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表达”

近年来，教育公平、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劳动救济等议题成为一些网络新生代积极推动的权利主张。青年人对某些权利的强调，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彰显的体现，是青年追求个性、渴望自由的情感表达。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一些青年对某些权利的“在意”，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的转变。

进一步地，很多高学历青年将个体的权利主张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依托饭圈、亚文化等新型组织形态推动网络行动。凭借相似的兴趣爱好和利益诉求，不同价值取向的青年联结成诸多有形无形、线上线下的社区/共同体，这些群体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寻求承认”，似乎既不追逐具体的权力或经济利益（至少不直接这样做），也不需要强调自己比别人更优越，而只是为了表达，坚持自己的与众不同，是“为承认而斗争”，尊严或尊敬构成了他们组织起来的动力。在现实中，此类活动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相应的经济主张与权利主张，只是这两者在运动过程中不被刻意强调，这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走势的不可预测性。

成就预期较高

但易伴生

“相对剥夺感”

青年时期处于人生的爬坡过坎阶段，在“明天会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家庭和社会期待之下，他们面临着超越父辈获得更好生活的压力，对自己未来社会地位的预期持续上升，且预期上升的速度较快。我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后开始逐渐放缓，特别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逐渐传导到个人的就业和收入，使得青年感受到生活的困难与艰辛。叠加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部分青年感到忧虑。

尽管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产生某些悲观情绪是人之常情，但有的青年将人生中的“不如意”归结为时代红利的减少，甚至认为时代对自己“不公平”。与上一代人相比，自己“得的少了”“没赶上好时候”，进而对当前经济形势产生极端负面心理。

政治热情高涨

但容易导向

“二元对立论”

近年来，一些极端化的言论频繁出现在如国家、民族乃至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使某些原本并非敏感的国际议题在中国呈现出爆点多、燃点低的特点。舆论空间越来越频繁地被划分为多个相互独立的阵营，对多元观点的包容空间极小，某些青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陷入非黑即白的误区，对议题本身的探讨与交锋有时难免会沦为互贴标签和道德审判。一些青年在讨论中把中国与西方、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带有强烈的裹挟意味，不允许异类声音的出现。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会形成片面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挤压国家处理相关问题的弹性空间，如近年来民族主义的持续升温与某些国际问题上个别青年态度的日趋强硬，迫使民众在大量问题上要立场鲜明地“表态”或“站队”，而一旦国家在特定问题上的处理与其预期不符，原本的积极拥护者就可能调转态度站到国家的对立面。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都发生明显变化，部分青年自信自强有余、平和理性略显不足，个别极端声音若被放大传播到国际社会，势必会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三

对当前青年社会心态的思考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培育青年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遵从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方法和一般规律，也要考虑适合这一特定年龄阶段人口的实际情况。作为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青年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与其他群体有着显著的不同，其具有感性大于理性、超越性大于现实性、独异性大于同一性、求新性大于耐受性的基调。如果青年工作不从这些心态底色出发，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就会犹如空中楼阁，沦为自说自话。

加强青年心态分析研判

随着社会转型加速，青年心态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不断生发出新的挑战和问题，因此，良好青年心态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做好相关工作。

从深度上，整合相关学术力量，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如何引领性别、环保、技术三大全球性时代议题，以及如何保持和激发青年奋斗精神和创新活力的问题。重点关注和及时处置青年敏感度较高的社会议题，比如牵涉性别歧视、收入分配与就业保障、教育改革、生育政策、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

从广度上，加强青年心态的分析监测，及时准确了解青年心态的真实情况。可以考虑在各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监测指标体系中增设社会心态相关指标，建立囊括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等在内的指标体系，构建青年社会心态测量的互联网大数据指标体系。可以基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代表性样本的文本信息数据，及时监测青年社会心态的波动状况，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或舆情事件对青年社会心态的影响，并与传统社会心态问卷调查数据关联分析。

分类开展青年思想引领

高度肯定体制外青年的工作价值，提振体制外青年对于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大力鼓励体制外青年积极参与国家政策宣讲，精心设置面向不同行业的宣讲方式，可以让本行业青年人才宣传阐释与其从业领域密切相关的政策，如让教培行业老师宣讲对于“双减”的认识，让程序员宣讲对于互联网数据安全的认识，让网络主播宣讲对于网络舆论斗争的认识等。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是好是坏”“如果西方联手封锁中国怎么办”“如何破解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瓶颈”“台海局势会朝哪个方向发展”等问题青年关注度较高，这反映出当代青年对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升，针对这一系列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还需进一步提振信心、凝聚共识。

打破青年就业年龄限制

《公务员录用规定》对报考公务员资格条件规定为35岁以下，社会上很多企业在招聘时，亦参照此规定对应聘者年龄进行限制。在当前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之下，35岁俨然成为人生“分水岭”、职场“生死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且“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与此相似。年轻朝气、可塑性强的青年可以为单位发展带来新鲜活力，但经历了职场磨练，专业技术趋于成熟的员工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因为年龄限制无法进入某个领域，是对人才的巨大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的普遍焦虑。因此，可以适时调整公务员录用规定，同时在相关法律中增加“年龄”选项，以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歧视劳动者年龄。

促进青年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社会心态的养成归根结底要依托于实际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既有普遍痛点，也体现了行业差异。要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契机，将思想引导和政策举措有效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如加快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尤其是专科以下但具有成熟技术经验的青年技工的户籍限制；加快推进公租房建设，在大城市制定青年人才“积分落户”标准；营造家庭友好型的职场氛围。

对企业在引导青年员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方面的做法予以表彰，推动企业在面向员工家庭的支持政策体系中发挥作用；培育新时代家庭观，倡导家庭成员共担家庭责任，重构代际间和两性间共同成长的家庭伦理。注重传播生育养育对个人成长、情感体验和家庭建设的积极效应，减少因舆论过度强调生育养育压力而制造出的社会焦虑。

加快制定实施新兴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审标准等。从行业差异来看，非公经济组织希望宽松的贷款和税收政策；青年社会组织期待及时获知、尽量加大和拓宽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和广度；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等新文艺青年渴望证书认证、荣誉激励等社会认可和精神奖励；还有一些青年企盼技能提升培训、职业规划指导等。针对不同的青年群体，要摸准需求痛点，分层分类开展高效精准服务。

作者

廉 思，中央团校科研与智库工作部主任、二级教授、博导，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袁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芦垚、张钊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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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青年纪

原载 |《人民论坛》杂志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