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和平年代久了，似乎我们就忘记了一些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

在《觉醒年代》里，关于道德和真理的问题，李大钊这么说，道德是变化的，而真理是永恒的，道德有新旧之分，旧时代的道德不能用来衡量新时代的作为，所以守旧就是失德；李大钊还说，道德是用来律己的，道德的要义是修身，而修身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真理。

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从战乱走向和平、从贫穷走向富有、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人民当家做主，这个时代总是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们所遵循的“男尊女卑”“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已经不再是约束我们的道德，但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真理永恒存在。

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许正是这样的真理，它代代相传，即使社会变化，我们也能找到其理论在现实中的对应，它是对“屁股决定脑袋”这样简单粗暴理论的升华，让我们能从一个人的处境，就看明白他的态度和所作所为。

不仅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有时候，当我们发现有人说出一些自己觉得不可理解的话时候，最终总会下一个定论，那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主要也是来形容一个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为自己的阶层或者小团体说话，我们可能还自觉是发现了某种“真理”。

而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早在1925年，主席就已经用一篇长文详细阐释过这个真理，那便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那一年，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政党，年轻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另外一种就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

这两位虽然“倾”的方向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感到了自己力量不足，找不到更有力量的同盟军，也不知道应该到那里去找。而主席的这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解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1925年的中国，贫穷、落后，似乎没有人能看到希望，许多人悲观的认为，那个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纯粹的、落后的农业国，没有工人阶级。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这种阶级的，其中自然也包括工人阶级。只不过，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以正常的方式萌芽和发展的，反而是在列强的冲击下，形成了畸形的民族资本主义。

虽然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畸形的，但这不代表我国没有工人阶级。资料记载，我国那时候有大约200万工人，而压榨他们剩余价值的人，大多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受到了帝国主义扶持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而，我国那时候还是存在工人阶级的。

而且那时候，我国的工人阶级也进行过多次大罢工，展现了不小的革命力量，因而当时才会有了左倾机会主义，在革命中只注意团结工人、进行工人运动的问题。

为了解决当时党内的两种倾向问题，主席写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重点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在生活、工作中的接人待物都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既然只注意与国民党合作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只注意团结工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错误的、都无法找到广大的革命同盟军，那么，到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呢？这就要从我国各个阶级的情况开始说起了。

在找到自己的朋友的之前，我们比较容易找到的是我们的敌人。当时中华民族的敌人很显然是帝国主义列强，那么与帝国主义列强站在一边的，当然也必定是全党、全民族的敌人，所以我们首先能够确认的敌人，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发展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完全站在了全民族的对立面上——尤其是那些大地主、大买办。对于他们来说，革命、革命，革的就是他们的命，他们是当时我国社会中的极端反动派、是不可团结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是中产阶级。当时的中产阶级，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旧中国，中产阶级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前文已经说过的、在我国畸形发展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

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的立场并没有那么坚定，甚至原本内部就是充满矛盾的，当他们受到帝国主义打击时，就会支持革命，而当他们觉得无产阶级力量壮大时，又会反对革命。

简单点说，当革命高潮来临时，民族资产阶级将会分化为两部分，其中的左翼部分会跑入革命派，右翼部分将会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

不得不说，主席这一论断是极具前瞻性的，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确实，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主体，也不可能真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为主体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

中产阶级之后，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非常相像，他们可能是自耕农、是手工业主、是小知识阶层，在主席眼里这个阶层值得大大注意，因为这个阶级同样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但在国内这个阶级的数量也十分庞大。

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每年有余钱剩米、发财观念非常重要，非常想要往上走一走，成为中产阶级，因而他们相信中产阶级的宣传，而怀疑革命；

中间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但总是受到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希望世界能够有所改变。

因而对于革命，他们持有中立态度，仅仅是怀疑革命能否成功，但绝不反对革命；左翼的小资产阶级，则是原先家庭殷实，但随着帝国主义的剥削，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在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主席眼里，当革命见到曙光时，小资产阶级中的左翼是我们在革命中可以争取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中间派也可以参加革命，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就不得不被“裹挟着”参加革命了。

那么剩下来的阶级哪有那些呢？是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在革命中应当团结的一切力量。

在旧中国，我国大约有工业无产阶级200万人，他们主要是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工人，是我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不管是海员罢工、铁路罢工还是五卅罢工，都显示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天然地“集中”在一起，非常好组织，也因为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受到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因而他们特别能战斗。

而半无产阶级主要是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小贩等，他们都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机会，因而他们非常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宣传、也会积极地支持革命，在旧中国，他们人数众多，是我们革命中非常重要的朋友。

另外，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虽然是社会中的不安定分子，但他们非常勇敢，又很具有破坏性，只要引导得当，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革命的一股重要力量。

简单点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有了农民的支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必然能成功。

回首来看，主席所言，字字在理，仿若预言一般，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带领着广大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很显然，主席分析精准，正是因为他知道，每一个阶级的人，都是为本阶级代言的，他们每一个人的态度，都是他们的处境决定的，这一逻辑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完全没错的。

你的处境决定了你的态度

在和平的今天，虽然我们已经不怎么提到“阶级”的问题了，但是阶级背后的逻辑，依旧是没有变化的，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所处的那个所谓“阶层”、所在的那个小团体代言，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也决定了他们看待事物的方法必定不同。

以时下流行的话题为例，在所谓“996大流行”之后，不少老板们就开始纷纷效仿，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员工们应该理所应当地接受“996”的理由。有的老板说，996可以帮助员工快速提升个人能力；有的老板说，年轻的时候不奋斗，老了就奋斗不动了；还有的老板说，996是一种“福报”。

站在老板的立场，他最希望的，当然是员工不休息、没有私人生活、每天勤勤恳恳工作，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也为自己创造更多财富了。

但站在员工的角度来看，“996”是一种剥夺了员工休闲娱乐的剥削，是老板们制造出来的“焦虑”和“压迫”，牺牲自己的时间为公司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更多地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免费”加班牺牲的都是自己利益，因而当然会大力反对“996”。

又或者以一个更广泛的例子来看，尽管现在我国的妇女权益保护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在一些事项上，我们实际上做得比西方更好，这便是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

比如，我国的《劳动法》有着明确的、关于保护孕妇权益的规定，但在西方许多国家，孕妇并不享有产假，企业与孕妇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也并不比普通人更苛刻，这是因为那些国家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更多保护的是企业主的利益。

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到阶级分析的理论，可以用“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来进行推理，因而，这大约就是某种真理，是一种可以穿越时间而不变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