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温海波 谢殿诚）区域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把关键钥匙，从王朝国家的视域看，历史不断更迭断裂，而区域视角更多呈现出历史的延续。区域史研究是在空间中理解时间的他者，试图回答历史上的基本问题，尤其是重大的历史进程，结构性的、长时段的历史。通过梳理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总体史不再是镜像中的认知，也不是单一的主旋律，而是多重混奏的交响乐。

由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闽浙赣区域史研究工作坊于2021年8月17—18日在线上举办。来自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昌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和《学术月刊》《史林》《江西社会科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近百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主要围绕但不限于闽浙赣区域，通过主旨发言、会议报告、圆桌讨论等环节，分享区域史研究的心得、发现、可能与未来。

在区域中发现历史

在主旨发言中，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厦门大学郑振满、中山大学刘志伟、北京大学赵世瑜四位学者就区域史研究的心得、近期关心的议题同与会者交流。科大卫教授首先分享了近期对水上人群及秘密社会的关注，接着以国家与地方关系为例，提出需重点关注文字、宗教与税收——文字如何使用普及，拜神到拜祖先的过程如何转变以及国家通过户口还是田土征税。科老师还指出“样子很像的文献背后的历史是不一样的”，统一模式的书写背后或许有着迥异的历史进程。

郑振满教授认为区域史研究已进入转型期，如何读懂文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他提示从经史传统去解读民间文献，打通每类文献涉及的人、事、理三个层次。郑老师还认为读懂文献需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对各地现存民间文献普查，摸清民间文献家底；其次考察文献本身的生产、流传和使用；再者思考乡村社会中谁在认字，谁在实际使用民间文献，即不同文字类型对民众社会生活的不同意义；最后探究民间文献与大传统的关系。

刘志伟教授从近期国际事件出发，引发出区域历史对于国家历史而言是屡被中断还是连续的这一思考。他以《东莞明伦堂档案》为例，认为明伦堂的运作可以勾勒出在县级层面上，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由传统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内生机制。刘老师还以赣西北独特的图甲文书为例，提示区域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地方社会在国家制度下的发展，还要追问地方社会内生性的变化，地方在既有制度框架下，也有引发新制度的可能，这个过程事实上在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和秩序。

赵世瑜教授分享了近期在辽东的考察观感，从南方人的疑问“他们为什么打我们”出发，对女真兴起与清兵入关产生了新的思考。他通过将高句丽始祖碑、萨满传统的姑嫂石棚、辽金元以来的佛寺、明代汉人的庙宇祠堂等不同的文化碎片在同一地域的连缀，提示我们区域史研究要重视外部因素与整体视野，特别是将区域史与全球史关联。

区域史研究的多样性

根据议程安排大致可分为“人群信仰与政治革命”“制度变迁与地方实践”“区域市场与商业文化”“文献编纂与使用流传”四个领域，与会学者就各自论题发表了精彩报告。

人群信仰与政治革命。江西师范大学李平亮介绍了会馆志、征稽谱、会馆碑刻、年刊、征信录、档案、会议录、契约、方志等与会馆有关的文献，提出王朝制度与会馆秩序、文化层累与会馆的层级化和网络化、会与会馆的多重产业秩序以及会馆与现代国家建设等议题，将是深化会馆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势。中山大学温春来通过研究明王朝正统观在西南落地的实态，认为地方土司采取避害、趋利、合法性宣示三类行动予以因应与利用，巧妙地将各族传统与统治合法性杂糅，形成了两套合法性叙事并行不悖的情景。复旦大学巫能昌借用“复合”概念，通过对比研究闽西、赣西北、浙南不同区域间驱邪法师传统的异同，试图揭示跨区域的人群流动与仪式传统变迁间的关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王健分析了江南地方家族从拜神到拜祖先这一过程的发展，并讨论二者结合形式的多样性及内涵。中国人民大学骆勇尝试分析文献记载中南方“洞居”人群的面貌及其生计模式。厦门大学张侃认为苏维埃时期的大刀会有着乡村社会自身的传统，在因革命冲击而造成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往往作为农民自卫抗暴的秘密结社进而以抵抗国家力量的面目出现。南昌航空大学黄伟英研究建国初土改在“前苏区”的推行发现民众有着强烈的“变天”之忧，通过诉苦动员、满足政治及经济诉求等措施，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逐步确立。华东师范大学郭子健借用“革命半径”的概念，对早期中共革命在浙南地区的“地方性”进行了探讨。江西师范大学阙伟康从民国报刊报道视角出发对南昌起义研究进行了新尝试。

