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溃败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现象。

而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溃败”说，

易中天教授的“道德沙尘暴”说，

郑永年教授的“道德解体”说，

以及凤凰卫视举办的

关于“道德崩溃”的讨论访谈节目，

都反映出学界和媒体对

中国道德前景的重大担忧。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社会普遍的道德溃败？

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

从问题牛奶到问题胶囊——

每一起食品药品事件的背后

都有一批贪婪而丧失底线的企业。

从这看起来，

似乎是市场经济和逐利行为

败坏了道德风尚，

威胁了食品药品安全。

不少人认为，

道德溃败的根源正是市场经济

对人的自利与贪婪的激发。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马克思

对资本逐利的经典引述：

“有50％的利润，

它（资本）就铤而走险；

有100％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描绘早期中国的市场繁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而按照孔夫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教义，这种“利来利往”的局面大概会被视为人们为了逐利而倾向于牺牲道德准则。

那么，市场经济是否真的容易导致道德溃败呢？

恐怕未必如此。

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

并不存在道德溃败现象。

腐败现象非常罕见，

企业丑闻更少发生，

食品药品更安全，

多数行业的从业者更加注重职业操守，

人与人之间更讲究互相尊重和文明礼仪。

市场经济本身并非道德溃败的根源。

市场经济或可塑造道德风尚

不仅如此，

市场经济有可能鼓励优良的道德风尚。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

木匠、泥瓦匠、裁缝等

都是最早市场化的工种。

在前现代的中国，

一个个百年老字号的背后

都是经营者对于品质的严格要求

和对于职业伦理的恪守。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是同仁堂的基本理念，

大概也是同仁堂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

企业的这种标准和实践

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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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溃败的政治与制度逻辑

既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溃败，甚至可能鼓励美德与品格，那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呢？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

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

如果非法市场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根源则在于法治的缺位。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

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社会风尚。

因此，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

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

其次，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

政府管制过密，企业负担过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几乎注定会危及道德风尚。

管制过密和税负过重，会诱使或迫使企业违规经营。

一旦企业选择违规经营，就倾向于规避一切可能的监管，并与监管部门官员形成复杂的交易关系。这会严重地腐蚀政商关系。

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

再次，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

在古老的帝国，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

如果君主喜欢歌功颂德和豪华排场，阿谀奉承和奢侈之风就会迅速流行。

在当代很多国家，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在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

如果在官场——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会”，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

如果奢侈意味着显赫，那么节俭就意味着卑微。

目前奢侈之风日盛，无疑也受到了官场风尚的影响。

此外，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

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快速传染。

这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

官场风尚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塑造道德风尚的另一种机制。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信用。

信用的基础是诚实。那么，政治是否会影响一国的诚实程度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简单地说，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是否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

政府的实际政策与其宣称目标是否相吻合？

政府官员是否普遍地做到表里如一与言行一致？

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可信？

教育系统是否真的鼓励每个学生养成诚实的品格？

新闻媒体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公开报道这个国家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肯定回答，诚实的品格才得到真正的鼓励。

否则，诚实将会成为一种罕见的品质，“说真话”反而成为需要勇气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忧虑：

私人谎言可能只是公共领域谎言的继续，企业造假可能不过是政治领域造假的延伸。

只有公共领域的普遍诚实，才有可能塑造一个国家的诚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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