一些。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侨生，二是“文革”。侨生几乎都来自东南亚，那里练健身的风气本来就盛（衣服穿得少的地方大都如此），厦门有个华侨补习学校，集中了许多侨生，而且厦门本身是侨乡，多少受到影响；二是“文革”期间比较乱，青少年无事可干，练的人多了起来。

那个时候练这东西的人，都有点随时准备去打架的那种感觉。有些人还收集废牙膏筒，那时都是铅的，融化后倒入磨具制作“铁手”，就是那种四个手指伸进去，握在手上。平时都揣在裤兜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所以也不是什么正规的举重，就是跟着练一些卧推，举举哑铃什么的。记得那个时候差不多家家养鸡，大家都会用鸡蛋和糖水给自己补充营养。十分有趣，这种健身或者练举重的风气。

2.3为什么对体育感兴趣？

范可：

我觉得，在我这代人里，对体育感兴趣的很多。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大概是在1983年，《厦门日报》举办过一个体育知识竞赛，我们好多朋友都参与了。那时候，报纸只有四版，那次竞赛的题目占了整个第四版！我只错了一两道题就没名次，可见得满分的一定很多！那个真的不太容易，那些体育知识是包括古今中外和现代体育运动的记录，以及所有竞技体育比赛合在一起，谁是世界上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人（这个奇怪的问题我答对了，但很惊讶，当时居然这么多人都答得上来。我觉得直到现在依然还是他，苏联举重运动员阿列克谢耶夫，他38次打破举重世界纪录）。当然，有些人可能认真的去查资料了，我没有。

这可能跟“文革”期间没有其他方面的消遣有关，大家的文化生活很贫乏，体育可能就是最能够引起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另外，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需要通过体育的方式进行规训，群众体育在70年代很活跃，各个街道都组织篮球、足球队参加区级比赛，这些比赛都吸引了大量观众。所以那个时侯对体育感兴趣也是很自然。而且，福建的体育风气本来就比较盛的，这个是有传统的。

郑少雄：

“八个样板戏”之外至少还有体育，可见体育天生就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好抓手啊，而且体育还让人觉得没有意识形态背景，或至少意识形态背景不明显。另外，福建作为海防前线，民兵训练一直抓得比较紧，不知道和体育兴盛会不会也有一定的关系？

范可：

我觉得福建体育盛行与民兵无关，倒是与华侨华人有关。

体育与社会治理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今年春节期间，我在三亚，酒店边上的村子叫“落笔洞”。我问酒店服务员，村民怎么过春节？她说，近些年来每年大年初一都举行排球赛。我顿时来了兴趣。初一这天，来到赛场。只见村子里人声鼎沸，但没见到什么信仰仪式实践；人们都汇集在村里的几个排球场，参与村子自发组织的“落笔洞杯”排球比赛，男子已经是第九届了，女子则是第一届。赛程只有一天，但参赛队伍有50支，所以只能采取淘汰赛。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好，体育比赛成为当地重要的节日活动。当地人自豪地说，他们的比赛的奖励办法完全接轨国际，有最佳队伍、最佳主攻、最佳二传、最佳自由人等奖项，还发有奖金。打球的球员说他们是凭着热爱来参与的，不是为了奖金。除了排球，三亚还有篮球和足球比赛。联想到贵州农村的村BA，这样的民众自发组织的比赛都在治理和良俗形成的意义不容低估。

▲范可老师与参与当地体育比赛的村民图/（受访者提供）

2.4 印象最深的体育比赛

郑少雄：

在您观看体育的记忆中，有哪些印象最为深刻的比赛或事件？

范可：

*20世纪70年代初，“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1996年芝加哥公牛队和西雅图超音速队的比赛。可能因为生活在西雅图的时间足够长到能建立第二故乡的认同，所以荡气回肠的总决赛带来的情感投入是从未有过的。

*朱建华打破跳高世界记录。

*1984年刘易斯在洛杉矶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的表演，拿了那么多金牌。

*1980年西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东欧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1988年汉城奥运会。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在男子百米打破世界纪录，几天后被查出使用药物。苏联男子篮球队在立陶宛运动员萨博尼斯（Arvydas Sabonis）率领下，毫无悬念地击败了美国队。此举促使美国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派出了由NBA明星组成职业的“梦一队”。“梦一”出现在世界篮球赛场，刺激了职业篮球运动在全世界的大发展。