制度变迁与地方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刘后滨指出研究庐陵文化需要关照地方史、区域史和整体史的关系，在充分借鉴区域史研究路径及推动资料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相关议题如江南腹地经济发展与文化重心的南移、唐宋科举社会的转型、科举精英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建构、两宋与明清乡村布局和宗族形态的变化等，有望得到新的突破。中国人民大学刘喆针对庐陵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认为南唐时已进入科举社会的庐陵地区，在入宋后更因其文化优势而成为科举高地。浙江师范大学李义琼通过研究两淮和两浙盐区的余盐现象，认为明王朝制定系列政策规范了大部分余盐，但仍有私盐成为破坏盐法的重要力量。南昌大学罗桂林认为上海租界通过推行门牌编钉，加强了对城市的治理，但由此也固化了社会区隔。赣南师范大学朱忠飞在科举与地方社会研究领域中关注到武举家族，认为诏安二都客家人借尚武传统，以武举入仕进而形成一批武举世家，成为影响地方权力格局的重要力量。杭州师范大学陈明华以清末杭州寺院托产风波为切入点，考察寺院控产者在面对新政影响时，如何援引各种话语和制度资源去争取自身利益。香港中文大学戎宗柳利用契约文书及改嫁婚书，探讨清代女性如何灵活地处理家庭财产。复旦大学胡宸从国家资源配置的视角出发，打破官、私二分法的局限，探究景德镇贡瓷生产的运作实态。中山大学叶琳琳通过研究闽粤赣地区存在的隘官体系，探讨该地区逐步纳入国家统一进程中的特殊性。

区域市场与商业文化。江西师范大学晏雪平引入水旱灾害这一计量指标，分析其与米价变动的相关性，试图进一步明晰长江中下游粮食市场的整合问题。浙江大学徐伟认为清末浙闽赣逐步形成了区域性慈善网络，与该地区米谷采办等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安徽大学董乾坤通过分析安徽省立二师的成立与发展，认为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既受到新式教育政策的影响，同时又体现着强烈的地方传统特色。华东师范大学姜鸿通过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动物及猪肉的出口情况，讨论了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的情况。浙江师范大学邓攀讨论了浙江金华府的会社组织，并认为由此构成的会社性社会具有组织性、公共性、市场性特质。厦门大学郑鹏程依据新近发现的永泰文书，对晚明以来永福县山区开发进程中山林经济、经营形式和产权结构三者的演变进行探讨。浙江师范大学何亲青梳理了明清浙东丘陵地区堰塘的建立过程，考察乡村社会水利与赋役的关系。重庆大学廖涵认为在缺乏绅士与宗族势力影响的商业型市镇中，明清时期的商人在国家授权的前提下管理公共事务，以此达成商镇治理的实效。江西师范大学汪红亮认为以万寿宫为代表的明清同乡会馆兼具乡土情怀与天下一家的特征。浙江师范大学李挽钰分析了民国时期观影行为对女性自身及其家庭关系、社会交往产生的影响。浙江大学王毅讨论了1956—1966年私方对待定息的态度变化及放弃定息的原因。

文献编纂与使用流传。华侨大学曾龙生研究了元明之际宋濂为南方地区家族的撰谱行为，认为从正史列传、族谱文集等文献追溯各家族远祖谱系的现象，推动了远祖谱系跨文类、跨地域的传播。浙江师范大学李义敏详细介绍了鱼鳞图册地块编制的方法，认为鱼鳞图册确定了每块土地的“身份”和空间位置，为赋税征收和地权确立奠定基础。萍乡学院凌焰分析了赣西北地区图甲文书的编纂过程和运作实态，试图以此探讨移民、基层治理等问题。浙江师范大学王四博对浙江兰溪县自同治七年起的土地查补过程展开研究。厦门大学吕珊珊将明清以来的寺院文书分为契约、账簿、僧尼登记、财产登记、诉讼、僧谱、议字、继承八类，并尝试分析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肖承清辑录了《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点校本）》中太平天国有关史料，并做了初步分析。

