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将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指认为一种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或者判定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会使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内涵得不到充分地阐释，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身的深入，也不利于人们对当前中国出现的种种矛盾与问题的清醒认识。在这一意义上说，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思想内涵，进而把握它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所具有的现实价值，成为摆在理论界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关于社会不公正的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直接批判，而是建立在把资本主义社会指认为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从空想成为科学，一方面是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域，对公正的实现条件及其本质进行深入剖析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公正观的丰富内涵是在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不断推动社会变革并致力于寻求公正的解决途径中形成的。

马克思的第一次转变是通过接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和神学宗教的批判完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此时看到了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但他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是抽象人本主义，由于其哲学世界观的滞后，因此，事实上还无法对不公正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来看待资本家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剥夺时，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个不道德不公正的社会，因为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产品都被资本家拿走了，由于缺乏历史的和社会的眼光，此时的他还无法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去思考社会的不公正问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开始逐渐摆脱了之前的以“异化”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路了，认识到私有制的根本问题所在就是，它一边在生产财富，一边也在生产贫困；一边在生产无产阶级，一边也在消灭私有制自身。也就是说，私有制的症结决不在于人性的异化，而是私有制的命运必然指向人性的真实复归。因此，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已经开始从社会内在矛盾的运动的角度来认识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不再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角度来理解工人的劳动产品被越来越多地拿走的问题，而是把它放在私有制对生产力的发展所具有的局限性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社会的不公正问题了。马克思此时开始思考，为什么私有制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显然是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不公正问题的解读思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完成了对抽象逻辑体系的批判，指出了蒲鲁东企图以抽象的人性论观照现实的、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蒲鲁东的思路是将社会问题置于抽象的法权基础之上，从而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问题。1845年，马克思开始抛弃了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建构起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致力于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研究，他观照的是处于一定的、历史的、现实境遇中的人，而不是剥离了现实的、具体语境中的抽象人。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①正是从资本自身表现出来的现象与其实质相对立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才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使工人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是一个平等的交换者和消费者，殊不知，这种平等的关系从交换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不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中：“事实上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他是作为工人同资本家发生关系，是作为处在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使用价值，是同作为价值而设定的价值相对立；也就是说，他已经处在某种另外的在经济上具有不同规定的关系中了——在使用价值的性质，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本身都是无关紧要的那种交换关系之外”②。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不承载着特定生产关系的、不隶属于某个阶级的独立的特定主体是不存在的，因此，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根本，需要透过交换形式的公正去探析实质的不公正。马克思思考公平问题时想到的是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公平问题，公平不是平均主义，它有其特定的理论内涵，不能超越历史条件而抽象地谈论某个概念，只有将这一概念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谈论才有意义。正是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既讨厌蒲鲁东的形而上学，也讨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休谟以人的利己本性的“内在冲突”为基本视角来探讨社会的公正问题，认为社会正义的根源在于人的利己心。在黑格尔那里，公正主要表现在市民社会里公民的所有权与法权都得到尊重和承认。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诺齐克等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的根源在于社会道德的不完善以及社会规则的错位。比较起来看，与自由主义者们所惯有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对公正问题的研究视角不同，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来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问题。人本主义者往往会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谈论公正，笼统地指出公正是善的，不公正是恶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是由政府的人为干涉、没有更好地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而造成的。在马克思那里，公正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的，它不是一个僵固的、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历史生成的语境中形成的，任何的不公正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是将公正置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谈论的，指出不公正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危险行为；马克思还论证了从不公正走向公正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公正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语境的历史生成性问题

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一兼具文明与野蛮的社会制度时，马克思指出了它的文明性主要体现在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上，而野蛮的一面就是带来了社会的不公正性。埃尔斯特指出：“撇开马克思的许多相反的命题，《资本论》中关于剥削的理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都体现了正义的原则。”③在马克思那里，公正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具体指向的。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摒弃了从抽象的人性、公正等伦理道德的层面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认为只有科学的分析才能为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胜利提供需要的理论依据，让马克思担忧的是，“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④。因此，无论是面对蒲鲁东还是杜林，其“法权”或者“物权”理论都是不彻底的，这些陈词滥调不仅不会带来积极意义，相反还会在现实中“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现实是不真实的东西，主体已被消解，劳动力本身并不真正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只有在卖给资本家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成为劳动力。劳动力只有成为资本的要素时，劳动力才会成其为自身。马克思的深刻正是在于，他一方面承认了这一统治的狡黠性，另一方面却又看出了这一“合法”统治的历史的暂时性。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实，马克思提出了“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政治哲学范式，并致力于思考解决公正问题的科学路径。

(二)公正问题的核心是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劳动是不能被单独拿来指认社会形态的，劳动是一种科学认识论的概念，现实生活中没有“劳动一般”的概念，利润、地租和工资三位一体的状态使得劳动成为一个幽灵，它根本就不存在了，庸俗经济学家只是一味地强调资本、土地、劳动等这些形态的物质内容，而没有看到它们内在地包含着的社会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与工人不是通过交换建构起来的，而是由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内容决定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资本对于马克思来说，是物与社会关系的融合；资本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只能限制自身。这里的生产资料不仅是经济学上的生产关系的自由舒展，而且也是哲学层面上的延伸，物质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合二为一的，如果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资料就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形式而成为生产资料自身。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剥削表明：资本还有社会关系的形态，且这是更重要的表现形态。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它表现的是一种过程。

