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是地区整体性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唐代长江流域经历了社会发展重大变迁的过程，从地区经济开发、人口状况和民族发展情况等诸多角度来探求唐代长江流域的社会环境，可深入理解这一过程。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状况是紧密联系的，人口状况可以反映一地经济发展水平，故下文将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状况结合起来进行阐述。

一、唐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状况，总体而言，长江流域无论是上游巴蜀之地还是中游荆楚一带、下游吴越故地均早已显示出了明显的经济特征，有各自的开发进程。总体趋势是，唐代开始南方经济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与北方相抗衡且逐渐超过北方。

唐长孺先生对唐代经济重心南移做过系统论述：长江流域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一方面表现为水稻耕种面积在洲滩渚涂等水网地区的集约化开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丘陵山区主要是旱作地的粗放性扩大，二者并行不悖。”

此外，“还表现为水稻生产技术的提高”，即水田农具的完善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唐先生认为南方农业大幅度发展是南方本身长期开发积累的结果。此外，长江流域各种经济作物种植也获得较大发展，如当时茶叶产地集中在南方，中唐后南方茶业的兴起使饮茶风气遍及全国。

1、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与人口状况，长江上游主要为古巴蜀之地，巴蜀地区开发较早，“自秦汉至隋唐，不管全国经济中心是在北方，还是以后逐渐南移，巴蜀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并始终是建都关中平原的诸王朝的战略后方。”巴蜀之地水资源丰富，隋朝以前曾在剑南地区修建过6处渠堰，为更好的利用水资源，唐朝时在该地区修建19处水利工程，并对都江堰进行大规模扩建，水利灌溉的发展促进着剑南地区农业的开发。

水稻是两汉以来巴蜀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唐代时该地已育成和种植中晚稻品种，逐渐推广两熟制，水旱轮作得到不同程度的普及，使得剑南地区粮食产量增加迅猛，新产粮食不仅能够自给，并可以接济国内粮食不够供应的地区，如《册府元龟》载：“（高宗）咸亨元年（670）……十一月乙卯，运剑南义仓米百万石救饥人。”安史之乱后，江淮漕运受阻，剑南亦成为中央主要粮食供应基地之一。

剑南地区经济作物丰富，茶、麻、蔗、桔、橙、柚、蚕桑、椒、竹、梅、药材等都盛产于此，为相关手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而上好的原料。又因该地区人口密集，拥有众多的“技巧百工”，推动了剑南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瓷器业、军器业、制糖业、制盐业等手工行业在当时全国领先发展；

另一方面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任乃强先生就曾提出“蜀布之路”是以蜀布为商品而打通的中西路上的古商道。商业的繁荣促进交通的发展，唐代剑南地区的水陆交通为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开发，转而促进商品流通，使得唐代剑南地区商业日益繁荣。

上游剑南地区在唐贞观年间是人口四大密集区之一。隋末丧乱对唐代剑南地区影响不大，北民大批迁来，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地区以及东部之汶水、资水、涪水、梓潼水流域诸州户口增加不少，南部、西部山区人户稀少。

贞观以后，剑南户口持续上升，当时析置的州府即可反映人口增长的状况，如益州成都府析出彭、蜀、汉3州。开元时期四川地区的上州（人口四万户以上）共有彭州、蜀州、汉州、眉州等10个。天宝以后，剑南周边吐蕃劫掠边缘诸州，该地却始终在中央财政中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长江上游流域还包含山南西道和黔中道，黔中道多高山，交通不便，山南西道即为今天号称“小四川”的汉中地区，这段记述表明梁州汉中处于典型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倾向，当地民众对生活水平要求较高，以打猎和务农为生，流行烧畲耕种的生产方式。

2、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与人口状况，自隋至唐，长江中游地区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利用湖河交叉的水利优势进行灌溉，山区利用溪涧灌溉，并推广井灌技术、创新汲灌技术，使长江中游地区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亩产提高，成为产粮基地，其中江西、湖南农业经济发展更为显著，且以江西为强，“湖广熟，天下足”之美誉即形容此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

长江中游南部流域农业经济的崛起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格局有着深远影响。然而长江中游地区间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鲁西奇发现唐代天宝元年盛世时期北部汉江流域人口户数是隋大业时期该地人口户数的54.5%，证实唐代汉域经济残破，“唐代的繁盛至少在汉江流域没有表现出来”。

郑学檬先生通过对自隋至唐山南道、江南道等诸多长江中游地区州县人口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今湖南、江西两地区，无论置县或人口数都比今湖北地区增长的快，反映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湖南、江西的开发，又以山区、边区、湖区的开发引人注目，说明唐以来，长江中游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和山区开发相联系的。”

可知长江中游地区内南北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南部发展优于北部，体现当时正处于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中。北部山南道地区内经济发展亦不均衡，一方面是因为交通较便利的流域地区有利于经济发展，人口较为集中；

另一方面唐代山南道人口分布情况是受唐初隋末动荡影响，动荡波及相对较小的上游山南西道西部地区人口数高于东部地区，即阆、果、梁、利、渝州人口较多。天宝至元和时期，山南西道的户口增长率都是负数，该时期山南西道因节度使割据战乱而动荡不安，户口数缘此减少。

