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货币天生就具有价值，象金银之类，因其贵重自然地就成了货币，一个人一天生产的粮食与另一个人一天生产的金银在相当的劳动强度下就具有了相当的等值性。所以金属货币本身就具有其“币值”。但纸币就不同了，纸币本身不具有其巨大的“币值”，因为一个人一天生产的粮食与另一个人一天生产的金银值同样的钱，但印刷厂印刷这些纸币绝不会花费一个工人一天的时间。所以纸币从其本意上来说没有“币值”。但起先人们为了使纸币同样地具有币值硬性地规定一元纸币等于多少多少金银。这样的纸币只不过仅仅是金银货币的代用品。

在金银货币的时代，由于金银本身同样需要人力开采，所以金银货币与粮食、水果一样是劳动的产物，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即便是金银成为了货币之后其作为劳动产物的社会财富性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改变。那么这种金银货币与社会承载及社会付出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比如一个人或一家人，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产品，他们从不进行交换，而是自给自足。这样货币对他们来说就是ＵＦＯ。他们承载了他们自己，他们也付出了他们自己，货币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漫长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就是这种模式。造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封闭的、循环的、统一的体系性思维。系统在封闭下和谐地循环，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很难分化出新的子系统。当然没有分化就不会产生新的社会分工，不会产生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样也就没有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没有大量的社会财富的冗余。没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冗余就没有货币的用武之地。货币只有在广泛交换时才具有意义，所以自给自足没必要考虑货币在其间的意义。

所以，我们说的是生产力提高之后的情况，人们开始有了大量剩余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人生产的总是大于其消费的，那么他就有了交换其有无的状况了。在小工业时代下，人们的生产主要是供自己使用，此外才是用来交换的。而在大工业时代下，人们的生产全部是用来交换的，而自己的所需也全部是交换得来的。所以细致而有效的分工、精巧而有用的工业化机器一定会带来社会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社会财富的冗余，进一步带来货币交换的活跃。

那么国家在金银货币时代如何通过货币手段来聚集社会冗余财富呢？

打个比方，起先，农夫一天生产的１０斤粮食与铁匠一天打造的１０斤钉子都值１０两银子，因为即使是矿工一天开采出的也不过是１０两银子。在同等的社会境况下都是一天的工作量，这大致是相当的。但不要忘了，社会分工及生产工具会不断的革新，银矿的生产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一个矿工现一天可以开采１００两银子了，就是说银子本身该贬值了。但作为国家掌控的银矿，国家是不会让银子贬值的。所以从购买力上来说一个矿工现在为国家开采的银子可以换回十倍的粮食及十倍的钉子了。就是说当银子的生产效率提高后，国家一方的购买力上升了，社会付出的力量加强了。此时只要社会上有剩余财富作为社会付出的一方就有能力收集。

但是作为社会承载的一方农夫与铁匠的生产效率也在提高。现在农夫与铁匠一天也生产１００斤粮食与１００斤钉了。于是从理论上农夫与铁匠的承载量增强了，他们也要求得到更多的社会付出，转化为货币就是得到相应的１００两银子。但主动权依然掌控在国家手里，如果国家正常付出则交换又回到了１：１：１的起点上。而实际上单位粮食与钉子已经无形中贬值了，因为一天的时间生产的财富更多了，而社会付出却是以时间来计的，生产１０斤粮食或钉子的一天与生产１００斤粮食或钉子的一天同样值１０两银子，这样国家从银子生产效率的提高及从农夫与铁匠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中都谋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收集的能力。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总是在不断提高到的（通常状况下就是这样），同时金银货币的币值总是恒定地购买劳动者一天的劳动，所以过去１０斤粮食或钉值１０两银子，现在１００斤粮食或钉子也值１０两银子而且还没有算上银子的生产从１０两提高到１００两。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粮食与铁钉包括金银一旦生产出来就在不停地被贬值，而国家则从这种贬值中谋求到大量的对社会冗余财富的购买力。

社会财富的不停贬值性是由于通常的社会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决定的，国家不过是利用了这一特性来收集社会上冗余的财富，从而调节整个社会的平衡。

对农夫来讲，粮食生产出来少量的留下自己吃，其余的则卖掉，换回货币购买其他的东西。所以就农夫来讲，其一部分社会付出是由自己承载的，其另一部分社会付出是由社会承载的。吃得粮食是自己承载自己，其买东西的钱由卖粮食得来是社会承载的。而在大工业社会下农业工人自己种的粮食全部卖给社会，而自己全部的需要亦全部从社会买回。就是说劳动者全部的生产总和构成了全部的社会承载量，至于社会付出则复杂些。自我承载的社会付出是不能用货币统计的，其他的与社会相互交换的则是货币形式的社会付出。而货币形式的社会付出就必不可少的要受国家的控制，只要社会财富的不停贬值性存在，国家就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和调节这些货币形式的社会付出。

