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去年暑假前参加上海一个杂志座谈会上的发言，后因编辑所请，希望整理成文字发表。原文是笔谈，但因杂志需要改成“论文”样式，有点“不伦不类”。不过，我的小文最后能发表还是很感激杂志和编辑的，毕竟文章还不是规范的论文，再加上现在的评价标准，若不小心也会给人添麻烦的。（原文刊《青年学报》2020年第1期；微信排版略有变动）

城市文化：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基础

社会治理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无论是乡村治理研究还是城市治理研究，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总结了社会治理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发现。

从现有的文献看，在乡村治理中，国家或政府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传统文化依然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给我们一个启发，在对城市治理过程中，尤其是对特大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是否也应该重视城市文化对社会治理的作用？

就如很多研究表明的那样，不了解传统文化就无法解释当下的乡村治理，同样道理，离开了城市文化，也不可能对城市社会治理做出科学的分析。

谨慎地面对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过很多讨论，但是由于特大城市的复杂性，尤其是经历了市场经济的长期洗礼，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适应新的变化。

如何对待大城市，如何管理大城市，早在共和国建立之前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949年5月10日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在江苏丹阳县城一间大仓库里，面对穿着不同服装的2000多名军政干部组成的上海接管纵队，作《入城守则》报告。

他说：“攻击市区，绝对不准开炮，绝对不准爆破。进城以后，坚决执行‘不入民宅’。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面礼搞不好，是要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严！”

讨论中，大家对不准开炮、不准爆破没有异议，将坚决执行，但对不入民宅，有不同想法。有的干部提出：“过去打仗，哪次不是住老百姓家里，上门板捆稻草，挑水扫院子，哪点做得不好？难道上海不是咱中国地盘？”“怎么？难道军指挥部也不准进民房？太过分了吧？”“打上海时，万一遇上天下雨怎么办？”“战士生了病，进房要点开水喝也不行？”

陈毅听了汇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入民宅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他要各级干部立下保证。

接到陈毅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毛泽东很快发来一份电报批复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可见，马上就要接管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管理是非常慎重的。当时接管上海的干部中很多是知识分子和具有专业特长的革命干部，而不仅仅是“大老粗”“土八路”。而且这些来自北方的革命干部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和熟悉城市，为有效管理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社会学的“潜功能”来说，被很多人批评的南下干部进城后的“喜新厌旧”，娶了城市女知识青年或者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小姐，实际上也具有更好地管理大城市的潜在作用。

“土八路”遇到城市小姐，恰恰缩短了南下干部了解城市、融入城市的时间，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管理好。

陈毅特别强调进城部队必须坚决执行“不入民宅”的纪律，哪怕是军队指挥机关！其中的意义或许就是对私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尽管后来进行了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当上海市民看到满大街的解放军就地休息，从不打扰市民，不无惊叹，从而取得了上海市民的好感。

陈毅在报告中提到的，“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实际上也预示着革命以后，无论是军人还是干部都必须从“野”走向“文明”。所谓文明无论是在那时还是在当下，都与城市有关，或者说城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主流。

因此，如果不懂大城市，不懂上海，就不可能管理或治理好上海，若有不当就有可能遇到或大或小的“软抵抗”。

城市文明与市场文化

但是，人们对城市文明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城市文明曾经被一些人看作如洪水猛兽般的那样恐惶，并且这种的恐惶即使在今天仍然能找到它的痕迹。

吴老太爷和赵大大分别是小说《子夜》和电影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塑造的人物，将他们放在一起评价似乎不太恰当，但是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当他们从乡村进入城市后，表现出对城市文明极大的不适应，甚至“恐惧”。

《子夜》中的吴老太爷年轻时也是“维新党”，也算是“革命”过，要不是家乡“闹红”也不会被儿子接到上海。

茅盾在《子夜》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吴老太爷刚进入大上海时对城市文明的极大恐惧：吴老太爷坐在汽车里，汽车发病似的向前飞跑，几百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大楼排山倒海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吴老太爷闭上眼睛，全身发抖。

