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转向或走入历史有三个含义：（1）在分析路径上转向对历史学方法的重新审视和扩展性改造；（2）在研究议题上转向隐含着重大现实关切的历史领域，更偏重从历史经验的讨论来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当代问题的认知；（3）在研究取向上转向以探究历史进程（历史法则）的方式来寻求对事件、行为和制度的解释，把历史当作本质性的存在，以深化对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其中，最有意义、最值得重视的是第三个含义。

从政治学研究来看，这关涉到把政治作为历史过程来理解的问题。把政治理解为一种历史过程，意味着在时间长河中由人物、事件、关系、制度编织起来的图景，会在时间中表现出若干组因果关系（凡事皆有其因），过程是由因果关系支撑起来的（相关性关系是另一个问题）。当然，因果关系也可能表现为空间的（结构的），科学实证主义把因果关系置于历史的横截面来研究，主张在历史与经验的分界线上普遍应用概念的合理性，并非全无道理，但它假设因果生成机制在不同时间空间中是不变的，却违背了历史过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须知因果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变的，比如，没有限制的权力（原因）必然导致腐败（结果），但对于这个因果结构（权力-腐败）的深度观察，会看到这一因果关系背后的时间性（历史社会的演化），如腐败类型随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终究是以时间的形式表达出来，也恰恰是时间过程赋予的产物。政治学研究走入历史也正是借助于时间的尺度和空间的异质性才能对于因果关系的表现形式赋予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理解，它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命题：“政治学本质上是历史的”。

从学科的意义上说，“政治学本质上是历史的”，代表着在现代学科分类制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前世与历史学的勾连。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一直到密尔、托克维尔等，两千多年的政治研究皆是如此。其实不仅仅是政治学，许多今天被称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从其发源上来讲也都是历史学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是他对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判断。而20世纪兴起的经济学在熊彼特看来，就其内容而言“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熊彼特相信“经济分析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造成的，他甚至断言，要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历史研究不仅提供了“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关联，是因为经济活动是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之一，这样的历史活动都具有深厚的政治动机和政治内容，表现为和国家兴衰紧密相关的财政、税收及其立法过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历史（历史学）属性的意思。至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吉登斯在谈到它们与它们所致力于分析和阐明的研究主体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反思性接触时，有一句言简意赅的概括：“人类行动是历史建构的。”由于历史与社会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长期以来并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而学科分际以后，历史研究的要旨与风格作为一种“遗传”并没有消失。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那么政治学难道不是更有理由做这样的宣称和理解吗？

把政治理解为一种历史过程，就要注意到政治是一个遵循一定法则展开和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大量的偶然性存在，但偶然性的背后必有某种规律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以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来显现出它对事物存亡兴衰更替的决定作用，揭示这种作用就是政治研究的旨趣所在。例如，对欧洲和中国的“大分流”研究，有人注意到18世纪前后两地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在工业革命前都存在着相似的发展动力，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某地而不是发生在中国，“可能只是一种偶发性联系，而不是因果性关系”。毫无疑问，偶发因素和外部因素在历史中的确大量存在，但结论用“意外”或“偶然”来理解显然不会令人满意。事实上，包括王国斌、罗森塔尔在内的加州学派后来都更强调从经济变迁、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来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历史经验，寻找欧洲与中国历史“大分流”的内在的制度性原因。他们指出欧洲“列国”经常的战争状态导致制造业集中于城市，中国统一帝国长期的内部和平环境允许制造业分散于乡村，由此造成两者的差异：欧洲城市资本丰裕、劳动力稀缺，使得制造业倾向于用资本代替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乡村劳动力廉价且富裕抑制了用资本代替劳动力的冲动（无须发展技术来节省劳力）。这种用历史环境的差异解释工业革命何以更可能发生在欧洲一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观点，不论正确与否，它对长时段历史考察的强调、从中西历史的内部寻找大分流的原因，至少满足了以探寻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对事件、行为和制度的解释的要求。在这种解释中，看到国家间的差异不是一种短时段的现象，而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积累演变而成，长期的积累会形成难以逆转的形势；重视从内部寻找大分流的原因，国家间的差异须从各自的历史中理解，小历史会有偶然，大历史难有意外，不能归结于偶然的或外部的因素，实际上指向了对历史内在法则的探索。它后来促使更多视角的引入和“国家回归”的重大思考，包括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家作用和国际体系等等，恰恰印合了历史与政治的不解之缘。

“政治学本质上是历史的”，不能不要求批判性地看待至今仍然对政治学研究范式有重要影响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把人性视为“永恒给定”的东西，以“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偏好和由此建构的行为模型作为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并以这种不变的人性来解释政治社会的变迁与制度的形成，一直受到许多批评。最大的批评是个体理性的不完全（有限理性）、个体选择无法脱离的结构约束、理性人假设的不真实与模型预测的失败。在诸多的批评中，真正需要注意的是理性人假设对人类行为理解的非历史特征，正是这种非历史特征使理性人假设的前提变得脆弱而可疑。这里无须引用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人性的深刻批判，即使在温和的理性选择论者如西蒙那里，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影响因素综合到单一的效用函数中。而在许多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任何形式的理性都依赖于一定的认知框架，并通过认知框架过滤信息、重组信息、解读信息，而成为对行动者具有操作意义的内容，简言之，社会环境通过行动者的集体经历和文化心理机制影响认知框架从而改变人的偏好。这是一个经验的历史的事实。没有历史内容、没有历史思维和历史感是这个假设及其分析路径的最大缺陷。

总之，社会科学转向历史，不是说历史学替代社会科学，而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要在时间和结构中展开，也只有以揭示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对研究对象或研究现象的解释，社会科学才能获得或保持持久的动力，才能提出令人兴味盎然的议题。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人们不是用理论来研究（建构）历史，而是用历史来发展理论”，不是用理论建构历史，并非指历史研究无须理论，也并非意味着人是作为一张白纸进入历史，而是指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解读首先应从历史本身复杂多变的运动的观察入手，在方法论上，历史不是理论剪裁的结果，而是理论建构和发展的源泉。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社会运动研究的要义“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