当然具体到我们中国，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存在，所以国家力量在社会层面上的调节要大大地打个折扣。

当然现在早就过了金银货币的时代，纸币也完全与金银货币脱离了干系。现在的纸币完完全全地是印刷品，在以国家力量和信誉为保证发行。

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印刷成本又很低廉，发行多少完全看国家内经济学家的预测。纸币固然在形式上是按照金银货币的方式来发行的，但纸币的印刷与金银货币的开采完全是两回事。本来在金银货币时代国家就已经可以通过社会财富的不停贬值性谋求到巨大的购买力以收集社会冗余财富，现在纸币发行的随意性让国家又增添了一条聚集财富的强大手段——衍发货币。衍发货币手段实际上等价于金银货币时代的矿山生产效率获得了无限的提高，而我们知道矿山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国家并没有将金银贬值。同样的衍发货币这一手段的运用国家也没有将纸币贬值，尽管纸币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贬值，但至少在衍发货币的初期其购买力与先前是一样的。这样国家手中实际上就有了无限大的货币购买力。国家购买力作为总的社会付出其大或小在物质财富极大冗余的今天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因为纸币时代的货币总付出总能买光社会上全部的财富冗余，至于是用一个亿买光还是用一百个亿买光，对国家来讲没有意义。但这样的行为对我们普通民众来讲就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了，因为全部的货币付出等于全部的社会冗余财富，特别是大工业时代就等于全部的社会承载。而当社会财富在货币意义上被稀释的太快或不均衡时就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比如说我今天１０斤粮食卖了１０块钱，可明天１０块钱就买不来１０斤粮食了，而只能买５斤或更少。这当然会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这就是财富在货币意义上被稀释。

而财富的正常贬值是这样，以前一天生产１０斤粮食，现在一天生产１００斤粮食了，明显地单位粮价天然就贬值了。这主要是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用更少的时间就可以创造出足够多的财富用来承载整个社会，而多余出来的时间则可以用到精神世界的娱乐或创造。但财富的货币性稀释则是以前１０块钱买１０斤粮，但现在要１００块钱，其粮食价格的升高是由于货币的衍发所致。由货币衍发所带来的物价升高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从理论上来讲国家亦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聚集财富。

比如中国粮食及菜蔬的生产在过去二十年内并没有多大形式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中国完全竞争的家用电器其生产效率却出现了近十倍、百倍的提高，所以按照其正常贬值的速度１０斤粮食正在换回更多的家电产品。虽然财富按照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总是在不停地贬值的，但有些财富在货币层面上却是一直在升值，比如房子。任何理应贬值的东西却出现了巨量升值，这就不再是用理性可以解释得了。

大凡一切正常社会生产效率下生产的正常财富其总的规律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一点点贬值。因为新的同样的财富已经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被更容易地生产出来，但房子、菜蔬的生产效率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提高，所以理论上该维持在平衡的位置。然而理论上该平衡的东西却出现了货币层面上的巨量升值或贬值，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货币层面的问题，二是某些非理论性的东西在影响和左右市场。

但至少我本人略略知道一点，大蒜的价格是一种理性的回归。虽然超市里贵的惊人，但蒜农每斤也只卖三、四块钱，按照蒜农一天生产的大蒜与矿工一天生产的金银具有等值性来计算，此价格并不算高，要知道现在一天的工钱是多少？

至于房价，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于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关系。农民总是自己建房，即便在咱家这边如此偏远的农村，农民兄弟并不缺住房，而且即使在物价上涨的２０１０年建一座四间两层楼房、两间配房、一间过道的小院也不过花费我们十多万元。按照现在的蒜价、棉花价这完全在农民的承受范围之内。

而且我们说过，不管是金银货币时代还是当今的纸币时代，他们对自我承载又自我付出的农民那是一丁点儿办法也没有。农民的衣食住行至少有两大项是自我解决的，而且农民手里的冗余财富在当前主要是建房子及买家电。建房子不用说，是自建，买家电又很便宜。所以当前的社会环境会让农民进一步的自我承载，而我们知道这种封闭式的自我承载十分的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中国的农村要想实现集约化的大规模生产，那是十分十分的困难。

农民是小生产，自建房，吃自己种的粮食，种些经济作物全用在建房、娶媳妇上了。那么农村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再说城镇，高昂的房价，高昂的子女生育及教育费用，高昂的医疗、保险费用，足以让每一个城里的工薪阶层倍感吃力。那么城市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而现在全球一体化，中国的产品流向全世界，中国的财富也流向全世界，但流回来的是纸币，我们知道，纸币其天生就有着聚集财富的功能。现在我们国内的财富又在被国外的纸币发行国家聚集，那么我们中国崛起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由于社会承载及社会付出的关系，由于财富与纸币的关系，纸币之间的战争正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为中国考虑，我们的ＲＭＢ也必须走向世界，要知道当今世界拥有了货币发行权就等于拥有了财富聚拢权。所以纸币之间会有一场恶战，此一役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