郑少雄：

通过您关注的这些事件，其实就能看出对体育的研究本身就能彻底理解时代的变迁。这里头可以提取出一些关键词，比如，冷战思维、民族主义、在地主义等，也即体育运动反映出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比如，一方面是极其强大的体育支撑体系，另一方面是天赋满格的个体运动精英；还比如，观看体育的方式的变化，从读（报纸）听（收音机）到看（视频）。信息量很丰富！

范可：

对。我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体育问题（《略论民族情感与体育比赛中的民族主义现象》）。体育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体育比赛、体育竞争本身是可以消解政治紧张的。关系再紧张的国家之间，都不会拒绝体育比赛。冷战时代的美国跟苏联关系非常紧张，但从1958年开始举行的美苏田径对抗赛，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体育通过竞争对抗的方式，实际上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体育有时候又以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的方式体现出来。1968年苏联率其他华约国家入侵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冰球队在1969年和70年代初的世界锦标赛以击败苏联队为目的，不管比赛最终名次如何。还有苏格兰的足球也是，跟英格兰队打比赛的时候就想非赢不可，完全不顾比赛排名，但经常没能如愿。

观察体育的多种视角

3.1体育与地域

范可：

去年杭州亚运会上，福建金牌总数是全国第六，但这些多是个人项目，所以也很出色。

郑少雄：

第一是辽宁吗？

范可：

不太可能是辽宁。辽宁有些传统没有了，像体操。现在擅长的项目在国内可以，但是到外面就不行，比如三大球。田径的投掷在国内很好，但那种成绩距奥运或者世界锦标赛报名标准都有相当距离。

郑少雄：

是不是说明了东北体育虽然在国内能够称王称霸，但是他天花板也比较低？当然，现在东北体育下滑可能也是经济下滑的后果。

范可：

会有关系。在国际赛场上南方省份得金牌比较多，像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广西等省份。

郑少雄：

广东、广西、福建这些地方的运动员，会不会是比较偏南岛人的身体素质？

范可：

遗传、基因池（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的因素是可能的。需要爆发力的、短距离的项目中，华南这一带，还有东南亚国家这方面都表现不错。日本也是这样。日本国土那么长，它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有马来那边的血统，我前不久跟滨下武志聊过这个问题，我说日本九州的人好像许多人长得比较像南洋一带的人，他说是的。

还有，刚提到我在三亚看村民排球赛，当地人出色的弹跳令我印象深刻。他们身高最高的可能还不到1米8，但扣球势大力沉，由于距离关系，我还以为网高是采用女排的。问了边上一位村民，他回答说，不是，是两米四的那种。这就让人佩服了，更何况好些人是赤脚打球的。输球方的一位队员对我说，对方队员很多是黎族的，黎族人弹跳特别好。是否真的如此我不清楚，但这是当地人的印象。如果黎族是南岛语族，那么遗传的因素可能有。我们虽然认为民族不可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位，但是一些小民族共享较多的遗传特质是完全可能的。

郑少雄：

还可能慢慢地从原来的遗传因素转化成体育地域文化的因素了，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遗传因素的印象。

范可：

对呀，有了体育比赛，当地人群的某些特点就会显示出来。肯尼亚中长跑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崛起，从此跑步在那个国家有了文化的意义。但在有些区域则可能因为当地生计，比如半农半牧或者文化传播，或者与地方价值观相关，流行某种运动，但这些运动在当地流行的原因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比如说重竞技运动在高加索地区很流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延续到伊朗等西亚国家的民众特别喜欢重竞技运动如摔跤、搏击、举重等等。当地从事牧业的群体很多，民风彪悍，喜欢重竞技。这在人类学上有解释。

▲村庄中的女排赛图/（受访者提供）

3.2体育与人种：

既文化又生物的纠结议题

郑少雄：

地域文化议题本身也暗含着生物基因议题。我觉得至少从元、明开始，日本人就一直会往中南沿海流动、迁徙，肯定会带来基因交换。我记得您的文章里也曾经也写过，基因、身体与运动能力、体育偏好的关系是个事实，但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谈，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谈法。我也认为，西非短跑、东非长跑各自的优势，如果不是故意视而不见的话，肯定是个生物学事实。

范可：

是的，完全是两种类型。东非人肌肉构成以红肌纤维为主，适合耐力型项目；西非人以白肌纤维为主，适合爆发力强的项目。但以中长跑闻名于世的肯尼亚，最近却出了一位短跑运动员，排名世界数一数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但他也有可能是移民，不排除是西非裔的，因为从体型上面来讲，他像是西非血统的。