《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赵大大是一位质朴的革命战士，担任班长。他朴实无华、耿直憨厚、爱憎分明，充满朴素的阶级感情；作战机智勇敢，对战友肝胆相照，与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格格不入。

但是在浸染了市场文化“香风毒草”的南京路上巡逻站岗时，面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朽文化”种种诱惑，却显得非常不适应，宁可上前方打仗流血也不愿意留在繁花似锦的大上海。

无论是吴老太爷还是赵大大，实际上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即从一个原本熟悉并认同的乡土文化来到了浸透市场文化的大城市，就会对这种文明感到很不适应，甚至会拒斥它。

无疑，赵大大对大城市市场文化的不适应，实际上也存在另外一个面相，即它是需要“革命”和改造的，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

上海的城市文明不得不承认是在西方文化的培育下逐渐形成的，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如电影、报刊、音乐、建筑等）。

城市生活方式一度又被称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者“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这才有了被誉为“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故事。

但是即使如此，大家如果看过《霓虹灯下的哨兵》就会发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有时是很难拒绝，例如剧中的三排长陈喜在进驻南京路后，不仅扔掉有补丁的袜子，还嫌弃妻子春妮太土跟不上潮流；新战士（城市兵）童阿男自由主义思想严重，受到批评后竟离开连队扬长而去。

从现在的角度看，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解释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就是裹着“糖衣”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比如生活腐败、贪图享受、贪污受贿等。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所谓“腐朽”的生活方式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后，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依靠自己的劳动过上美好的有质量的生活，哪怕是被批评为“贪图享受”，最多属于道德层面的评价，而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不属于“生活方式”的问题，应该是违法乱纪，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

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并不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这在任何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依我所见，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所谓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恰恰是对市场经济的形象比喻，当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市场经济及其所孕育的市场文化确实是“糖衣炮弹”。

市场经济在激发生产力和社会活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

因此，市场经济这颗“糖衣炮弹”很具有诱惑性，就如“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一样，一旦走上市场经济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再走回去的。

人们在市场经济中体验到的生活常识就是，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可以依靠自己的“本事”去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民间对“糖衣炮弹”曾经流传一种说法，对待“糖衣炮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糖衣”剥掉，把“糖”吃掉，但是实际上“糖”和“糖衣”是不可能分离的。也就是说，若“糖”象征着生产力激发后的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糖衣”则是市场经济制度。

如何认识“糖”和“糖衣”的关系，邓小平非常智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南下视察时说过，市场经济没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问题在于为什么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文化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文革中所谓的“扫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所谓的“封资修”文化，但是吊诡的是传统文化一扫就差不多被扫干净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抢救和继承传统文化。

但是为什么市场经济包括它所孕育的市场文化却很难扫除干净？尤其是在文革中，即使经常开展各种运动不断地去割资本主义尾巴，但稍不留心，资本主义尾巴又会死而复生，乃至于需要经过不断的运动随时清除资本主义尾巴！

其中的关键在于，能够使市场文化延续下去的原因在于，它是有一套“制度”安排的。它的有形制度或许能通过革命的方法被彻底推翻，但是无形制度是无法被打扫干净的，因为市场文化的延续有自己的“载体”。

比如象征“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来自西方友好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电影（包括香港左派电影）、画报（文革中仅存阿尔巴尼亚画报）等，无不蕴含着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文明；上海的高楼大厦、商业街、外滩、洋房建筑等，时刻都在诉说着曾经的上海经历过的市场经济的辉煌。

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却没有那么“幸运”，经历文革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即传统文化的“衰弱”。

传统文化“衰弱”的原因我曾经在一本书的“跋”中提到过：1949年后，不但传统大家族被解体，而且千百万小家族也被打碎了。

家族的败落，实际上打断了中国文化的经脉。大革命还给我们留下了“向下垂范”的价值观念。当我们欣赏甚至鼓励“大老粗”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时，整个社会的文化品味便可想而知了。

经历市场经济改革和生育制度的变革后，早已沦落的家族制度受到进一步的打击。现在我们只有“家庭”而没有家族，这些小家庭犹如汪洋大海中风雨飘摇的孤独的小舟，尽管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出现宗族的回潮，但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已无力回天了。

