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科学》（ReligionandScience）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著

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35年

伯特兰·罗素先生在他的重要著作的一开头就说：“科学和宗教是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就宗教来说，我想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个陈述。但是，就科学来说，这个陈述常常被忽视。当前在人们的眼里，科学似乎是一种单纯的智力追求，与社会力量和制度的联系最多是偶然的和外在的。然而，罗素先生的主题是16世纪以来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如果不充分注意到罗素先生在篇头所说的话，就不能理解这个主题。因为两者的冲突最终是关于形成和支配信念的权威问题的两种对立观点的冲突，而相关的信念影响着人生的每一方面，从身体健康到道德态度。

对权威的需要，是人的恒久的需要。因为这就是对原则的需要，这些原则必须足够稳定而又富有弹性，用以指导变动不常的生活过程。自由主义者往往削弱原则，他们无端地假定不论什么形式、什么形态的权威都是大敌。在作这个假定的时候，他们直接攻击的对象是那些坚持外在的、教条的权威（不论是教会的权威，还是政治的权威，或是两者的混合）的必要性的人。最近几个世纪的深层问题是：科学方法（用实验寻求智慧的方法）能够提供权威，而先前人们是在僵硬的教条中寻找权威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是这个冲突的一个方面。

其实，人类的历史主要是人类盲目地奋力寻求生活行动的权威指导的历史。这是一次又一次人类以为他们找到了权威所在的地方的故事。之所以说是盲目的，是因为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要寻求的是什么，于是抓住历史的偶然事件和社会条件在暂时控制的条件下所提供的东西。因此，这个历史是反复的失望和万花筒般的变换。在科学方法兴起之前，万般变化之中一件不变的事情是权威的地位被放置在耐心的、累积性的理智求知活动之外，处于某种机构之内。人们以为，最后的原则和规则就是从那里放射出来的。在最初阶段，从事求知和实验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们的动力主要是急迫的好奇心和不堪忍受他们周围的无知和混乱。但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带来了权威地位的最终变化，因此，从17世纪以来每一个领域发生的斗争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一事实感到惊讶不解。也许值得惊奇的主要原因是：这种斗争不是更加艰巨，而是依赖科学赢得了如此多的胜利。

如果不是由于所谈的问题极具深度和广度，罗素先生对天文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和道德中冲突的描写会是令人郁闷的。因为那主要是一些愚蠢的言行的记录，从当前的知识看似乎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情反复出现，斗争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人们却没有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把这个记录看作人类知识从动物以情绪和蛮力占主导状态开始的上升发展，那么，这个故事是令人振奋而不是沉闷的。倘若罗素先生的统一论述不是这样一个主题，那会真的令人沮丧。正如他在开头几页所说，“新宗教在俄国和德国的兴起，装备了科学提供的新传教手段，再次将此置于受怀疑的地位，就如同科学时代的初期一样”。也正如他在将要结尾处所说：“在我们的时代，思想自由所受到的威胁比1660年以来任何时候都大；但现在的威胁不是来自基督教会，而是来自政府。由于当代存在着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政府接替了从前属于教会权威的神圣地位。”而且，“新的宗教取代了基督教的地位，却重复着基督教所犯过的错误”。

