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来，作为阶级社会基本运动形式的社会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主导的共产主义伟大社会革命时代。本质上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阶段性运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因此，只有真正本质地把握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才能更透彻地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成败得失、坚定“四个自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取得社会革命的新胜利。

一、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自觉

随着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逐渐成为推动社会革命进程的主角，并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扫除各种障碍。当资产阶级剥削体系建立之后，这个进程也就逐渐失去了革命性质，新的社会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新式阶级冲突，产生了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革命条件。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它“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显然，这已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矛盾运动导致的新型社会革命，它的领导阶级和目标指向发生了本质改变。在人类历史上，之前的社会革命都有一种似自然性的发生发展过程，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很少一开始就意识到自身肩负着建构新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早期就有这样的历史自觉，《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即是这一阶级自觉的理论表达。

《宣言》是用科学逻辑描述的客观历史规律，是建立在深厚历史认识之上的、对于当时和未来的科学判断。《宣言》认为，人类有史以来的阶级斗争，其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称的“资产阶级时代”，新的社会革命一方面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性，“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跳出了似自然性发生发展状态，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同过去所有的革命阶级完全不同了，由于一无所有，他们“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因此，从社会革命的品质上看，“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样，在发展形式和目标追求上，无产阶级领导社会革命以及革命所指向的未来社会性质，既有历史必然性基础，又呈现人类整体发展的辩证飞跃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场全新的社会革命定名为“共产主义革命”。

从上述分析来看，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以及生产关系调整的必然，这种必然在资产阶级时代需要以彻底革命的方式展开和完成，从而在消灭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同时清除产生阶级剥削制度的根源。所以《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诚然，依据对人类社会革命史一般规律揭示的必然性，只能逻辑地推断资产阶级时代必然会发生社会革命的一般性结论。以无产阶级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并且对这场新的社会革命作出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性判断，仅仅依据过去的“一般”来推论现在的“具体个别”，显然是不充分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极其现实的时代性必然，即资产阶级时代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关系的具体矛盾运动，逻辑地复合成明确的历史步调。前者历史地厘定了前进方向，后者逻辑地阐明了实践主题。

从阶级斗争的历史分析转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分析之后，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要求，就以趋势性和逻辑性的结论形式显化出来。一方面，在至今的一切社会，“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简而言之，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方式属于自我灭亡的机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的两面，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革命必然发生、必然进入无产阶级时代，已经合规律与合目的地在现实阶级斗争中到处表现出来。

然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宣言》所揭示的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是共产主义革命所需的“批判的武器”，但仅仅停留于此，不可能产生现实的社会革命力量。同时，《宣言》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非具有操作步骤的“技术方案”，它对于未来新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意义，需要被群众掌握后才能转化成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力量。

二、伟大社会革命的逻辑展开

资产阶级时代社会革命的主要形式最初表现为无产阶级反经济剥削和反政治压迫的斗争。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这些斗争确定无疑地揭开了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的序幕，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历史所要求的社会革命轨道。就像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而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历史进程要求无产阶级掌握自己的任务，而在过去的社会革命经验中，这些任务从未呈现过，因此，无产阶级推进社会革命不能对任何已有革命形式留有依恋，只能从新的实践中自觉体认。这个过程，必定不是直线上升的，“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恰恰在这样的局势下，历史所赋予的社会革命任务逐渐转化成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无产阶级对于伟大社会革命斗争的历史自觉也就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萌芽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虽然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它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这种由工业引起的社会革命“将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里，不难发现他极其细致地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挖掘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因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将这次革命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由于找到了历史的奥秘，特别是揭示了无产阶级自觉到的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任务，此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程，具有按照历史辩证法逻辑地展开的特点。

当然，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展开受历史条件制约，必定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过程。在具体形式上，将表现为政治制度革命、经济基础革命和社会关系革命等阶段性发展的递进形态，全程性生产力革命不仅贯穿其中，而且是推动所有新社会因素生长成熟的根本动力。这一切的起点，《宣言》是这样指认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确切地说，无产阶级发动政治革命并取得成功后会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从19世纪末开始，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进入政治革命时期。各国无产阶级纷纷组建领导革命运动的政党，展开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由于“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需要从具体实践里得到充分的经验中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革命任务的理解上也存在差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目标并没有在国际范围取得共识。在资本主义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因资产阶级采取缓和剥削关系的手段，转而将政治革命简化为社会改良，最终丧失了本该有的斗争性。相反，在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过程和结果，便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特点。到20世纪后半叶，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曾用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向世人展示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冷战开始阶段，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不落下风，显示出伟大社会革命的强劲生命力。但一场社会主义政权剧变的发生，又使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成果几乎丧失殆尽。于是，有资产阶级学者据此判断，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将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种形态，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已被“证明”为不可能。

