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负担过于沉重、养老机构不愿接收，我国3300万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称为“失能老人”)“失落”重重。记者近日在宁夏、山东、吉林、陕西等地采访发现，许多失能老人的护理压力主要压在家庭成员身上，不少“护理员”就是自己的老伴。(7月25日经济参考报)

在人类发展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往往被视为社会负担。在部落社会,当出现灾荒的时候,老年人往往面临被遗弃甚至被杀戮的命运。当下, 他们因为老去，已丧失或正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却因各种原因难以请到保姆;因为儿女在旁或拥有一份并不丰厚的退休金，他们无法享受政府埋单的养老服务，也不能进养老院……身处“夹缝”之中，“养老”已成为失能老人家庭压在心口的痛，让老人和家人都面临重重尴尬。而面对这样的事实，如若任其发展，难以想象这群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将怎样走向人生的终点，留给世人又将是怎样的悲凉。

虽然，现在对于失能老人到底占多少比例，学界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患病、失能老人的比例上升问题，确实不容忽视。一般来说，老人的自理能力受到自身健康状况和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比如，现在有了洗衣机，洗衣服比过去更容易;有了热水器，洗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但同时，慢性病患病率的增加，使老人的身体机能下降，自理能力自然也会随之降低。因此，我们要积极实施健康老龄化策略，鼓励老人从改善自身生活习惯做起，如健康饮食、增加运动、戒烟等，这是预防老年疾病的不二法则。此外，老人的自我心理调适也很重要。“有些老人一旦病了，就情绪消极，不愿动了，这容易导致身体功能状况减退。”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将不是老龄人口的增加，而是失能老人照料问题。

当前，在社会保障程度及社会福利高的发达国家，普通老人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社会公共养老资源，像英国的公办养老机构，所有符合条件的老人都能够通过排队免费入住。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专业机构养老门槛高，另外，我们对不同养老模式的角色定位不清，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居家(社区)养老，什么样的老人适合机构养老，没有科学的划分和明确的概念。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用税金建豪华高档、收费不菲的养老院，却收住健康的、能自理的老人;大量生活有困难的、失能失智的老人因出不了这个费用，进不了养老院。而政府的责任是为弱者提供帮助，那部分有需求也有购买力的老人，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因此，这跟政府应承担的“保基本、保困难”的基本功能严重背离。政府用税收的钱建造的养老院却拒绝接收最有困难的人群，政府的责任，政策的主导方向究竟放在哪儿啊?所以我们说公办养老院拒收失能老人是政府失职。很多公办养老院的角色需要调整。我们要避免像过去那样建设大规模、高档次、面向“富裕老头儿老太太”养老机构，而应该将重点放到失能失智老人的护理工作上来。当前，很多公办养老机构服务状况和定位，背离了福利社会追求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在追求公平的领域造成新的不公平，也背离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基本法则，阻碍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因此，政府应建立失能老人特别是失能空巢老人重点保障机制。政府应设立针对失能老人的专业化养老机构，或明确部分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人的职责，改变当前失能老人求“住”无门现象。要加大力度建设带有护理性的养老机构，这个责任政府得承担起来，而不能交给市场和社会。其次，探索建立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养老机构意外伤害保险制度。政府应加紧研究和探索强制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可在部分发达地区先行试点、探索经验;也可以从商业保险起步，待成熟后再逐步向社会保险转型。

总之，我们不能奢望每一个人(包括为政者)，都具备仁爱他人之德和有饭同食之悟，更不能奢望这些道德规范能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也得到落实。失能老人这个社会问题必须在治政过程中有所作为。说到底，加快建立为失能人群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社会交往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性服务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纳税人通过税金已将自己养老、享受公共服务的钱交给政府，政府的职能就是发挥这些税金的保障性和救济性。(孙长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