唐代长江中游山南东道地区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随枣走廊地区城镇密度较高，中唐以后荆襄道（江陵—襄阳）的畅通减弱了随枣走廊在地区交通中的作用。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商业在长江中游地区也悄然发展，粮食、桑、麻、茶叶、水果等作物的商品化倾向明显；

手工业发展迅速，制茶、制瓷、矿冶、纺织等反映地方特色经济的手工业发挥优势，长足发展，长江中游地区还具有得天独厚的“通衢”地理优势，如江南道内河水运交通便利，洞庭湖和彭蠡湖（鄱阳湖）使湘江和赣江与长江相通，江南道北部的岳、池、润、常、江、鄂、宣、苏诸州位于长江沿线，四通八达，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3、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人口状况，长江下游淮南道在唐代南方经济呈上升的趋势，唐中后期淮南道经济飞速发展。隋唐间，淮南地区行政官员对水利兴修工程投入较大，如元和时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在高邮筑堤塘灌田，“变舄卤为稻粱之壤，致蒸黎有衣食之源”。州县所兴建大、小型水利工程无疑对灌溉农田和治理水旱灾害都大有裨益。

中唐以后，淮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屯田垦殖，寿州、楚州等地屯田面积较大，为淮南重要稻作区。随着水利工程的不断增修，淮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已出现“再熟”稻；此外，经济作物桑蚕、茶果及各类药材、林、木等种植非常兴盛，显示出本地以粮为主，其它多种经济作物并茂的大农业特色，形成了地区经济特色——茶、盐贸易。

唐代淮南境内茶叶交易兴旺，文人间赠茶、饮茶之风盛行，地方培育了较大的茶市。“舒城太胡（湖），买婢买奴”，说明当时茶叶贸易之兴盛使得当地的商品经济出现了雇佣关系；此外，淮南道的盐业生产较为发达，成为了唐政府的主要产盐基地。

大运河通航带动两淮水运系统建立新的格局，淮南地区商业运输往来频繁，从而带动贸易繁荣；此外，淮南道州县政府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各州县治所设置相应商业市场，为官营商业。彼时，手工业己经形成作坊，其身兼生产作坊与铺肆两种功能，显示着淮南道地区商业贸易趋向成熟。

扬州城是淮南道首府，在唐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不仅大运河纵贯南北，连通长安、杭州，使扬州成为下游水陆交通枢纽；而且唐时其距海位置不远，随着唐代海运交通长足发展，已成为全国的主要航海贸易港口，故而扬州的经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较前代明显增加，外国商贾亦经陆路和海陆汇集此地进行贸易，内陆商品从这里销往东亚、南亚、西亚等地区。

淮南道人口在唐朝的变化情况为，贞观、开元到天宝、元和年间分别呈现由低到高和由高到低的趋势。开元、天宝时期，淮南诸州因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人户迅速增长，是唐代该区人户的极盛期。安史之乱爆发，淮南诸州户口有所减耗，不过淮南之地受战争影响相对较小，加之北人南迁，避难江淮间，则淮南道户口恐不致下降太多。

江南道大部分位于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种类丰富，适于多种作物的生长，大部分地区水域辽阔，湖泊、河流水网密布，以水田稻作为主要耕作方式。长江下游地区的江南道具有交通优势，如江南东道内部有太湖、钱塘江及大运河的南段江南河；另一方面因诸州地理位置上濒临海洋，海运条件便利，为江南道各地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安史之乱后，北人大量南迁，使经济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农业方面，北人南迁后对江南道水利工程进行了大规模改良和建设，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量，江南道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适合于多种作物特别是茶叶的生长，常、睦、湖、饶、福、辰、溪等州均以产茶著称；

各项手工业发展迅速，如丝织业在江南道分布广，工艺水平高，苏、杭、润、常等州常年以丝织品为土贡，唐后期发展日盛；江南道的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虽遭大量砍伐但因开发较晚且植被自我更新能力较强，生态未遭明显破坏，中晚唐时，苏州、饶州、湖州森林资源依然丰富；江南道金银等矿产资源的开发促进了江南道冶炼业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

唐代江南道社会经济整体处于向前发展的状态，然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呈极化发展态势。江南东道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明显高于江南道其他地区，江南西道部分中心经济区域发展较快，相对繁荣，边缘地区却较为落后。

据冻国栋、翁俊雄等学者对唐代人口的研究，唐代江南道户数自唐初以后一直呈上升趋势，与北方五道迥然有别，与山南道也有所不同。唐初北方因隋末动荡人口剧减，江南道地区较为安定，不少北民南迁而来，且较之京畿、关东一带，江南徭役相对轻缓，利于人口增长，所以该道户数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中、东部增长幅度较大，新置州县亦相应增多，湘西、黔东等地区人户增长不明显，或有下降。

（贞观时期）长江流域地区润州、常州、苏、湖二州、杭州户数较之隋大业户数分别增长154%、20.4%、41.4%、98.8%，婺州、处、台二州、建州户数对比隋大业户数亦分别增长91%、51%、23.5%，其余睦、越、洪、饶等州也有明显增长。

“不过，该道西部之鄂、岳、虔、吉、江、袁、抚、歙、永、连等州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吉、鄂、袁、虔、连五州下降幅度最大。”江南道人口增长是与经济发展的先进与后进相对应的。安史之乱后，江南道若干州郡户口曾一度有所减耗，以后便逐渐得到恢复，部分州郡还大为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