通过对20世纪社会革命史的简要回顾，人们确实很容易就得出无产阶级推动的阶段性政治革命已被终结的结论。我们不能说，上述现象不是历史事实，无论20世纪上半叶西欧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的改良主义倒退，还是后来的“苏东剧变”，都像历史情景剧一样生动地发生过。但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不都是历史本身的本质表达。那么，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经历，究竟表达了怎样的社会革命真实呢？首先，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非暴力社会革命运动，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呈现渐进社会革命的特殊形态。“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变革过程显示，虽然在一个时期里，尤其是20世纪上半期，政治革命的变数依然存在，但整个过程中，渐进的改良道路事实上成为社会变革的主流。”从实践上看，尽管以西欧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为主的政治力量在另类的社会主义试验中，放弃了彻底政治革命的目标，但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推动的社会改良，产生了福利国家这样的有利于无产阶级获得“自由民主平等”机会的制度条件，也进一步削弱了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能力。从理论上看，虽然共产主义革命的科学原理依然还没有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掌握，但各种人类解放思潮还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建构自己的道路与理想，诸如“西方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即使其中有些主张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大相径庭，也在客观上提示着社会革命围绕的思想轴心，依然是《宣言》奠基的伟大社会革命理论。

其次，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曾遭受严重的挫折，但其性质只是无产阶级“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的再一次退却。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存续期间，在政治革命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尝试，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社会革命经验。相比之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运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肯定更加接近“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目标；它所提供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和释放的社会革命能量，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会更加成熟，用更深厚的经验基础来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伟大社会革命的物质力量。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找到了政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正确道路。从发展至今的运动态势和理论自觉程度来看，社会革命的中国道路正在朝“更加接近自己的宏伟目标”方向稳步前进。最后，“今天，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所以，当人类遭遇世界性生存与发展难题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中寻找智慧和力量，已成为20世纪以来的常态。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伟大社会革命道路，依然到处在展示科学实践的真理力量。综上所述，20世纪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运动以及之后进行的社会革命实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逻辑展开过程，即使有挫折，并没有改变阶段性政治革命与全局性社会革命相统一下的辩证发展趋势。

三、伟大社会革命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理论，一开始就将目标定位在人类完全解放的高度：“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追求这个远大目标的起步阶段，无产阶级必须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周围，“宣布不断革命”，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推进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特别是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崇高使命。共产党人只有对伟大社会革命保持始终正确的理解，不断提升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能力，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持续保持历史性的社会革命姿态。

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启动改革开放进程时，伟大社会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伟大社会革命从此诞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不断推进生产力革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终点，而是进入人类解放新阶段的起点。因承载着历史赋予的“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使命，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异常艰巨。这也就决定了，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存在，舍此，其它所有的制度逻辑和实践活动都会缺乏历史根据和现实平台。站在这样的原则高度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本质定位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回归到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与逻辑轨道上。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式紧紧围绕不断推进生产力革命这条主线，积极变革生产方式，提高基本制度的民主含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伟大社会革命的新时代。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道路。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继续推进社会革命当成制度生命的根基，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变化特质的实践确认。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与之相应，我们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形成以“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为路线的全方位社会革命模式。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革命性实践，“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内容丰富，领域宽广，具有典型的彻底革命特色。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而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革命曾被教条主义的“辞藻”拖上倒退的历史列车；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冲破“辞藻”的禁锢，重新找回了具有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的实践“内容”。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不断追求人类文明新高度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指出的，“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70年来，《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依然保持着历史性的正确，但伟大社会革命的具体措施需要与时俱进，这已得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确认。所以，伟大社会革命在任何时候都反对历史决定论，反对教条主义实践，它对于紧跟时代主题、回应人民关切，具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推进的社会革命贯彻这一原则要求，根据世界现代化新形势和当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建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将伟大社会革命引向人类文明新高度。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通过核心力量的自我革命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道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会遭受挫折，有一条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执政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被教条主义禁锢了思想，形成了僵化封闭又落后于时代的执政观念，因此，它们根本无法集中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来继续推进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走出一条新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教条主义认识和现实社会主义经验所形成的思想樊篱和制度樊篱，敢于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开展深刻的自我革命。事实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才能在执政条件下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革命，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篇章。而且，为世界无产阶级找到了掌握政权条件下继续社会革命事业的有效途径，为伟大社会革命事业开辟出一条切实可行且前景光明的新路。

四、伟大社会革命的“新时代宣言”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宣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问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它的创新内容、创新方法以及创新方向，紧紧地抓住了“执政条件下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近景目标，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进入21世纪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依然不平衡地处于政治革命和掌握政权条件下继续社会革命的阶段性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有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来进行新的社会变革，一方面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集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五位一体”的建设方式全面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质量、文化自信和文明高度，提升人的全面发展水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向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类解放大事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平台上继续探索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效途径，结合时代性历史任务解决人类共同难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世界历史责任担当。在世界各国普遍渴求发展但整体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大环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新的实践中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是纯粹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而是从实践经验和时代特征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实践智慧。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有科学的理论品质，源于中国共产党重视从伟大社会革命实践、从时代变化中吸取理论营养；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与时俱进，依据变化了的实际适应历史方位，调整变革方案。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不仅表明伟大社会革命在中国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进一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决心，而且让世界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标志着无产阶级的伟大社会革命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基于事业本质和历史责任，可以十分自信地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告了无产阶级将“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个21世纪的秘密”，是伟大社会革命推动人类彻底解放进程的“新时代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