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自太史公提出“通古今之变”后，古往今来社会的发展变化成为一代代史家力图探寻的核心命题。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历程，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问题林林总总，但总有一个基本问题贯穿始终，这就是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与探索。可以说：中国道路，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时代命题，也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该把握好的一条基本主线和基本立足点。

一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以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背景而展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人类数千年之大变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了对中国道路的不懈探索。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不断出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相继展开，却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以李大钊、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积极宣传者，他们以唯物史观为工具，开始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1924年，李大钊《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李大钊等人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先行者，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也天然地成为早期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既开辟了中国道路探索的新纪元，又使史学研究的科学地位得以确立。由此开始，中国道路的探索成为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时代命题和核心追求。

这突出地体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大论战中。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出发点，就在于如何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正如这场论战的重要参与者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不仅是一次史学论战，更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的大论战，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史学研究者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深度关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时代特点。通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唯物史观迅速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从此空前确立起来。

与此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实践，指引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走向成功。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工具，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构建了“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这篇光辉文献，将史学界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上升到党的理论创新的高度，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基于中国道路的历史探索，使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得益彰。

二

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道路探索方面的巨大胜利，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全面确立。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翰笙认为，这“表现着中国真正史学工作已在开始进行。……马克思指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便是为真正的史学铺平了一条大道。”1954年2月，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呼吁“就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开始了被称作史学“五朵金花”问题的探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重大问题的探讨虽然研究内容各不相同，但都着眼于中国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重大变化，并探寻这些变化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揭示其性质与意义。由此，还引发了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人物评价等系列理论问题的大讨论。这些讨论总体上都聚焦于社会形态的研究，其实质就是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五种生产方式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的普遍性是什么？”“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等等。这也必然引发我们在实际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去思考诸如“史学研究究竟是论从史出还是以论代史？”“中国的情况能否与国外特别是欧洲情况相类比？”等问题。

“五朵金花”的讨论，既是中国历史学界面向时代重大问题、聚焦中国道路开展的一场学术大讨论，同时又远远超越了史学研究本身的意义。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场马克思中国化的大讨论，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古史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具体和深化，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与此同时，这些讨论也使得中国历史研究在相关资料挖掘、问题意识培育等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初步构建起新中国古代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时期史学发展也出现过严重偏差，主要体现在研究领域教条主义的盛行和史学研究的泛政治化。教条主义的倾向使历史研究沦为给经典论断做注脚，大量研究不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结论，而是基于历史法则的阐释，往往纯粹就理论谈论理论，流于空洞。更为严重的是，受政治上左的错误影响，史学求真求实的传统被打破，产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史学和影射史学，造成史学研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了严重偏差，从本质上违背了马克思史学的要义。

无独有偶，这一时期的中国道路探索也发生了极大偏差。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历史问题的批判为导火索，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几乎进入死胡同。历史研究和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时出现问题，更清楚说明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同频共振，也体现了史学研究与中国道路探索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最主要体现在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进一步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成为时代主题，史学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既是一篇引发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理论文章，也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等进行了清扫，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一次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就是将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空前凸显了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种思想大解放中，中国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与实践。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

史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实事求是、放眼世界也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重要取向，给中国历史研究带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研究成果大量问世，研究方法多元化，研究议题多样化成为显著特征。一方面中国史学研究加快走向世界，另一方面西方史学理论也大量进入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在给史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史学界产生了忧虑。葛兆光就说：“如今的中国，几乎已是欧美各种新理论的实验场。”种种情况使中国史学研究者更加清醒认识到：中国历史研究要走向世界，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在全面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下，中国史学研究者从具体史料出发，日益深入历史事实中去探寻具有中国特点的历史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并正在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研究，开放包容中体现着创新，困境危机中孕育着变革。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过去，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国外特别是西方各种史学理论大量涌入，但中国史学始终在兼收并蓄中探寻着中国道路，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探索中不断前行。虽然曾出现所谓的“史学危机”，但从探索中国道路的角度来讲，这种“史学危机”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变化，导致历史研究跟不上中国道路探索的形势需要，难以及时回答发展变化中的重大问题所产生的，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史学研究难以跟上快速变化和发展的时代的种种忧虑。而正是这种忧虑和广大史学工作者为摆脱这种忧虑而做出的努力，使中国史学获得了新生。

四

回顾20世纪史学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研究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体。历史是仍然活着的昨天，它奠定了现实发展的基础，也昭示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中国史学界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既极大彰显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时代价值，也为中国史学研究自身注入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史学工作者与时俱进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所有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担当。哈佛大学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曾指出：“开辟中国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开启中国历史。”因为，“文明的复兴，正仰赖于唤醒历史，而历史学家所担负的正是联系现在与过去的唯一中介，因而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历史学家们是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的”。可以说，中国道路的研究，既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时代命题，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时代责任。

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并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习近平同志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当前，我们要提高学术站位，站在探索和走好中国道路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围绕中国道路找研究方向、研究前沿、研究任务，推出时代需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成果。

一是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中国道路的探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扬我国优秀史学传统，把握好历史主线与历史大势，努力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内在在逻辑，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我们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根据。

二是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思维的重要论述精神。“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史学研究者更要不断深化对自身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认识，树牢历史思维，把握历史大势，认清历史主流，借鉴历史经验，着力打通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把史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通过把握历史，服务当下，走向未来。做好历史的人，干好历史的事，继续书写好新的历史，让历史启示来者，让历史告诉未来。

三是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强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可以并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他再次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给史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重大时代课题。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史学优良传统，如何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并彻底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影响，真正做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并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每一位史学研究者，都要自觉弘扬传统，勇担使命，积极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生动实践之中。

新时代，新使命，作为新时代的史学研究者，我们要有鲜明的时代担当，立足中国，关怀人类，努力使史学研究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之问，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为开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光明的前景做出历史学的新贡献。

（本文系2019年12月23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收录于林文勋著《东陆琐谈》，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版，第1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