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论》2024年第1期（总第73期）

刘秀秀，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副研究员。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日益加深的趋势下，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维度讨论了研究视角的转换，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式、社会群体界限的认定和工作的参与方式均发生了变化，需要用崭新的视野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而笔者认为，从研究对象的变化切入数智化带来的社会科学革命，是研究范式变迁的第一步，这有利于研究者从横向上重新审视各自的专业领域。下一步的重要任务在于，从研究对象的变化中识别出研究重心的转移，这有利于研究者从纵向上推进研究内核的深化。由日本学者此本臣吾主编，森健、日户浩之合著的新书《数字资本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提供了深化研究内核的线索，笔者称之为从生产到生活的转换。该著将资本主义发展分为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和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致力于“用经济、社会、历史的看法代替技术观点，分析数字化，探讨数字资本主义的诞生及其今后的发展方向”。而该著并未明确提出的是一条“生产视角式微而生活视角展现”的思路，这正是数智社会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亟需学界予以重视。

一、焦点重置：从生产到消费

《数字资本主义》开篇提出了一个悖论式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路走低，原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认为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时代。但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在日本所做的万人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日本普通民众对自身生活水平的评价在 2006年之后持续提升。这种“经济形势与实际生活体验不相匹配”的矛盾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思考 ——资本主义正在面临什么？该著随即给出了答案 ——数字化引发了“经济失焦现象”，即“数字化改变了过去资本主义的前提及经济的存在方式，正在带来用传统经济指标无法衡量的质的变化”。

传统经济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如该著中所说，GDP统计的是生产者剩余，是价格与成本的差额，即生产者的利润。数字化进程压缩了价格及其成本，造成生产者剩余减少，于是各国纷纷得出经济缩量的判断。同时，免费数字服务提升了消费者剩余，它是价格与支付意愿额的差额，是一种难以换算为实际金额的实惠感。正是这种实惠感让日本普通民众在薪资下降的情况下，对自身生活水平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幸福感逐步提升。该著以音乐发行业为例，认为在音乐数字化作品复制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该行业发生了数字颠覆现象。以此类推，2007—2015年，免费数字服务在日本的年均消费者剩余相当于同期GDP的8.4%基于此，该著进一步提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应该更加注重国内总剩余（GrossDomestic Surplus，GDS），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的GDP情况，而是更加全面地看待数智社会的新经济。

从生产者剩余到消费者剩余的转变，事实上是作者对于数字赋能的关注。不同于多数研究罗列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做法，该著通过较为详尽的数据分析，测算了数字赋能所带来的具体效益（消费者剩余），解释了数智时代普通民众幸福感的来源，指出数智时代不仅要考察生产领域的产业升级，更要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消费模式变迁中体察微观领域的生活品质提升。这一思路极具启发性，为研究者提出了焦点重置的任务。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始终居于核心的焦点位置。生产中的关系、模式、再生产、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等是资本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生产组织何以高效、生产活动中的斗争如何发生、工资制度如何强化生产、技术手段如何异化劳动、商品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系列议题。这些议题回应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核心关切，围绕这些议题形成了诸多经典研究。

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各主体如何通过创造差异获取利润，追求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研究的主线。该著将数字资本主义定义为“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生产不再是利润获取的唯一领域，在消费者剩余的增长过程中，分析其构成和增长的因素，系统性地讨论消费工具、消费场景和消费文化，促进技术向消费赋能，破解技术垄断趋势，应是未来学界重要的研究方向。

当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就会愈加模糊。生产者根据消费者反馈的数据，将迎合其个性化需求的服务精准投送给消费者，这一利润获取方式在技术的加持下愈加普遍。由训练算法、调教大模型等新操作方式创造出来的价值，难以区分多少属于生产者，多少属于消费者。鉴于此，如将研究的分析焦点转移到消费端，将可以得出更加丰富的结论。

二、重心偏移：从劳动到活动

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劳动过程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劳动与生产紧密相连，“生产关系塑造了劳动过程的形式和发展，而劳动过程反过来为生产模式的转型设定了限度”。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当分析焦点从生产转移到消费，劳动也将出让它的核心位置。

我们须要认识到，劳动不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方式。《数字资本主义》一书提到，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作为商品从人类身上剥离下来，被放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事物所生成、发出的信息都会被用于交易及交换”。由此，该著调整了汉娜·阿伦特对人类三种基本活动力的排序（“劳动”“工作”“活动”），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排在首位的“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要让位于私人领域的“活动”。“活动”因大数据形式实现组织化，孕育出了“活动社会”，“在活动社会中，人和物的一切活动（及相应信息）都将成为推动社会的原动力”。

从劳动社会到活动社会，劳动生产率让位于知识生产率，即投入的信息变为附加价值的转化率，该著的这一观点与丹尼尔 ·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描述一致。丹尼尔 ·贝尔指出资讯即公共物品，认为我们需要迎接资讯经济的挑战。而该著进一步指出，资讯或信息是有主体的，它们来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信息的背后是人的活动，其轨迹构成了信息的基础来源。