这种状态是罗素先生的著作所提出来的尖锐问题。这正是我提出来要考虑的问题。罗素先生的著作的详细内容，每个人都可以阅读。他的表达的清晰和巧妙让二流作家自愧不如，但在这本书中，他在这方面又几乎超过了他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著作。事实材料自由地取自安德鲁·D·怀特（Andrew D.White）的杰作《科学与基督教神学战争史》（HistoryoftheWarfareofSciencewithTheologyinChristendom）和莱基（Lecky）的同样不朽的《欧洲理性主义的历史》（HistoryofRationalisminEurope）。然而，这些材料经过浓缩而且措辞凌厉。冲突的每个方面都清晰地呈现出来。这里不必复述或解释。但是按我的判断，他提出的问题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一切迹象表明，在未来数年，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紧迫，涉及更多的领域。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双重的。在武力的支持下，对自由的实验求知方法的信仰突然衰退，教条的权威死灰复燃，这是什么原因？另一个问题是：接受科学方法，把它看作指导人类行动的信念的权威——不是名义上接受，而是在实际行动中接受——人类将从中获得什么？这两个问题指向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不清楚我该如何说科学为我们做了什么，除非我们首先弄清楚为什么科学在不久前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就衰落了，甚至崩溃了。为什么在取得巨大的技术成功的时期之后，科学的地位变得如此低下，在世界许多地方如此不安全？我想，答案逃不出两种选择之一。或者说，求知的方法衰退到只具有相对的重要性，因为与习惯、情绪、一些人追求权力和臣服的冲动相比，它只是人性中比较弱势的部分；或者说，当前科学权威的衰落具有特殊的原因。

科学的衰落可以在前文一句话所表达的事实中找到历史原因，在那里，我提到科学在技术上的成功。罗素先生正好区分了科学的气质与科学的技术，前者是“谨慎的、尝试的、逐步的；它并不妄想它知道全部真理，甚至不妄想它的最好的知识是完全真的。它知道任何学说或早或迟都需要修改，而必要的修改要求有研究的自由和讨论的自由”。它从观察事实开始，而不是从固定的普遍真理开始，再从中演绎地推导出特殊的真理来。它通过许多个别事件的实验观察来达到一般规则，而在达到一般规则后就将它们用作工作假说，而不是用作永恒不变的真理。在时间进程中，不同的假说由于得到观察事实的充分证实而成为理论，这些理论集聚起来形成更加广泛的概括。但是，神学，从最原始的形式到最精致的体系，都是从一般原则开始的，这些原则一部分出自“纯粹理性”，一部分出自终极神性权威的启示。而科学的概括则是结论，这些结论随着研究的进展是可以不断修改的。“知识已不再是宇宙的心理反映，而变成了操纵物质的实践工具。”

科学的技术不同于科学的气质，它注重的是操纵物质的方法。它是具体技术的来源，例如把电应用到日常生活。它关注的是直接的实践结果——这里，实践一词有着特定的、技术的含义——如发电站、广播、照明、电话和汽车点火装置等等。“实践专家运用科学的技术，政府和大公司则进而利用实践专家，获得了与科学家完全不同的气质——这种气质充满了无限权力意识、傲慢自大的确实性，甚至操纵人事的快乐。”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它们表明，科学的气质、理智实验的方法，即使在它取得技术胜利的时候，在它取代以前关于天空、人体、动植物的起源和生长的信念的时候，也只是取得了微小的进步。科学的功能在于修正我们关于千差万别的事物的信念，取代早期由情绪幻觉产生的信念，这些信念由于历史的偶然事件而被写成文字并进入信条的结构之中。那时候，如果个人的灵魂要生存，就必须接受那些信条。科学也通过它的技术应用导致了工业和商业的革命，在细节上影响了日常活动、休闲活动、国民经济和生活条件。但是，对科学胜利的历史考察表明，除了相对较小的职业科学家群体之外，它的胜利仅仅限于这些专门的领域。

换句话说，“科学”仍然是一群名叫科学家的人所做的事情，是他们在实验室、天文台和一些专门研究的地方所做的事情。它还远远不是心灵的气质，即人类个人和集体用心灵来对待他们遇到的问题。它离这个目标太远，连人类活动倾向的表面也没有碰到，只是在地表上划了几道印子。科学的声誉主要不是来自人们普遍采纳它的心灵的气质，而是来自它的物质主义应用。对于人类大众，科学气质的内在唯心主义淹没在物质力量的应用和享受之中，淹没在物质的舒适之中，这些都是它的技术应用的产物。

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解释的。从历史的观点看，科学是一位新出场的人物。科学还是一个婴儿，他要同地球上生养了千万年的成年人作斗争。再则，它来到人间，大部分人几乎处在饿死的边缘；它由于有着释放权力和安逸的前景而吸引了他们。

