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近代史，不得不提一本书，那就是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毕竟在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这本书也被称为“史上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高，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经典。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折射出了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都说“存史存文”，而存其文而原其人，每个人的历史观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的政治倾向影响，但是只有“知人”才能“论世”，一起先来了解一下蒋廷黻其人，再讨论一下他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决非对客观史事的客观描述，而是努力探索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

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但不要无为谴责，仅是个人观点！

中国近代史时间（中国近代史时间轴）

蒋廷黻出生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一个家有田产的农户，从他祖父起就务农经商，家中也算有小资产。4岁发蒙就由私人教师教读，6岁进入私塾接受旧时教育。10月由于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就进入了新式学堂，开始逐渐接触新学，学习英语。在校期间，他耳濡目染民主革命思想，有了探索求知，赴美留学的打算。后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所在的学校停办就辍学了。次年，在学校校长的帮助下，以半工半读进入了美国的派克学堂读中学。在这里进行了3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锻炼意志和强壮身体，也让他在这美国人给他大病时的真诚而终生难忘。

1914-1918年，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读大学，主修历史，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20多岁的就对祖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他希望能通过学习历史课能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课外他也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非常崇拜。这对他日后瓷王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努力建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很大的影响。

1919年，蒋廷黻进入哥伦比亚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刚开始，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后来觉得要左右政坛就必须得懂政治，便进入了政治研究所攻读政治学，后又发现政治课讲的都是理论而非实际，转而专攻历史，师从著名的政治历史教授卡尔顿海斯，学的是美国的“新史学”。

此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包含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要对“旧史学”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乃至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进行无情挑战，历史发展不只是政治因素的一种动因，而是有着经济、地理、文化、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的运动。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里联系，做综合性多科性的研究，要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

历史的功能就是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

而《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中的讨论主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得话，我们的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得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这个历史观就是在导师那得到的感悟，研究实践来自“新学史”基石的进化史观。

1923年，28岁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11年使他在思想和生活上都是美国化，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后来回国，在南开大学出任历史教授，教学之余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在南开的6年里，他搜集和鉴别有关史料，利用假期和讲学机会，到各地参观走访考察研究，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开创了“中国之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先河。

1929年，在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为清华历史系改革，引进年轻教授，开设新课程，配备一流阵营。与此同时，注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鼓励优秀青年进清华研究院，学习相关国家语言，设法推荐去国外深造。在此期间，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以及发表了《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学术论文。他从外交史研究中感觉到仅从外交一点难说清楚，必须要追溯到民族性、社会心态，乃至社会组织，经济变化，促使了他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整体思考。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蒋廷黻与其他教授一起讨论和战问题，大家都坚持主战，他选择主和。后来日军占领东北，又向平津渗透，四周都是侵略战争，他开始转变观念，主张备战。想为国家做点事就选择创办刊物，“讨论并提出中国面对的问题”，由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组成的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教育等方面，目的是引起社会上对时政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1935年，蒋廷黻弃学从政，开始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直到1965年退休，30年里一直为国民党的官场里奔忙，从一介书生变为一个政党的官僚，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他再也回不到《独立评论》时代自由议政的那个旧梦里了。

而《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正是国家、民族处于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这本书也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句号，此后周旋于官场，再无时间和精力做学问。

晚年蒋廷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