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中国政府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并在扶贫和改善社会民生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目前，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已进入最后时刻。政府瞄准560个特贫县，通过“五个一批”（产业扶贫一批、易地搬迁一批、生态补偿一批、发展教育一批、社会保障兜底）的举措，大幅提高贫困地区民生和贫困人口收入。在强大的国力和政策保障下，相信中国可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让贫困县摘帽、让贫困人口不愁吃穿，并获得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三类基础保障。

但是，消除相对落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任务则十分艰巨。中国政府秉持务实态度，制定了面向后扶贫时代（2020年-2050年）的一系列发展规划，包括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科技振兴等。其中乡村振兴最为核心，其本质是前期脱贫的2.0升级版，未来30年，将使中国约6-7亿农村人口直接受益。我们认为，乡村振兴规划中提到的宏伟目标将如期实现——即到2050年全面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我们对标了美、日、法、以等发达国家建设美好乡村的经验， 30年时间足够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改善。甚至，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中国完全可以更好地发挥体制优势，加速完成这一进程。

而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可谓“实力担当”。在中国社会公益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国企很大程度上承担了驱动社会公益事业进步的第三方力量。以扶贫为例，以国有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在扶贫资金中的占比由2000年的21%上升到2016年的40%。因此，如何更好地激发国有企业参与社会公益的热情和专业性，将是中国国资体系相关方必须思考的一个核心命题。

构建科学可量化的社会价值衡量体系

国有企业天生具有二元的价值主张——既追求经济利益、又履行社会使命，所以，衡量国企不仅仅看经济账，更是一笔综合帐。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二元主张缺乏足够深刻的理解，认为国企在效率和经济性上存在问题，甚至横加指责（如上升到“反贸易规则补贴”等方面）。因此，现阶段，建立一套科学可量化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标准，并向世界清晰地传导国企价值主张、讲好“中国故事”，具有极其必要且深远的战略意义。

首先，国有企业遵循该标准，可以有效调整战略并评估社会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十四五时期，宏观环境将发生巨变，全球化挑战加剧、国内GDP增速放缓、产业升级与转型承压严峻等，在新的形势下，国有企业必须审视自身发展思路，并对其传统的战略模式予以调整。核心在于，从以往以经济增加值（EVA）为主导，向经济价值与社会责任并重的战略转型，并强调为国家和社会承担责任的使命。从国有企业参与社会事业的运作机制看，国有企业借助该标准可建立更科学的决策依据，改变以往社会投资时的盲从或纠结状态，并在投资后对项目的社会价值进行跟踪评判，避免考核流于形式。

其次，建立横向比较机制，促进企业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国资委的协助下，可以构建面向垂直行业领域的、具有科学可量化特性的国有企业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吸引更多的国有企业参与其中并进行横向打分比较，进而鼓励、促进企业间相互学习，并激发优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进取心，从而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源配置。

最后，围绕“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在全球竞争中逐步掌控社会价值标准的主导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各级政府可借助此工具，发掘企业投身社会事业中的成功经验和案例，打造“中国故事”，并沿着“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并逐步掌控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和全球话语权。

世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中国智慧”

纵观外部世界，全球化正陷入僵局。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但资本的“贪婪与逐利”也加剧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国家及地区之间争端对抗加剧、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凸显、民粹主义重新抬头等世界性危机。例如，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不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不惜承担超出其承受范围的外部挑战与冲击，从而牺牲主权或破坏环境。

我们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和自有投资原则无疑会加剧全球发展的挑战，各国政府如不能对此高度重视并制定出一套更公平有效的行为准则，未来世界恐将出现更大的危机。

为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于2015年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涉及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等17个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可持续发展目标）。

上述目标在落地过程中的最大挑战在于资金不足。据统计，全球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每年面临大约3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其中，依靠政府和行政力量可以解决约1.5万亿美元缺口，但仍有约1.5万亿美元缺口需借助社会力量。由于资本天生具有“贪婪”性，如何激发其“向善”的一面并引导进入社会发展领域，已成为一道世界级的难题。

而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在于体制优势所带来的强大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因此，中国方案对全球而言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设计国资特色社会价值衡量体系

全球范围内，存在很多成熟的社会价值衡量工具，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贫困概率指数（PPI），社会变革理论（TOC），社会投资回报率（SROI），影响力投资及报告标准（IRIS），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等。

