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为新时期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相关主体之间以共同体思想破解社会治理碎片化难题，不断激活内在动力、优化治理结构、完善治理制度，旨在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一种共同体。法治共同体，是以法治价值和理念为基本指引，建构并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制度规范，以职业化为表征，以专业化为内质，各法治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一种法治维度的共同体。法治共同体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两者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差别，从实质意义上看，法治共同体较为抽象，而社会治理共同体更加具体，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大语境下“共同体”为促进“中国之治”而生发演进的方向。

在笔者看来，从法治共同体迈向社会治理共同体，其内在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法治发展的需求。法治的发展与其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功能发挥相互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法治围绕治理现代化不断拓展，其逻辑走向在于以法治推进治理走向善治，在此进程中，社会治理实践也促进了法治的发展。

其二，协同治理的需求。实践充分证明，协同治理理念是应对复杂性、系统性治理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治理理念，可有效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以实现协同治理的治理优化与效益倍增。

其三，适应发展形势的需求。为有效应对新型矛盾和风险，有必要从机制上、信息上整合资源，形成协调统一的社会治理有机综合体，凝聚社会治理合力。

其四，站稳人民立场的需求。人民性是良法善治的重要判断标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

其五，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相统一的需求。司法天然具有社会治理功能，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综合运用法律法规、司法政策和指导性案例等多重手段处理案件并介入社会治理，联合推动案件纠纷追本溯源式解决，构建多元共治大格局，有助于在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中实现由个案“小治”促国家“大治”。

综观言之，从法治共同体走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个立足国情、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时之策，对于回应社会治理时代需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具体嬗变之路径，笔者认为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工作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内在结合在一起，司法被赋予了治理型司法的内涵，司法机关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政法机关，要坚定不移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完善多部门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工作，协调推动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协调应对和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

第二，打造更大格局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工作机制。需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把依法能动履职融入中心大局之中。一体共助优化营商环境。将营商环境主体的市场准入、政策执行、执法司法等要素全部纳入法治护航领域，协同推进全流程监督、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区域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优化提升。合力助推企业合规改革，严查利用虚假诉讼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主合法权益的案件，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加大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在防控营商风险、补强市场短板、化解竞争矛盾、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精准发力。

一体共助保障民生。联动严惩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零容忍”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严厉打击以投资养老、保健治病为名的欺老骗老犯罪，从严惩处拐卖妇女犯罪，助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筑牢特殊群体权益保护的协作屏障。

一体共助社会公益。加强工作对接，在公益诉讼案件的证据标准、庭审程序、执行处置等方面达成共识，提升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质效。构建公益诉讼立、审、执绿色通道，完善线索互相通报机制，凝聚公益保护司法合力。

第三，构建前延后伸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工作范式。抓源头治理，针对经济生态、平安法治等领域的行业性、普遍性问题，前移司法职能，通过发送检察建议、司法建议等形式督促整改，实现司法办案向社会治理持续延伸。通过举行公开听证会、案例发布会等形式，增强被监督单位的重视度和社会认可度，彰显司法权威。抓系统治理，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为依托，加强与侦查机关协作配合，将矛盾纠纷化解前置。抓综合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协同推进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调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抓实联合接访、带案下访、重点约访等工作，建立健全重大访情、舆情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方式反映问题，必要时共同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风险评估，减少涉法涉诉信访。

第四，激发素能过硬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工作张力。人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要素，需狠抓素能建设，持续深化业务沟通交流机制。一方面，加强党建共建，通过组织建设互促、党员干部互动、党建载体互用等多种形式开展共建活动，共同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以及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召开专题联席会，对执法司法标准、业务协作方式等予以统一。另一方面，深化同堂业务培训，定期开展业务交流活动，选派业务骨干给对方授课，或邀请对方参加本系统组织的业务培训。联合举办业务竞赛、岗位练兵，探索互派干部学习锻炼，合力培育精英人才。（作者：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钟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