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明确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只有深刻理解中央关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判断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才能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处于低收入或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通过加快发展,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但经过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基本国情也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体处于由相对富裕向富裕水平过渡的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在此背景下，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而是“好不好”“在什么层次上拥有”的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上述矛盾，就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发展，更要有高质量的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殆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在劳动人口既定甚至逐年下降的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继续追加投资、提高人均资本占有量固然重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是不可或缺。更何况，过去40年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为我国积累下巨额社会财富,具体如生产经营性用地、厂房、机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这也为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实现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从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式经济增长、从外延式经济增长转向内涵式经济增长。上述过程换个角度进行考察，恰恰就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过程。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后出现的客观现象。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是消除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状态（即“二元经济”），迈向统一的现代工商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也是全面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因此，高质量发展的直接目标，就是全面完成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

列宁曾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在特殊语境下判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实现现代化的“经典”标准。但学界公认的看法则是：现代经济始自英国工业革命，是基于机械化、专业化、社会化、科学化的生产方式。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经济又被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如信息化等）。具体到我国将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它至少应该具备如下特征。

一是消除“二元经济”状态、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显著缩小。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区别，就是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就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占比将进一步下降，传统农业将得到深刻改造。随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等）也将明显缩小。

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稳定的高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收入水平。我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扎实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通过不断提高经济活动附加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三是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仅有人均收入水平，还有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更应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四是发展的可持续性显著增强。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随着生态文明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环境保护力度明显加大，未来我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将得到根本扭转；另一方面，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过渡状态和非均衡状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完成，我国也将逐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届时，社会矛盾将得到有效疏导，社会风险将得到有效化解，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将进一步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