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清晰地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再次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价值旨趣，重点关注人在改造自然环境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的能动作用，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论支撑。

一、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认识论之维

马克思秉持的认识论，强调要“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肯定实践活动中的人蕴含的本质性认知力量。在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下，人对自然的认知水平停留在直观、静止、片面的状态。这使得改造自然环境的实践活动难以摆脱形而上学思维的束缚。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围绕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演变倾向为线索，揭示人与自然一体化发展的未来趋势，从认知层面为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系提供思想指南。

（一）主体思维自觉化

按照主客体间认知与实践的活动规律来看，“人与自然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形成人们的自然观”。在马克思实践哲学出现以前，人们深受旧唯物主义机械反映论的影响，总是意识不到生态实践活动中个人主观能动性蕴藏的改造力量，往往运用单一、静态、片面的视角看待环境问题，导致主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趋于僵化。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者“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旧唯物主义者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停留在镜像映物阶段，主要包括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依赖官能的感觉运动来直观地认识自然；二是未能从本质上把握人与自然同体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机械的、被动的、消极的直观反映论思想同马克思主张的“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背道而驰。马克思明确提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162自然界时刻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而人作为“类存在物”，其优越性表现为，能够自觉地、主动地、有意识地开展改造自然对象的实践活动。当人类觉察到“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是人主动‘化’自然的结果”，以及从“自在”自然过渡至“自为”自然的演变趋势时，便会冲击自然决定论形成的理论桎梏，逐渐打破自然统摄宇宙万物的刻板印象。这样一来，在“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助推下，人类可以积极调动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改造自然的主体功能，进而熟知环境问题，掌握精准应对生态危机的方法，运用阶段性恒定的自然规律，促使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实践活动走向健康发展之路，推动打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栖息地。

（二）自然存在属人化

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在改造自然环境的实践活动中，动物与人存在着较大差异，前者只能遵循自己族群所属的“种的尺度”维系生存所需，不自觉地改变自然存在物的部分外在属性和形式，后者不仅擅长利用所有族群的“种的尺度”开展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还可以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存在物，从而提升人类社会生活的幸福指数。导致二者走向分殊的原因在于，人类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践行主体，在一定程度内可以运用主观意志瓦解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封闭性，扩大客体主体化范围，以及深化自然存在物的属人特性。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他强调实践是检验“思维的真理性”的有效途径。聚焦生产领域，人类的实践活动经常会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给客观的自然存在物遗留下属人痕迹，致使自然界带有主体的目的意志和本质力量。在检验“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真理性时，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想象中的自然存在物转化为现实存在，进一步加深自然界的人化程度。

（三）人与自然一体化

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旧唯物主义者认为：“人及其观念、意识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马克思则表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504从本质上来看，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属于一种辩证的自然观，同旧唯物主义者坚持的理念存在较大差异。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实践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发挥的变革力量，另一方面点明实践驱动人与自然协同发展，揭露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具有趋同性，即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提倡的“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并非一味地偏向人在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持有的必然性作用，也没有全盘肯定自然环境给人造成的决定性影响，而是选择客观地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着力阐释人与自然一体化发展的恒常趋势。此外，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还表明，自然界回应人类的形式取决于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再到尊重自然，人类不再仅从个体视角衡量大自然的地位和价值，而是能够以马克思宣扬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为导向，将自己视为同大自然命运与共的有机组成部分，竭力贯彻人与自然一体化理念。

二、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价值论之维

马克思倡导的价值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871，旨在消除以剥削与被剥削、压榨与被压榨为内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伴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入推进，劳动、交往和技术异化现象频繁发生，使得生产实践活动给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效果不断扩散。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围绕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衡量标准，把幸福劳动、自由交往与绿色技术视为追求目标，从价值层面为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系提供价值导向。