恩格斯指出：“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门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这种与物质有关的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⑥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的指控中，借助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块基石，马克思公正观的理论实质呈现出来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也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对抗性质。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会脱离经济社会的内在必然性而简单地看待剥削和不公正问题，其结果是“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⑦。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具有对抗性质：“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⑧。马克思意识到，交换关系本身就是等级、阶级的交换，它体现出来的决不是公平，而是对抗，是直接劳动与作为积累劳动的资本之间的对抗关系，这是典型的不公正。不仅如此，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决不是仅仅体现在交换领域，还有分配领域。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公正性：“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现存的阶级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多少不相容。”⑨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的钥匙在于理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上：“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存在”⑩。只要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就不会消灭。消费是通过劳动创造的，消费主义的出现是同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政治关系的文化，又导致了文化现象的变化，从而导致了社会等级的变化。显然，马克思是把这一社会现象放还到社会历史发展现实当中来认识的，而决不是把消费当作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来看待。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者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而资本与雇佣劳动也即活劳动的交换结果，导致了资本的保存和不断增大，这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不公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说：“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11)。是资本主义生产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关系决定了交换关系的不公正性。在私有制社会状态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体现出来的是不公正，但是其深层的东西是由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生产关系是发展程度最高的交换关系。(12)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一种前者对后者的从属关系，这种状况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实。

(三)不公正导致经济危机频发

马克思指出，现实社会的不公正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如经济危机的屡屡爆发。资本家再狡猾再残酷地剥削工人，但终究无法逃脱经济危机的惩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不公正不仅仅是一种不道德行为，更是一种招致经济危机频发的危险行为。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家们时说，如果事物的现象与事物的本质合二为一，那么一切研究都是多余的了。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并不是与他早期关于人的研究没有关系，经济学本身就是关于人的活动，只不过是一种物化的人的活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一种物化的人的活动，在马克思这里，他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谈论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问题的。因此，生产力决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物化的人的活动的过程，也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的矛盾及其解放问题。货币不是资本，只有被用来当作剥削工人时才是资本，所谓资本一定是融合了历史、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内容。《资本论》从深层次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被魔法师所制造出来的完美社会，但是这一完美过程却掩盖了很多实质性问题，当我们在揭示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交换的客观现实的时候，实际上这种平等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的交换看上去是平等，但是其本质却是虚假的和欺骗性的。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清晰明了地指出了公正的历史性存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下不公正的危害，那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适应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暴力”(13)。

马克思明确指出：“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14)在1859年2月1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他的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15)。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使命就是为了党取得胜利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的。邓小平更是明确说：“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6)立足于当今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求的高度来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进行解读，从马克思主义公正中获得有益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内涵吸收并融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公正在当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公正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重要表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继承和发展。如前所述，没有停留在对市民社会的伦理道德批判层面上，而是深入剖析和科学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运行机制以及不公正的最终走向，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与公正理论，这是马克思关于公正观告诉我们的最为重要的东西。

其次，伴随着各种矛盾的凸显，在各种价值观激烈碰撞的情况下，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道路和理念，它承认矛盾而不回避矛盾，坚持以矛盾的观点观察当前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同时，它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摒弃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体系，并坚持同各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错误观念作斗争。也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辨析自由主义公正观的理论缺陷，结合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况与语境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观、防止两极分化，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这就需要我们“在阐释和宣传公正观时，要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结合起来，把公正放在理想与现实、近期和长远、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中来加以理解”(17)。

再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是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保证。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分析才得以从利润中剥离出来，它犹如一个幽灵般的存在，是需要通过分析而得来的。任何企业都关心利润，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经验主义就利润而利润，将资本主义社会认定为一个天然合理的社会。现实世界的社会历史运动并非是由具备一定思想的人来推动的。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只有被置于社会历史过程当中、由利益关系决定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一个人之所以会产生出某一思想，一定是由这一阶层的社会历史状况所决定的。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8)；“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最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改变不公正的现实。恩格斯指出，当经济危机不出现的时候，工人是不愿意起来革命的。“在马克思看来，造成现实困境的原因不是人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存在的意义，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异化。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祈求通过使人认清自己的存在之意义的方式，而必须通过现实生产关系的合理化或理想化的发展。”(20)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一种历史观，它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历史观发生的具体的、特定的社会语境。那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审视当代中国出现的不公正问题，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价值批判层面上，而是从深层次上认识到，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的层面上看，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社会的个人，在人身上承载着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承载着某一特定的阶级。要想获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正问题的完整认识和深刻把握，就必须分析现实的、社会的历史主体而非抽象的价值主体的真实处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当作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准备与现实根基来看待。因此，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分配体制改革，其实就是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所作出的积极回答和现实应对。

【注释】

①⑦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86，227.

②(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40.

③[美]乔恩·埃尔斯特著，何怀宏等译.理解马克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05.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10.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8.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4，104.

(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7，150.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4.

(16)(18)(1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3，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