只有从这个背景所形成的视点来看，科学技术的物质方面的迅速发展才能得到理解。科学使发明成为可能，当人们开始享受发明的成果时，被阻塞的胃口、被压抑的欲望就活跃起来。发明的新力量与人们以前无力满足自身需求的状况，形成直接的对比。社会在整体上（不是这里或那里少数几个人）表现出暴发户的状态。无疑，多数个人并没有大量地分享这块希望土地上的牛奶和蜂蜜。但是，没有多少人能够抵制科学由于其技术应用而具有的诱惑力。

然而，前文所言都是事情的否定面。肯定面是新科学的技术资源本质上被俘虏的状态：首先是被金融资本控制的工业俘虏，然后被政治国家主义俘虏。罗素先生说到，新宗教威胁着科学的气质，它的自由的、暂时的、实验的方法，它用工作假设替换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倾向。这种威胁只不过是科学取得技术和物质胜利时期一直存在的那些力量的最高表现。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爆发式的绽放，总是惊世骇俗。在危急的后果强加于我们头上之前，我们总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虽然新形式的产生有些突然，但它们一直在地下积蓄着力量。

这里不宜专门讨论国家主义和经济资本主义。但是，谈一谈已经引用的罗素先生一句话中的一个词肯定是恰当的。这个词就是“当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这种危险，一方面产生于我们的经济体系无控制的运行，另一方面产生于我们的政治国家主义。这是真正的危险，因为这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联合的必然产物。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危险不仅仅是一种威胁，而且是一个眼前的事实。这种危险是一种迫切的新需要，即权威原则的宣示。由于科学并不打算满足这种需要，所以我们求助于老式的外在教条权威。之所以说老式，是因为它的路径大多符合既有的历史先例。它的表现形式是新的而且是可怕的。因为它掌握了科学的一切技术资源。混乱的危险起因于战争，那是政治国家主义的结果；应对这种危险的办法，是动用科学资源去准备更大的战争。经济失衡和保障丧失产生了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危险，这要由专制来应付；专制为了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利益，控制了工业生活的全过程。这两种手段都依赖于科学催生的技术的使用。它们都依赖于剥削，用科学产生的技术手段以及用情感和想象来剥削。这个结果为罗素提供了依据，他把这些运动叫作新宗教。它们具有既定的教条、僵化的格式和仪式、核心的制度权威，以及信与不信的区分，还有对不接受真理信仰的异教徒的迫害。

在我看来，这种状态使科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问题变得极为重要和紧迫。我们处在危险之中。人们能够想到的，我们在这个国家在这里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出路是动员一种教条和制度来反对另一种教条和制度，于是发动一场新型的宗教战争。我的意思不是说，在这个国家，这个问题必然采取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专制势力之间的直接冲突的形式。但是，我们面临着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状态。如果采用耐心的实验的理智方法来应对这种局面，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一种更强烈的欲求，即用某种外在的、教条的权威在混乱中建立表面的秩序。倾向于发动战争并把战争叫作和平，这种事情自塔西陀（Tacitus）以来就时有发生。它只是采取了新的形式。在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的群体在鼓吹外在极权主义学说，并乐于成为这场运动的官方哲学家。

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哲学，也关系到科学。在这一点上，虽然有些犹豫，但我也被迫与罗素先生分道扬镳。罗素先生的论述中肯定具有哲学意义的那些部分，是关于灵魂和身体、宇宙目的、科学和伦理学的那些章节。我的异议并不涉及他所达到的关于传统宗教观念的结论，而是关于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哲学观念。本文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和篇幅让我进入知觉哲学，那是他在前两章、关于价值的那一章和最后一章谈到的。如果我认为与罗素先生深刻而恰当论述的主题没有关系，我是不会去谈的。