（一）劳动实践价值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以劳动幸福为目标，逐渐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物质财富的垄断。从劳动异化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8]45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引发劳动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愈多，获得的劳动报酬就愈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产阶级在没有付出相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基础上，占据着数量庞大的劳动产品。如此一来，资本家成为压榨劳动者生产力的既得利益者，掌控着分配自然资源的实际决定权。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以自然资源归集体所有为前提，尊重每一个劳动主体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致力于消解异己的劳动，重新复归人的自然本质。从劳动解放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点明，劳动者沦为资本家手中“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8]49。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统摄与被统摄的雇佣关系。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家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和窃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持续增加开采自然资源的频率，不断延长劳动时间。长此以往，这种生产模式会超出自然环境的负荷量，造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158的局面。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坚持适度原则，主张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范围内展开合理的生产实践活动，为实现幸福的劳动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以劳动幸福为目标，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精神财富的把控。基于劳动价值观，马克思指出：“劳动本身……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3]123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驱使下，市场上的逐利之风日渐兴盛，促使供需矛盾发生转变——从重需求到重供给。早在市民社会以前，劳动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个人的生存与生活需求。伴随着市民社会的深入发展，劳动变成资产阶级进行资本增殖的媒介之一。资本家试图遮蔽劳动者真正的消费需求和劳动意义。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倾向于从劳动者蕴含的主体性价值出发，推动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劳动正义观融入人与自然之间开展的物质交换活动之中。基于劳动审美观，马克思提出：“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3]192他表示，底层的劳动者整日奔波忙碌，囿于生计之苦，早已丧失发现美、体验美、追求美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实践活动能够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此，劳动者不仅是无能为力，更是无暇关注。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侧重于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发掘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和花草树木蕴藏的自然之美，为实现幸福的劳动提供精神动力。

（二）交往实践价值

从人与社会之间的类交往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是塑造个体绿色生态意识的基本准则。聚焦自由交往，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3在他看来，由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所以集体的自由发展离不开个体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基于类交往实践活动，点明个体自由发展的两种倾向：一是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将大自然改造成人类宜居的社会环境，这样虽然帮助人类提升了生活的便捷性和舒适性，但是却给自然环境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二是个体不断增强环保意识，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毋庸置疑，马克思支持后者。聚焦异化交往，马克思指出：“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9]55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应当是一种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彼此成就的状态。可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催化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趋势开始走向异化，不再把信任当作沟通的出发点，而是选择在竞争中相互猜疑，使得类交往实践活动弥漫着对立性和抗争性。这种由人与人之间异化交往引发的负面影响，一旦蔓延至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类交往实践活动之中，将会逐步削弱主体的环保责任意识。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强调，要在消除异化交往现象的基础上，积极践行团队合作理念，为提升个体的绿色生态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类交往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是培育集体绿色生态意识的根本遵循。针对利己主义的交往原则，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3]240。这里出现的“交换”概念基本上可以跟“交往”概念相等同。在马克思眼中，和谐的交往关系，应当将人性的真善美视为立足点，不断谋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从这个层面来看，当集体的利益获得保障时，个体的大部分利益自然也会随之实现。反观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开始背离人的本性。映射到人与自然的类交往实践活动领域，人们会不择手段地争夺自然资源的归属权，不断放大人性之恶，从而导致道德底线下降，削弱集体的环保意识。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衍生的利己主义原则前提下，倡导要在行动和观念上同时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针对拜金主义的交往原则，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34。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逐步完善，金钱不仅成为连接人际交往活动的中间媒介，还发展为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与之相反，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以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为重心，坚决抵制拜金主义的思想侵蚀，反对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类交往实践活动中，将社会发展的重心全部聚焦在短期的经济效益上。

（三）技术实践价值

就技术革新而言，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辩证看待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马克思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9]338他眼中的技术蕴含着强大威力，不仅动摇了传统宗教神学的根基，还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壁垒。在一定意义上，技术的诞生为人类进行维护自然环境的实践活动开辟了新渠道。按照技术固有的双重属性来讲，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192在这里出现的“工业”一词代表的是技术。技术更新换代的演变历史与应用方式，可以展现人的本质性力量。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将技术视为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不利的一面是，技术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在走向损害自然界的一端，促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有利的一面是，技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协助人类把握自然资源的开采限度、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法以及自然法则的运行规律，推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会放大技术具有的负面效果，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则会不断发挥技术的正面优势。