区域史研究的未来

圆桌讨论由浙江大学梁敬明主持，梁教授认为工作坊的讨论早已超出闽浙赣，所以圆桌会议理应探讨的是中国区域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方法。在问题意识上，暨南大学刘正刚以明成化江西“好讼”现象与社会转型为例，认为法律史是区域研究切入的一个新方向。南昌大学黄志繁认为区域史中的明清史议题为众熟悉，但是从宋到明的历史转变仍模糊不清，其中重要议题有区域社会从宗教到宗族的转变、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改变及社会财富资本从重科举到重商业的变迁。浙江大学吴铮强也提醒明清区域研究需关注唐宋史的区域研究传统，尤其是对滨海地域、关陇集团等议题的论述。

厦门大学刘诗古总结区域史研究要以问题导向为中心，在挖掘、解读文献的两个基本点上发力，形成区域史研究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中山大学李晓龙希望通过不同区域间的盐法比较，进一步研究区域的相通性议题。江西师范大学李平亮则结合多年的江西会馆研究，反思了区域研究中提炼的市场圈、信仰圈、婚姻圈等概念，希冀通过江西万寿宫的研究凝练出新的概念体系。复旦大学巫能昌从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区域人群的流动对仪式、信仰等知识的互动和在地化带来的影响。在对赣西北的长期深耕中，江西师范大学谢宏维认为区域研究需要有长期稳定的田野地点，萍乡学院凌焰从收集到的大量图甲文书入手，认为地域社会的移民、基层治理仍是值得继续深入的话题。江西师范大学温海波认为变换提问的方式，在互动、关联、流动的视域下进行山区、水域、陆地、海洋的比较研究，同时引入贯通性的新话题，不失为区域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在理论方法上，上海交通大学赵思渊重申解读文献的重要性，尤其是需要借助数字人文工具处理新旧议题。厦门大学饶伟新认为区域史还涉及跨区域问题，区域史研究要基于民间文献的脉络，区域史的作品也要有现场感和带入感。中山大学于薇意识到不同区域的历史进程、区域间文献保存存在相似性与差异性。华东师范大学李世众提出对地方史、区域史和整体史研究的认知与困惑。安徽大学董乾坤分享了区域史研究从讨论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的转向，尤其提示注意人际关系网络对区域史研究的非凡意义。江西师范大学黎志辉、南昌航空大学黄伟英、杭州师范大学王才友三位擅长革命史研究的学者认为，革命只有下沉到区域才能落地探讨，研究时段需向后延伸，打通传统社会与二十世纪革命的关联，重视倾听文字之外的声音，尤其不能忽略口述历史。南昌大学罗桂林也提议区域史研究要打通明清史与近代史，还要重视全球史的影响。

圆桌讨论还涉及学生培养、学术传承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区域史研究》集刊主编、中山大学温春来呼吁与会学者积极踊跃投稿。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杭州师范大学陈明华，浙江师范大学李义琼、重庆大学廖涵等不仅提议要提炼区域史研究的基本议题，还对如何在各自所处的地方开展区域史研究提供了有益方案，对于如何形成学术共同体也有建设性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赣南师范大学的朱忠飞，结合多年在赣南、闽东、浙南的田野经验，认为区域史研究需重返经典学术话题，在疫情常态化之外，还要面对“空心村”百姓离乡离土区域史研究如何跑田野的困境。

在闭幕式上，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结合几十年的田野经验，认为区域史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大有可为，还能为老百姓讲好自身历史，建设美丽家园服务。北京大学黄道炫指出区域史研究应有长时段、连续性和内生性特征。南昌大学张芳霖结合湘鄂赣研究，认为既要关注内生性，也要注意外来因素。中山大学黄国信期盼闽浙赣区域史研究工作坊有更多学术单位加入，尤其扩展区域对境外高校开放。复旦大学刘永华提出重新思考区域的界定以及相关分析概念，认为区域史的未来在于回答基本议题或重大历史进程问题。香港中文大学贺喜提议走出舒适领域，在空间上转向非文字的社会，在时段上往前延伸，呼唤比较研究，并期待以团队形式集中深入解决某些重大课题。山西大学胡英泽分享了其在区域史研究中，搜集新资料、选择新领域、回答新议题的方法和努力。赣南师范大学李晓方和天津师范大学罗艳春则回顾了区域史研究的初心，并希冀区域史研究具有现实关怀。最后，暨南大学刘正刚代表下一届闽浙赣区域史研究工作坊的主办方代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