关于基因与运动的关系，美国人一般避而不谈，因为会涉及到种族问题。《洛杉矶时报》一位专栏作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过一本书叫《禁忌——为什么黑人运动员如此出色但我们却害怕去谈它？》。该书指出，在西方思想里，从卢梭开始，都认为欧洲人无论是在智力或者在体质上都是最好的，当然，都是从演化的角度看问题。

19世纪晚期，黑人进入拳击界，摧枯拉朽，很快统治了拳坛。美国社会开始有了非洲裔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强迫性联想”。另外，黑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平均寿命低于白人，而且干的多是些没啥技术含量，耗费体力，风险较高的工作，平时各种突发性死亡也比白人多，种族主义者就污蔑说，黑人跟野兽一样，因为很多猛兽的寿命都不太长。

郑少雄：

在反对种族主义的前提之下，究竟该如何谈论体育与种族、基因的关系？国外应该也有一些现成的研究吧？

范可：

美国体育社会学里，种族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敏感的一个议题，所以政治正确高昂。但黑人运动员所取得的成就确实与黑人人口不成比例。《禁忌》这本书有无数例子证明了这点。以塞内加尔为例，这个国家人口只有八百来万，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没有一个室内（篮）球馆，但在美国大学联赛里却有十多位塞内加尔球员。要知道，美国大学篮球水平是非常高的。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能有这么多人在美国大学打球不考虑人类生物多样性显然不合适。现在在欧洲俱乐部里头也有相当数量的塞内加尔人，欧洲联赛水平虽然没有达到NBA的程度，但也很强了。书的作者认为这完全就是因为他们的禀赋。你看，塞内加尔足球也很好，足球的名声甚至比篮球还大。

郑少雄:

对呀，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小国能取得这样的体育成就，必定有其独特的理由，也许不能全部用经济的、体制的、或者社会分层之类的理由来解释。

3.3后殖民主义的体育旨趣

范可：

人类学里头很早就有体育研究的，博厄斯的学生库林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体育的，但是他的民族志是描述性的，也没有出版，所以在网上也找不到。2028年美国洛杉矶奥运将会把一种叫做棍网球的项目列入奥运会比赛，棍网球就是印第安人的一种传统游戏。

▲棍网球图/自网络

我有一个猜想就是现代体育兴起与殖民主义有关。为什么那么多现代体育项目起源都是在英国？难道殖民地民众的游戏或者各种比赛完全与此无关？很多时候，英国人对其殖民地实行的是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很会利用这些土著的一些传统文化。很明显，棍网球（lacrosse ）就是来自北美印第安人，19世纪被一位加拿大牙医改造之后，成为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在20世纪两度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所以我觉得咱们以后真的有时间可以探讨一下这种课题，也就是殖民地民众对现代竞技体育兴起所作的贡献。

郑少雄：

这里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原来大抵都知道殖民者会利用被殖民者的某些文化来更高效地规训和统治被殖民者（所谓人类学作为帝国主义的婢女），但是很少有人谈过如何利用他们的体育。另一方面，殖民者也可能从外部带来一些比较现代的体育项目来更加直接、快速地达到训练被殖民者的目的。这两者中您觉得哪一种现象更普遍？

范可：

我觉得当然更多的是殖民主义者带入一些东西来进行规训。有一个故事是讲斐济的，斐济这个国家很小，但却是英式橄榄球（rugby）的世界劲旅，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了冠军。斐济的拳击也很厉害。曾经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斐济的不同部落因为“世仇”（fuel），彼此间一直仇杀，后来殖民主义者（牧师或者人类学家）说，不要再这样做了，换一种方式来决定部落之间的胜负，橄榄球就这么进入了斐济社会。橄榄球是很激烈的对抗性运动，斐济人接受了。结果是斐济各部落停止了仇杀，然后就形成了这种有规律的橄榄球的比赛，通过这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世仇”传统。

郑少雄：

您前面所说的棍网球其实非常具有颠覆性，那就是现代体育运动可能受到土著社会的比赛（或游戏）的启发，某些项目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来说都可能来自他者，这也是一个深具后殖民主义理论潜力的议题。这就好比如说，把苗族的上刀山变成奥运会比赛项目，让咱们福建人的卜杯成为安理会的决策方式。

范可：

这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议题，交往和交融的议题。为什么敌对国家还保持体育交往？体育交往可以在紧张的国际关系中起到缓解的作用，许多信息可以通过这类交往来传递。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的大门首先是通过“乒乓外交”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