就技术应用而言，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为履践绿色生产提供契机。面对技术给人带来的驯化状态，马克思指出：“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8]38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模式下，各个部门的分工愈来愈精细化。这使得劳动者囿于流水线式的生产链条，每天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简单且重复的工作，从而丧失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和空间。长此以往，劳动者逐渐形成思维定式，难以逃离资产阶级的精神操控，开始淡忘自己的自然属性。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既反对资产阶级利用技术消磨劳动者的身心意志，又主张打破资产阶级在生产领域的“一言堂”局势，呼吁把广大劳动者的话语权融入绿色生产。面对技术给人带来的疏离状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8]38。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评估模式下，技术将产品的优劣状况同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相挂钩，促使产品数量和质量成为考察劳动者素质的绩效标准。就此而言，劳动者将会同物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渐渐降低同他人沟通与交往的能力。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对资本掌权的技术持否定态度，倡扬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实践活动中融入以人本理念为核心的绿色技术，不断提升劳动主体的自觉性。

三、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人学之维

马克思主张的人学思想，承认“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161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将目光从污染源转移至人本身，成为找寻应对方案的途径之一。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历时属性，从历史发展规律中汲取方法论，能够有效预防环境污染问题的重复发生，从人学层面为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系提供借鉴经验。

（一）自然人——顺应自然法则

“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中的人是自然性的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209在他看来，如若脱离能动性的实践活动来考察自然界的运行规律，那么这个“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220。正是由于实践活动充当着联结人与自然的媒介，所以“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不能仅仅把周围世界理解为实践活动的产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包括其产物在内的实践活动自身”[10]。马克思主张的“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为探寻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契机。此外，“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除了凸显人在自然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还反映出在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界，作为物质资料和其本身固有的内在规律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具有的重要价值。着眼于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可以发现人类从事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资源有限的大自然为根基。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应当重视自然法则的运行规律。

（二）社会人——谋求绿色发展

“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中的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他基于交往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社会性，揭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为应对新一轮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挑战，人类在交往实践活动中全面贯彻“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理念，加强以经济支援、政治合作、文化互通为重心的社会多领域合作，致力于在生态实践活动中贯彻“保护大环境，不搞乱开发”的基本原则，并将搭建绿色经济、生态政治、自然文化的宏伟目标纳入统筹范围。人类中心论者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目的和动力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11]并不是大自然脱离人类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便无法运转、最终走向分崩离析，而是人类必须要在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中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宝库才能维持生存。由此观之，消除异化交往现象，重新回归“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确有必要。

（三）历史人——防范生态危机

“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中的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物，具有历时属性。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470-471这就意味着历史进程中的“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一方面按照既定规律或者特定条件得以进行，另一方面在扬弃的传承中得到发展。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人类的生态实践活动也遵循着相同的内在演进逻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的生态性实践活动，在赓续历史的过程中逐渐探寻到自然灾害的暴发根源、自然规律的运用条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实践路径。从历时属性的角度出发，“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作为一种主观能动、动态发展的思想观念，能够从具有特殊性的生态环境难题中汲取治理经验，为解决现实的共性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方法论支撑。

四、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将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演变趋势、资本主义私有制引发的异化现象、以及自然与社会现阶段固有的客观发展规律视为重点，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前进方向。