因此，家族制度的崩溃很有可能是传统文化泯灭的重要因素。一直到现在，很多老上海人遇到一些有修养的出生豪门的人，都会用一句话评价他：到底是“大人家”出来的。

不了解城市文化就无法治理城市

社会治理的具体方式是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比如北上广三大城市，从经验上看，上海与北京、广州会有不同的地方。当代中国特大城市文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以及城市传统相联系的，由此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城市文化，也就是说，在市场、权力和城市传统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文化。

北京、上海、广州尽管都是特大城市，但是城市文化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由此就有可能影响到城市治理的不同模式和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200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近年来国家对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的变化，北上广等一些特大城市在社会治理的方式各自有自己的特点。

简单来说，北京可能更注重集体主义传统，比如“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和“丰台劝导队”等在社会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些治理方式重新焕发出集体主义传统，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由发动人民群众自己来治理，从而使对整个社会的“管制”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实行最广泛的“群众治理”，它的历史渊源或许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相反，以广州为主的“珠三角”的社会治理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作用，通过积极培育和发挥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成为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最活跃的地方。

即使近年来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强调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但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依然是积极的力量，他们在实践中发展出“三社联动”（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上海的社会治理模式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社会力量的参与也有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只要违背了市场文化，任何治理模式都不会被上海市民接受，最近发生的常德路上的统一设计的黑色字体的店招引起市民的反对就是一个例子。

上海的特点在我看来是：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传统互嵌，在强政府治理框架下发挥“有限社会”的作用。

根植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近150年来，上海的市场经济对上海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发育起到积极作用，即使经历19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或革命，也无法完全消解上海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这些运动最多起到“遏制”作用，但一有条件就会“死灰复燃”，即所谓的“人还在心不死”。

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虽然在英文中都是Civil Society，但是我认为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还是不一样的，市民社会最多是公民社会发育的一个阶段，但能否过渡到公民社会，还很难说！

以美国的公民社会为例，美国社会学家贝拉在其非常著名的著作《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中揭示了美国公民社会或公共性赖以存在的三大条件：

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会对该民族成员共同命运的意义产生影响，美国文化也不例外，成功、自由和公正都可以在在圣经宗教、共和主义、和现代个人主义三条文化主线找到渊源。

因此，社会的“公共性”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础上。

如果对照美国公共性的建立的文化基础，中国社会公共性的建立大概只有与现代个人主义或许还有些关联，其他的至少在可见的将来都很难做到。

即使像上海这样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中，公民社会的建立依然遥遥无期，更不用说要建立如贝拉所期望的具有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的公共性。

上海市民文化的特征

如果说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社会人”，那么上海的市民社会具有的最大特征就是“经济人”，几乎每个上海市民都是被外地朋友看不起的“小市民”，虽然会有一些上海人被外地朋友“赞扬”为“你不像上海人”。

上海市民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经济人”。一般来说“经济人”和“社会人”都被看作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或者说，任何个人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人”和“社会人”在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中还是有区别的，“经济人”存在于市民社会，“社会人”存在于公民社会。

简单说，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人”注重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公民社会的“社会人”注重的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也可以说经济人关注的是个人，社会人关注的是与个人相联系的所有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民文化的一些特征：

（1）“小市民”

小市民似乎一直被人耻笑，其实小市民是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城市平民阶层，它不仅存在于上海，就是在契柯夫的“小公务员”中也有写照。所以我一直对那些嘲笑小市民的人感到遗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验到小市民的生活艰辛，他们也只敢拿没有话语权的小市民说事。

小市民虽然有贪便宜的“恶习”，但大多发生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比如买便宜货、讨价还价等，生活在上海，收入有限，但又要给人一种“体面”的样子，不得不斤斤计较，但斤斤计较大多是建立市场交换的基础上，所以也就留下了和上海人做生意很难的印象，某领导曾经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就是一种说法。

但是什么是“高明”呢？像某些地方那样“请君入瓮”“关门打狗”就是“高明”吗？这个上海人是做不来的，崇尚的是“亲兄弟明算账”，“丑话说在前面”。

（2）“啥人要侬管”

