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老年群体顺利实现数字社会融入是衡量社会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法律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社会排斥的化解与法律机制的建立完善相辅相成。

简言之，社会排斥支持相关法律机制的建立完善，并能很好地与其相结合，解决社会问题；完善法律机制能帮助老年群体在权利的法定化、权利的行使和权利的救济层面摆脱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

立法保障：多层次、互动化的制度体系构建

欧盟统一式严格化的数字立法和美国分散式多元发力的数字立法都为我国在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危机应对的权利法定化层面提供了可靠借鉴。

我国的老年群体保护立法既在顶层设计上存在多层次的立法需求，又在具体适用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消极权利保护的法定化需要。

所以，应该构建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制度和完善消极权利保障的立法配套机制入手，构建我国老年群体多层次、互动化的数字权利法定化保障，应对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危机。

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法律保护制度

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为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社会排斥危机的消解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而我国在法律层面对“数字弱势群体”时并没有紧跟时代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保护，更不用提超前的立法应对。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例，虽然明确了社会要营造方便老年群体生活的条件，但是却没有赋予该群体相应的权利。

中央和国家机关应该加大对老年群体的关注，通过多元化途径，出台完备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合理的制度机制，通力合作，尽最大力量保障老年群体的权力，推进数字中国的建设。

现行的法律体系还无法将老年群体单列出来进行全方位的保护，要求立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适应当下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的现状也不现实。

在现阶段，我们能做的是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及时更新相关立法观念，扩充现有的法律法规相关条款来应对老年群体权利在立法层面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首先，从现有的老年群体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入手，通过充分、细致的调研将社会中老年群体面对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取出来。

剖析其在使用数字技术时可能会面对的问题，既要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满足该群体的需要和期盼，又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而且要在目前已有的对老年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前提下，将其中相同的、冗杂的部分合在一起，对相互矛盾的内容进行重新修订，对现在没有照顾到的方面加以补充，对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内容进行删除。

其次，加大对老年群体的立法重视。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立法工作人员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立法技术，防止在立法中出现片面、雷同的情况，努力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的选择，如建立健全终身教育法律制度有关老年人终身学习权益的保障制度以提高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

还要将行政法律法规作为“尖兵”，率先进行老年群体权利保护立法方面的改革，发挥政策气球的作用，总结经验教训，比如可以利用强制性规定为老年群体在小区的物业、社会性公共场所的前台、机关单位的服务窗口预设配套的适老化服务和设施。

完善消极权利保障的立法配套机制

老年群体消极权利保护的主要问题是权利保护不充分。要充分发挥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代表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其的保障作用，还要结合我国数字实践的特点和需要，对消极权利进行灵活保护，以填补我国在此方面的不足。

（1）坚持平等保护和倾斜保护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法治必然要回应现代化的需求。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对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正视数字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

而观之当下的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现状，其权利不平等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它已超出了社会平等合理范畴的个体差异，而上升为人格尊严、自由权、发展权、安全权等普遍权利之上的不平等。

在法律层面上，平等具有两层含义：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危机应明显属于后者。

在立法工作中应该加大对老年群体的重视，充分发现该群体在数字社会中所处的极大劣势、合法权益遭到的极大损害、社会适应能力的严重不足等，对该群体的权利进行倾斜保护。

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老年群体权利的立法保护工作必须重视实质平等。如果仅仅追求表面的平等，那么一刀切式的采取无差别的措施反而会造成真正意义上的不公平。

比较典型的就是目前我国的医疗场所通常引导就诊者使用智能设备进行看诊操作，但是老年群体对于智能挂号基本处于文盲的状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

因此，数字法治需要对老年群体回以特殊群体的倾斜保护原则，在立法层面予以特殊优待，对深陷数字社会排斥危机的老年群体施以援助。

但因为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排斥，如果只关注到对老年群体的照顾、优待，就有可能使其成为数字社会中的特权阶级，这样反而对其他群体不公平。

因此对老年群体的倾斜保护不能逾越实质平等这个标准。

第一，必须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合理合法合规的帮助老年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平等。

老年群体与互联网平台相比，其数字弱势表现得极为明显，导致其无法享受到和其他群体一样的权利保护，并且在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没有办法进行维权。

因此，必须在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重点照顾老年群体，以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弥补个体在资源、能力方面的劣势，以增强老年人个体抵御强大组织的力量。

第二，要对处于特殊弱势地位的老年群体给予更有针对性的照顾。兼顾平等和特殊两个重点，对老年群体进行重点关注，坚持平等保护和倾斜保护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2）实现限制和弱化版的消极权利保护

基于前文对我国消极权利的复杂立法考量因素分析可见，在我国构建对老年群体消极权利完全的、最高层次的法定化保护不仅有违比例原则的考量，还容易因数字技术发展的快速性产生适应和多变难题。

而弱化和限制版本的解释权保护则更能体现立法者在技术发展的多元利益间寻求的微妙平衡，也能彰显我国在数字立法层面的克制和谨慎。

老年群体消极权利的保护，并不仅仅只有通过立新法途径来实现。在灵活性和具体化方面，政策手段表现出了远超立法手段的数字时代的优越性。

我国每位公民对自己的隐私都极其看重，老年群体也不例外。

但是在他们的合法权益涉及数字技术的侵害时，可供倚仗的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手段都很少，甚至，即便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往往付出的比得到的更多。

所以在遇到涉及数字技术的合法权益侵害时，往往都选择息事宁人。政策规定就可以起到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开展，为信息主体保护个人信息拓展渠道的作用。

消极权利的保护要求加快制定老年群体消极权利保护的政策条款，提高该领域政策文本的实际效力，配合顶层法律制度的实施，以保证政策手段在消极权利保护上的权威性。

在我国现有数字法律的框架下，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并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加强相关政策和案件的适配度。

（3）强化多元协商表达机制

多元协商表达机制的优势表现在这种机制在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时更能充分反映民意。

在数字社会把这个途径用来保护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其本质就是把传统的“投喂”式维权变成了同老年群体的深入沟通交流，有利于解决老年群体的“数字无声”现状，更大程度地实现数字公平。

要想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完善的制度，用以全面保护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就要求所有主体都必须参与进来进行充分的意见交换，各种保障老年群体涉及数字技术的合法权益的意见和建议能被有序表达。

详细来讲就是各级立法机关都要完全、真正地理解其所承担的职能和义务。

如何在数字时代保证效益的同时也保护好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群体的权利，这对立法工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

第一，应该构建一个任何主体都能平等加入的沟通协商平台，使老年群体和社会各界关心老年群体合法权益保护发展的人都能自由、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让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不会造成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呼唤的遗漏，使出台的法律更加完善合理。

第二，紧扣二十大提出的“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的要求，在关于保护老年群体的立法过程中广泛吸纳意见并进行充分论证。

第三，各级立法机关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设立专项目标，让各方声音汇聚在一起，共同为老年群体权利保护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