（一）坚持主客统一：纠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认知偏差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蕴含着深刻的自然先在性思想。马克思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阐明自然界的形成先于人类的诞生，并指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3]529。毫无疑问，大自然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自然环境遭受到难以修复的破坏，那么人类将会丧失生存空间。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在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通人与自然之间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渠道，反对唯自然思想——自然决定论，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清除纯粹的客体思维。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倡导发挥人作为主体具有的能动性改造作用。伴随着实践活动的持续拓展，大自然的客体主体化程度日益加深，被镌刻上更多的属人特征。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主体的意志在一定范围内对于“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7]207-208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要避免步入强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发展路线——为了满足人类合理或者不合理的需求而肆意毁灭自然存在物。具体而言，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鼓励打造一个融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态家园，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树立正确的主体思维。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在考察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两种倾向的过程中，不仅打破了传统自然观——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禁锢，还在“人与自然否定性统一的实践活动”[12]里找到了主体与客体保持一致的根本原因，即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发展在本质上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因此，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强调，唤醒主体的生态意识与主体自觉主动地践履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义务同等重要。就认知层面而言，这有助于深化主客一体化的思维模式，推动构建一个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

（二）消除异化现象：规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幸福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劳动实践准则。异化劳动促使人的类本质同人自身发生偏离。具体表现为，从依赖自然到敬畏自然、再到蔑视自然，人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开始割裂，逐步走向对立面。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致力于在生态性劳动实践活动中消除劳动异化现象，实现真正的劳动幸福：对于物质文明建设，“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13]550，要在巩固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筑劳动意义，共享劳动之美，着力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经济财富；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劳动主体的自觉性，持续深化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培育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文化理念。

自由交往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交往实践准则。异化交往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错位。换言之，异化交往加剧了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人置于两难境地。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致力于在生态性交往实践活动中消除交往异化现象，开展真正的自由交往：对于集体,以生态型社会为奋斗目标，坚持贯彻群众史观，恪守民本情怀，顺民意、集民智、凝民心，集中力量解决生态环境难题；对于个体，围绕科学的生态义利观，积极发扬类特性，自觉践履保护环境义务。

绿色技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技术实践准则。异化技术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峻，一方面增加了污染源的数量，另一方面扩大了废水、废物、废气的污染范围。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致力于在生态性技术实践活动中消除技术异化现象，融入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绿色技术：对于供给端，“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3]622，既要严格遵守绿色生产标准，优先使用清洁能源，还要及时回收和处理工业废弃物；对于需求端，要不断深化绿色消费理念，选用环保型的科技产品，践行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

（三）遵循发展规律：夯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人本路径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不断增进自然认同意识，有助于加强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是生物进化的整体趋势。为确保生态圈的动态平衡与能量守恒，自然界通过优胜劣汰法则，筛选优良基因，淘汰丧失生存能力且占用自然资源的生命体。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围绕“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3]3，凝聚团队力量，弘扬合作精神，积极开创生态价值链，着力深化人与自然之间蕴含的互惠互利、共生共存关系，为推进生态性实践活动激发活力。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遵守社会发展规律，逐步完善绿色顶层设计，有助于深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内部融合。一方面，针对经济基础具有的统摄性地位，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强调“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9]12，倡导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面向未来。另一方面，针对上层建筑具有的反作用影响，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以生态建设为抓手，全方面、多维度、深层次地加强文化、法律、道德等领域的改革力度，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绿色环保素养和生态伦理情怀。

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遵从历史发展规律，积极探索生态治理方案，有助于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来看，个人的生命固然有限，但却可以在繁衍新生命的过程中，完成新旧知识的传递与交接，从而使得人类这一群体获得无限性的特征。基于人类生命存在的有限性，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以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坚守生态保护红线为导向，客观辩证地审视和解决环境问题，有益于提升自然资源的再生恢复速度和重复利用效率。基于人类生命存在的无限性，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着力将生态文明世界观传递给后代，坚持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之路。

聚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之间主客体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一方面从认识论维度、价值论维度和人学维度出发，点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引发的异化现象是加剧自然环境恶化的背后推手，并且重点阐释了如何重新复归人的本质，这为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清扫障碍，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在尊重自然、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肯定实践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本观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书写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