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华的这部作品中，展示了青年成长阶段在迈向成人世界时的种种遭遇：理想与现实、抗争与无奈、残酷与温暖、失去与收获等。可以发现，作品中还透露出两个更深层次问题：一是青年所接受的成长教育的悖论，二是在青年成长过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首先看成长教育中的悖论。十八岁生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一个红色的书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书包里装着的，是我迈入社会前所做的一切准备。“我”是在得到父辈的允许或者是在父辈的要求下，踏入陌生的现实社会。因此，“我”是在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遵从于父辈的青年。由于我从未曾真正走入社会，所以我所准备的只局限于“我”的间接体验。在现代社会，这些体验更多的是来自于教育，来自于家庭中的父辈与兄长的，来自于学校专业教师的，也包括“我”的小生活圈子。这是“我”红色书包中差不多所容纳的全部内容。然而，在社会及个人前途不可知的情况下，机械般的形式教育和片面性的思想教育，是导致“我”过渡到成年阶段必须付出巨大痛苦的原因之一。“我”对整个世界抱持友善的态度，一路上对着群山就像对着自己的朋友。我遇到卡车司机，满以为“我”付出后必然有回报。司机跟我侃侃而谈，搭着“我”的肩膀，诉说自己的情感经历，“我”便把他看做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

看到有人哄抢苹果，出于正义感和对朋友的忠诚，“我”必须去阻止这些有悖道德的行为，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盗窃行为是不能容忍的，眼见他人遇到困难而坐视不理，也是不可以的。于是，“我”挺身而出，用正义的行为去阻止他们，使世界恢复到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中去。然而“我”失败了，这暗示着“我”所接受的教育的失败。而那个司机朋友竟然也背叛了“我”。他看见“我”被打，表情竟然越来越高兴，最后还抢走了“我”的背包，与那伙盗贼同上了一辆拖拉机，消失在了公路上。在这里红色背包被司机抢走，实际上暗示了父亲交付给“我”的经验在“我”的现实里成为不可能。“我”需要重新发现和认识。司机代表了一种当下的社会现实，不可理喻，也不可信任。睁这是“我”所接受的教育里所不会提到的，无论是从书本上、家庭中、学校里都不会向“我”解释这些现象是怎样发生的，“我”又该如何去饿“我”所被灌输的思想是规约“我”如何去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于是，“我”拥有了教育所要实现的理想化人格，而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及个人如何能在重重矛盾中避免伤害，获得发展，却不是教育关键所在。因此，在“我”的眼里，成人世界只有美好。“我”所接受的教育来自于“我”的父辈及其所属的成人世界。

来自于成人的教育，却在成人的世界里被推翻。这一成长教育中的悖论令人深思。其次，再看青年成长过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问题。通常，青年成长路上，领路人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充当青年成长中的指导和教诲的角色。十八岁那天“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从这一刻起，“我”一下子被抛入现实社会，开始孤独地面对陌生世界，“我”在路上漫无目的，没有方向。因为“我”出发前就没有预设的目标和来自成人的导向。当“我”坐上汽车，虽然是向自己来时的方向行驶，但“我”仍然觉得舒服。因为“我”没有方向。接着“我”想要找个旅店。寻找旅店从某种意义上象征着青年在进入成人世界中对现实生活的归宿和自我精神所属的一个寻求。旅店象征人生道路上的一程，“我”要在这个旅途中不断地寻找和尝试新的落脚点。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对世界进行不断地认识和体悟，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我”坐在车上问司机，要去哪里，他也说“开过去看”。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些人物影响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对社会的认识。青年在观察这些人物扮演的社会角色申逐渐找到自我，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在《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作品中，会发现余华将主人公与外在世界的人们之间最大限度地陌生化了。所有的人物都是模糊不清和无来由的。就连那个唯一和主人公发生过交流的司机也是无章可循，喜怒无常。成长领路人的缺失，使得主体仿佛被置于社会的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