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就是将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在作比较，再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做出一定预测的历史观。也就是依据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待问题的认识方法。

其基本特点是：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运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判断。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简单来说就是从整体上长远上全面来看历史事件。主张综合各种因素，采用归纳法研究历史。从技术（似乎是指实际具体问题）角度，而不是从道德角度分析历史。

黄仁宇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黄仁宇先生强调，不能以动机和道德来评判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性的历史人物，而应该看其结果。第一，动机难以揣测；第二，写史的人往往会根据当时的需要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文过饰非，夸大其词在所难免；第三，对于政治人物，一举一动都影响重大，因此出发点不如结果重要。怀着历史的同情看政治人物。

体现出隐约的机械论与命定论的史观——在这个大历史的格局中，任何个人都不能摆脱，他们的努力，无论当时人或者后人看起来如何有为或者可笑，都无法跳出历史的局限。

中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农业生产格局，小农经济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不能匹配，无法形成数目字管理，只好以间架性结构管理之。间架性的结构如果简单的面对同质性较高的成员，则管理易，否则难。面对异质性程度高的社会，只能靠德治国。司法与行政无法分离，不能有独立的法律系统。

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仁宇向来以“大历史观”著称，第一，擅长在平凡的历史人物生活中判断其性格本质，并因各历史时期不同性格的关键人物的生活交汇判断出历史走向。第二，他极善于综合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而推导出历史人物创造的历史是大势下的必然，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的书有些论点依然不是很正确。比如在《万历十五年》中，虽然他一再强调中国的法律是以儒家礼教为基础的人情法律和不健全的法律，却没有提出关键的先进观念，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等。其次，他的“大”历史只是建立在平常研究的角度，并未揭露出中国历史上朝代和国家兴衰的本质：即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和严重的土地兼并，而这些兴衰的根本道理在黄老先生出书以前实际上已经被马克思哲学揭示了，黄仁宇作为英国大学教授显然没有客观接受社会主义阵容的科学真理，尽管他研究最透彻的是明史。如果你要死命找站不住脚的论点，历史这门学问只要敢提出观点的就会有历史依据，结果只会有“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关键是要找出根本的东西。而这根本的东西才是主流，说实话，黄仁宇老先生的书只是多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和观点，这也是他在中国并未很出名的原因之一。理由很简单：社会主义哲学已经根本阐明了，甚至已经到了无法更佳进一步证明的地步，这也是近来有些历史研究方向偏门化，论据鸡毛蒜皮化和研究内容扯淡化的原因。

黄仁宇“大历史”的主要论点：

中国在近代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对道德主义的批评：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

大陆vs海洋：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了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响，已经在1982年于上海出版的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即循环的突破。

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

对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批评也不少，比如：

所谓的“大历史”观点，真的很新颖么？所谓的“数目字管理”，解释力真的有那么强么？完全不是这回事。《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以一个年份入手，糅合和经济史，政治事件分析和思想史，还能论述得如此浪漫，说黄仁宇手里没点干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不过黄仁宇的“干货”有几个人知道，黄仁宇专精明史，他的《十六世纪的中国财政与税收》《明代的漕运》几个人看过？如果看过这两本书，哪怕是大致扫过，再去看《万历十五年》，也必然是另一番景象，至少能够知道，黄仁宇为何在分析人物思想和意识冲突之外，如此重视“财政税收”。所以我才说探讨其细节毫无意义。事实上研究明清史特别是跟财政有关的人，在看书时绝对绕不开黄仁宇，不过在他们的论文中，基本上看到不到引用黄仁宇。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明吧，大家都知道霍金的《时间简史》，大家都知道《时间简史》写得好。为什么写得好，因为他给人打开了一道门，提供了一个新视野。但这应该是一个起点，如果把新视野本身作为一个所谓的“认识的终点”，那这个视野有何意义？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亦是如此。《万历十五年》的具体站不住脚的地方，是其对思想史叙述所使用的“文学方法”而非“史学方法”。

明史专家陈梧桐认为黄仁宇的历史观深受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停滞论”影响；而且在历史研究的程序上有“以论代史”这个毛病，这都使得他的研究成果极为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