上述理论应用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用于对政府可持续发展的成绩进行排名，但问题在于过于宏观，难以向社会机构穿透；社会投资回报率可将社会投资收益量化，用于投资机构内部决策，但过程复杂且依赖外部数据的质量和可得性；影响力投资及报告标准的指标定义繁多，较难统一标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用于企业衡量自身社会责任，但量化和可比性不足。

科尔尼认为，绩效考核是精细化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其本质是通过设立KPI与目标值，有效落实战略并驱动经营业绩提升。而在社会领域，上述理念也具有可行性。因此，我们将精益化企业管理运用到中国本土的社会治理实践之中，并设计出一套SI3（Social Investment Impact Index）社会价值衡量体系。

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梳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举措与目标。我们将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中长期的社会发展规划相融合，识别出六大重点社会价值方向，包括农业发展、生态环境、科技振兴、基础设施、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其次，识别各目标背后的价值驱动因素；最后，结合领先实践设计价值体系标准，形成了6大方向下的34个二级指标。

科尔尼希望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该价值体系的落地生根，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辅助企业开展相关领域转型并为价值衡量与比较做出贡献。

科尔尼认为，应用上述SI3社会价值衡量体系具有五大价值：一是引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二是引导企业遵循该标准，指导战略调整并有效评估，三是建立横向比较体系，使企业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四是围绕 “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并对外输出，五是逐渐掌控全球的社会价值标准主导权。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案仍属理论设计阶段，离不开各级政府及广大国企的支持，建议在国资体系内启动试点并不断完善。上述方案离不开相关配套机制的支持，包括数据开放制度（相关数据可获得、可利用）、配套激励机制等（如为投资提供适当的补贴以及退税机制）。

科尔尼希望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该价值体系的落地生根，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辅助企业开展相关领域转型，并为价值衡量与比较做出贡献。

国企社会价值衡量应进一步体系化

《国资报告》：在科尔尼看来，中国在衡量国企社会价值方面，存在着怎样的挑战？

科尔尼：我们在服务央企国企的过程中发现，央企国企在扶贫攻坚等社会责任方面，承担了重要使命，做出了积极贡献，不过，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在社会价值衡量方面，都需要一个更为科学的评价体系。

比如，有的国企就向我们表达过这样的困惑，在扶贫攻坚过程中，不知道该往哪儿投，投资之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效果也不好衡量，因此，难以向上级部门清晰地展现投资的结果。

在科尔尼看来，我们提出的这套社会价值衡量体系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在政府层面，可以将这套体系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参照。第二，可以围绕这套体系，建立数据支撑，实现工作成效的量化，便于分析、衡量和比较。第三，企业可以参照这套体系，结合自身特点，从不同的角度，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工作的成效。

《国资报告》：企业参照这套社会价值衡量体系，开展社会责任工作，能产生哪些改善和优化？

科尔尼：每家企业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有的在制造业，有的在农业。有了这套价值衡量体系，企业就有了一个相对科学的参照标准，可以结合自身优势，让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投资更体系化，更加合理和透明，少走弯路，并对企业后续的投资产生更好地引导作用。在投资的管理上，也比过去“黑箱式”的管理模式更为进步。

《国资报告》：在科尔尼看来，如何推动这套社会价值衡量体系落地?

科尔尼：国际上的经验是，由智库提出某种体系和标准，并进行牵头，然后全社会去推动。科尔尼也希望把这套社会价值衡量体系抛出来，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再由多方去推动落地。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具有体制性的优势。如果相关政府部门把这套体系纳入议事日程，无疑会对它的落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企业层面，如何认可和接受这套体系的话，也可以进行实践，在这套体系的指导下建立样板工程，若干家取得实践成效的企业，可以组成联盟，大家互相学习和借鉴。

随着参与者的增多，这套体系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实践，从而为中国的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资报告》：目前是否有国企和央企参照了科尔尼提出的这套价值衡量体系，是否有相关实践的案例？

科尔尼：有一家央企，通过参照这套体系，更加明确了自己在社会责任领域的投资方向。比如有些领域下一步应该着重去投，有些领域则应该逐渐放弃。虽然这套体系并未纳入企业的KPI考核，但是通过参照这套价值体系和框架，企业在投资的方向上更为明确，避免了在错误的赛道上越走越远。

可以说，我们提出的既是一个理论基础，也是一个分析框架。我们也看到，有些央企国企在开展社会责任工作的过程中，已经用到了我们这套价值衡量体系中的若干部分，对社会责任领域的投资进行衡量。不过在我们看来，这更多是企业的一种自发的行为，还需要进一步体系化、理论化的支持。（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 王宇 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高级经理 王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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