在具体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劳动者可以在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中同时工作，比如，外卖骑手在送外卖的同时，其走街串巷深入城市“毛细血管”的活动轨迹也为平台公司提供了重要数据。这些数据能够使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用于市场交易。在这个过程中，骑手作为劳动者完成了送外卖的本职工作，通过劳动力创造了价值；同时，作为活动者，骑手还贡献了个人的跑单轨迹与生活轨迹，通过信息创造价值。除外卖骑手外，主播、电竞玩家、知识达人等数字劳动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将其劳动过程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通过信息创造价值。目前，多数相关研究将活动整合到劳动中，集中讨论“控制与反抗”的议题，如资本方如何掩饰并获取剩余价值？怎样从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生活中“挤”出水分进行隐性剥削？个人生活如何被吸纳进劳动过程中成为“数字佃农”？如何通过“逆算法行动”获取个人生活的“微光”？等等。

笔者认为，与其将“活动”整合进“劳动”，不如尝试突破“控制与反抗”的二元议题，将“劳动”并入“活动”。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其一，活动更具整体性，《数字资本主义》一书将人们睡眠以外的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消费／闲暇活动时间，而免费数字服务使用时间作为闲暇活动的一部分，经由信息反馈成为数据产品进入价值流程，是数智时代不可忽略的部分。日常生活行为是劳动者沟通信息、形成组织、塑造意识的重要领域，当劳动者走出劳动空间在私人活动中锻造其群体意识和行动时，亟需在“生产的政治”之外，补充“生活的政治”。继续追问资本对于“活动”的渗透意味着什么？是更具普遍性、隐蔽性、总体性的异化，即由“劳动异化”扩散为“生活异化”，还是可能经由“贡献模式”，将知识技能、价值倾向、审美意趣投放到更大范围，不以盈利和消费为目的，打破资本至上？扩大研究范围后，“控制—反抗”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可化解。

其二，既有的“控制—反抗”的二元议题遮蔽了赋能与服务的相关研究，批判视角对于厘清主体关系、触达问题实质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同时也容易让研究者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在资本方愈加精细、精准的算法统治中，劳方的空间愈加紧缩，研究的前景显得暗淡。事实上，相对于生活场景与工作场景的分离，相对于被区隔在劳动场景之外而无法创造价值的境地，让在日常活动中从事劳动的群体也能享受到技术红利有其积极意义。在我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劳动者的公共服务日益完善的背景下，更多可行策略的探索将有利于促进劳动者福祉的提升，对这些层面的研究能够在“控制—反抗”的议题之外补充建设性思路。

三、场域切换：从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

数字化与智能化看似是一场技术形式更新的客观过程，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主观意识将得到增强。经过梳理，笔者认为该著的这一判断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化提升了“消费者剩余”，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这一点上文已做过分析；二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体系利润挖掘方式的变化，满足人们的个性化要求，提高其支付意愿额，成为新的价值增长点；三是不同的技术文化影响技术应用的方式，这对最终实现的社会形态意义重大。下文将就后面两点着重展开分析。

就第二点而言，该著援引凯文·凯利提出的即时性、个性化、说明、可靠性、可使用性、实体化、援助、可发现性共8种数字时代无法复制的价值，并将其归纳为“时间”“个性化要求”和“信赖”三大类，认为这三类事物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具有稀缺价值。时间的稀缺性不言自明，在海量信息充斥的情况下，个人的注意力是市场争夺的对象。个性化要求和信赖都与主观世界密切相关。

以个性化要求为例，用户将自己的意愿和意图告知平台，平台根据用户的历史数据和相关用户的使用数据，为用户设计推荐服务计划。这一利润获取方式在各大平台都有所应用，其背后道理可以在莱克维茨的研究中找到呼应。莱克维茨认为，新的社会结构要面对独异性的社会规律，工业时代对于普适化、标准化、理性化的追求失去了主导权，通过互联网这部文化机器，新阶段追求的是独特的、不可置换和比较的东西，即独异性，这是文化化的变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个性化要求与莱克维茨的独异性具有一致性。从研究视角来说，研究者可以在数字资本主义与“独异性”主观世界的关系中展开研究，考察二者间的相互建构：一方面，资本方通过何种方式制造情绪、营造氛围、打造文化，互联网作为文化机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另一方面，具有独异性的个性化需求如何生长。笔者曾提出“散团式社会”的概念，用以描述新社会形态下的群体关系，即人们沿着趣缘等维度组成一个个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有其独异性追求，创造出多样的亚文化，构成散团式社会，每个团自带厚度，团与团之间难以化约。研究各个散团独异性的由来，以及它们如何转化，有助于理解整个主观世界。

就第三点而言，《数字资本主义》提出了“最终实现的社会形态”框架，认为“数字化所孕育出的经济社会构成体是非常多样的，取决于数字化在哪个领域、在哪种价值观下得到应用”。该著将技术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数字去人类化的人类替代型技术文化、数字技术人类化的人类完善型技术文化和人类数字化的人类强化型技术文化，并进一步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发展设想，即纯数字资本主义、市民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富裕经济）。在三种设想中，该著认为第二个设想相对均衡，它是在人类完善型文化的作用下，运用数字化技术同时强化资本和数字公地，不仅打造优秀的平台，也重视平台的价值，带动个人及中小企业，形成市民资本主义。最后，该著在结论指出“数字化发展的未来取决于人类，且伴随数字化进程，人类主观意识的影响力将会越发凸显”。