“啥人要侬管”是老上海人的口头禅，这句话既有一些上海市民在违反公共道德被人指责时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但更多的是上海人对私人领域的自我保护。

这种行为准则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崇信“不偷、不抢、不赌、不嫖（不搞腐化）、不反党”，“只要生活（沪语中指工作）做（掼）得出，啥宁也管不了我”。所谓“六不”，将日常行为中的法律、政治、道德的边界划分得清清楚楚。

因为“啥人要侬管”，所以上海人“自顾自”的比较多，即使遇到生活中的麻烦也很少求助于“组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

一方面相对完善、透明的制度基本上能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另一方面即使遇到困难，更多地是依赖市场关系去解决（有时也会依靠朋友，但朋友一般也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给于帮助；朋友也是市场关系，所谓的人脉）；

由于上海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市场经济中也不再完全需要依附于“体制”，也就更能接受和容忍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而对意识形态的纷争敬而远之；“我不要你管，你也不要来烦我”。

（3）人际关系：首属群体简单化，次属群体疏离化，个人原子化

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上海“原住民”率先完成了“市民化”或城市化的过程，即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现在大多数上海“原住民”行为往往具有这些特征：

乡土观念消解了，在他身上几乎很难看到任何乡土气息和对家乡的记忆；

亲属关系简单化，除了直系亲属还保持一定的联系之外，其余的亲属关系按上海人的说法都是一种“客客气气”的关系，很少有直接沟通的联系，即使在一个城市也如此；

金钱关系契约化，私人之间即使是兄弟姐妹、好朋友，除非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不会发生金钱关系；

朋友之间只是一种纯粹的友谊关系，有时间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咖啡）、吃吃饭，可以就共同的话题说上几句，彼此之间很放松，也可以很长时间不需要见面。

如果按社会学的解释，“市民化”或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首属群体简单化，次属群体疏离化，社会成员碎片化，个人成为“孤独者”游走在这个世界上；

当一个人遇到问题时主要依靠制度去解决，一个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应该基本上能够满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虽然不可能全部解决。

（4）讲规则、守规矩

上海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伴随市场发展起来的一套相对透明的制度和规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契约精神。

办事守规矩，讲规则，遵守公共秩序虽然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至少比其他地方来说，上海人是最讲规则的，轻易不会给人承诺，但一旦承诺就会遵守。

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最能吸引外来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因素就是具有比较透明的制度。虽然也会有人情关系，但是这种人情关系必须服从于规则，它使得上海市民和外来移民能够生活得“简单”一些。

无论是职业升迁还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在相对透明的制度下得到帮助，而且办事效率高，这是上海相对于其他特大城市最大的优势。

这些制度建立的文化基础来自于市场经济制度长期的影响和积淀。资本主义企业的严格、精细的“簿记”制度潜移默化地融化于市民的日常行为，从而养成了“斤斤计较”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

无论是在商业活动中还是在各项制度建设过程中，扣细则、抓节点、攻难关，尽可能做到制度设计达到精细化、操作化的要求。

除了严格遵守市场规则以外，更重要是上海还能够提供各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他们精通业务，遵守制度，忠于职守，从而使上海的企业和政府的科层制组织具有强大的执行力。

邓小平在南下讲话中就称赞“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因此，上海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都能成为两种经济模式的“典范”。

这也养成了上海人“不求上进”的“陋习”，他们很多人的愿望就是能够上一个好点的大学，在企业或政府中做一个技术管理人员，能够过上一个比较“安逸”的生活。

所以，被称为“上海滩”的上海在很长的时间里，它的市场属性就是一个具有市场规则精细明确、技术管理人才强大的“市场平台”。

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上海这个市场平台中成为商业巨子的很少有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他们大多来自广东、江浙等一带。

这或许就是上海开埠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的市民文化或市场文化，虽然在历次运动和“文革”中被批判、被压制，但从未被消灭，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发扬光大——因为它早就潜移默化地融化于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之中。

因此，对上海进行社会治理，还要加强研究上海的市民文化或市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