问题的要害从总体上说是知觉和经验的“私人性”问题，还有价值的“主观性”问题，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罗素先生相信“看”、知觉一般来说是私人事件，“每个人的经验是他自己私有的”。两个人不可能看到、记得或经验到完全相同的事物；由于自然科学就在于从知觉和记忆出发进行推理，因此，“细加考察就会发现，物理学的素材与心理学的素材具有同样的私人性”。他进而又说，心理学的素材可以具有物理学素材所具有的那种“准公共性”。罗素先生的理由是：当我们说我们感知一个对象时，例如太阳，对象只是一个遥远的原因，我们的知觉依赖于中间媒质，也依赖于某些身体过程，特别是大脑过程。我不明白这与知觉的“私人性”或与知觉的“内心”特性有什么关系。这个论证似乎要表明，知觉是一个发生在客观世界中的复杂的客观事件，经过多种条件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比我们所说的太阳照耀更复杂的事件。这只是在没有质疑传统二元论心理学的前提下继续往前走，除了条件因素的复杂性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正是以这种复杂性为根据，我们有能力进行某种推理，推断不同的事物，“太阳”、“媒质”、“神经系统”对于知觉的产生都起了作用。至于经验之所以是私人的，是因为两个人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经验这个论证。我想，同一物理事物不可能完全重复这一点也是真的。但是，除非我们事先把事件的个别性定义为私人性（这是纯粹的语词游戏），我看不出存在的多样性如何能够证明存在的私人性。

我说过，如果与科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我不会作这些评论。这一方面要辩解科学在决定信念（这些信念把人聚集在一起从事联合行动）上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是科学的方法和结论具有内在的私人性，要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是困难的，似乎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后一学说得到实质性的支持，我们就应该接受，不管它有什么不幸的社会后果。但是，它并不有效却又被接受了，这就加强了这样一种想法：在私人观点冲突时，我们必须求助于外在的权威和力量，以取得公有秩序。在与道德相关的价值问题上，这里涉及的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

按照罗素先生的说法，“伦理学并不包含陈述，不管是真陈述还是假陈述，而只包含一些属于一般类型的欲望”。因此，关于好与坏的分歧与趣味的差异具有同样的性质。说某个事物好或具有正面的价值，这等于说“我喜欢它”，就如同在另一个场所，我说我喜欢牡蛎；说它坏，并不是在作一个客观的陈述，而是一个关于某人的个人主观态度的陈述。我并不怀疑，人们提出的一些伦理学理论事实上就是一些私人或团体好恶的精致的“理性化”；我并不怀疑，一种欲望就是我们意识到某物是价值的一个条件，可能也是任何事物是价值的因果条件之一。但是，即使从这一立场出发，要达到好等于喜爱的学说也还有很长一段路。因为喜爱和欲望是自然事件。它们有条件，但它们不等于那些因果条件，肯定不等于其中一个单独的条件。罗素先生说：“通过明智、幸福、无畏来培养人们慷慨大度的欲望，人们的行动会比现在更加符合总体的人类幸福。”这样的话语中，无疑有着深刻的真理。但是，我怀疑这个陈述是否与欲望和价值完全“主观性”的学说相一致，或者是否罗素先生同少数人一样，碰巧喜欢“慷慨大度的欲望”更甚于别的欲望。因为这个论证假定了欲望具有客观的条件和客观的后果。

在同一段落中，罗素先生说，人们所需要的那种欲望并不是由伦理学理论产生的，这一点是真实的。然而，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设想，应该有这样一种伦理学的理论，它以科学的和客观的方式关注这些因果条件，以及这种或那种欲望的具体后果。这样做，有着巨大的实践困难。现在还只是一个微小的开端。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情做下去，随着它的成熟，就会建立起一门技术来处理人性，就像我们用技术来处理物性一样。这些技术不在于从外部进行操纵，因为这些技术的实现需要有自愿的合作反应。这样一门科学和技术由于还没有产生，因而并不引人注目。我相信，循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们将会看清科学气质相对微弱的影响，而科学技术由于提供了物质力量、舒适和安逸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常常有人说，自然科学远远地走在了人文科学的前面。就人类的欲望和目的来说，可与物理知识匹敌的关于手段与结果的知识是唯一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知识达到物理知识和力量已经达到的水平。

（朱志方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