该著构建了“技术文化—技术赋能领域—社会形态类型”的框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技术文化位于主观世界的核心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同的技术文化决定了智能化技术在本土扎根的程度，“AI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人类”的问题也需要在技术文化中寻求答案。深入各国社会结构的内部，回顾技术发展史，对不同的技术文化展开研究，是未来学界的重要研究方向。同时，该著对于技术文化的总结过于笼统，亟需后续研究者细化相关研究。

另外，该著提出数字公地推论。数字化对于资本的强化作用已为人所知（学界已有对“数字利维坦”的担忧），而能否搭建出一个数字公地还有待考察。以维基百科为例，该著提出数字空间采用的公地式治理模式，其关键在于陌生人之间的共享能否成为主流交换形式之一。在这一点上，除了技术化解决方案之外，主要取决于价值观问题——“情怀消费”结束后，还有什么挖掘空间？共享理念能否延续？学界对此有一些相关讨论，但尚不丰富，还需要深入一个个“散团”，从各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答案。

四、总结与反思

沿着资本主义价值获取方式变迁这条线索，《数字资本主义》一书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框架体系与未来设想，全书逻辑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相互强化，描绘了一幅数字资本主义的进阶图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其中隐藏的“从生产到生活”的思路转换。如该著所说，“劳动者被驱逐出生产的世界，赶进了消费者（生活者）的世界，换言之，这一现象或许暗示着一场数字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正在掀起”。

在前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始终居于核心位置，GDP是最为重要的指标，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围绕商品生产，形成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生产的社会本质是只通过市场来表达的……货物的价值是由其包含的劳动来决定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与劳动紧密相连，物品之间的关系构成客观世界的底色。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社会科学不断丰富其研究内容，形成了以“控制—反抗”为主线的研究传统，用以考察“生产的政治”，从“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与“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 inproduc-tion）两方面做文章。

到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原本起到广泛作用的 GDP指标出现“失焦”现象，“生产者剩余”削减，“消费者剩余”大幅增长。人的活动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客观世界的增长不能再从绝对意义上控制社会形态，人的主观世界起到愈加重要的作用。面对这些书中所提到的新现象、新经验，研究领域面临焦点重置、重心偏移和场域切换的问题。并且，这些转换不仅仅意味着需要强化对消费、活动和主观世界的研究，更需要重新审视既有的研究基点，转变研究思路，进入以生活为主轴的研究新阶段。

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的转向，如现象学传统和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认为主流研究将日常生活看作是琐碎、无聊、平淡、乏味的，在研究中无足轻重，但事实上，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里，蕴含着社会变革的日常基础。日常生活研究是将“百无聊赖、神秘和理性主义的特殊混合物”作为研究对象，用“使……陌生化”的方式进入研究过程。从这些研究脉络可以看出，西方理论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更加强调“日常”的维度，试图把主流理论所忽略的内容带回来，追求生活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点也是笔者想要强调而《数字资本主义》一书尚未明确的。我们需要将消费、活动和主观世界的研究放到生活世界中看待，而不能仅将之作为资本主义利润获取方式变化的某几个领域来分别视之，避免割裂式研究，尊重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与整全性，是生活视角的题中之义。

我们还要借鉴日常生活研究与数字资本主义研究的优势，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助力。一方面，不同于西方理论对“日常及其批判”的关注，我们更重视挖掘生活及其“非预期后果”。中国传统社会的本土经验凝聚在“生活”的概念中，形成了中国人关于“生”与“活”的本土智慧，有学者称之为“生活型社会”。到了数智时代，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只有将生产劳动嵌入社会关系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工作意向与生活选择。以数字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县域社会为例，县域是一个丰富的生活世界与社会体系。无论技术设计多么精巧完善，它仍然嵌入在熟人关系网络、弹性的时间观念以及独特的地理空间中，其本地化的运作、下沉过程更为复杂，充斥着劳动过程的非正式运作与治理效能的非预期后果，其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亟待挖掘。

另一方面，在明晰资本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引导数智化服务于美好生活。数字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资本运作的规律性认识，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启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 4月 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其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新型资本主义，虽然还具有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在高阶阶段，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依靠数字化手段，取决于“价格、成本和支付意愿额”，个体化要求、幸福感、信赖关系等维度受到空前关注，资本全面向生活世界扩张。这对深化资本认识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在资本向生活世界扩张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其积极促进善治的一面，也要警惕可能性的风险。《数字资本主义》更多将消费者剩余等同于技术赋能，描述其在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幸福感的提升和对数字公地的促进。不足在于，作者对技术革新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缺乏考量，没有深入技术应用场景，无法考察消费者剩余所创造的价值流向，难以回应资本运作与微观生活的细节空隙。在后续研究中，研究者需要细致观察数智化带来的多元结果，探索数字智能和数据社会化的可行性路径，促进数智化助力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