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秦一定能够统一,的确是后人开的上帝视角。但若认为当时六国各自没有亡国的担忧,也不符合当时形势。乱炖一些想法。
1、战国时期的扩张逻辑,决定列国之间的对抗不再是简单的会盟称霸性质,而是争夺最终生存权
西周到春秋时期,是地广人稀的文明飞地扩散之时代。这个时候的生产力限制还在于人力不足,而非土地的紧俏。所以,即使不再是西周王族所主导,春秋仍旧是以诸侯公室为主导的贵族时代。其垄断的主要生产要素依旧是劳动力,即奴隶。那时的战争,也更多是争夺对小国的控制,对大国称霸,即营造自身周边安全环境,也取得尊王攘夷之领导权,维护华夏共同体对蛮夷抵御的聚合与秩序。五霸是人,七雄是国,就说明了春秋之霸是诸侯个人的功业心,战国之雄则是国家事业之壮大需求。
随着人口与生产技术的增长,越来越多原先荒芜的土地得到充分的开发。采邑制度下,大夫阶层的实力迅猛增长。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战国时期,是大夫取代诸侯,及其背后新兴功勋地主取代世卿世禄的旧奴隶主的过程。这个时候生产力的主要限制因素,已经不在是劳动力,而是越发稀缺的土地。所以战国时代,是最礼崩乐坏的,最缺乏西周与春秋时战争礼仪的,最残酷的人口歼灭战与土地兼并战时代。
这决定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对抗不再是简单的会盟称霸,争取领导权的性质,而是争夺最终生存权。因此,战国的同盟,都是同床异梦,敌人的敌人不会是真诚且长久的朋友。小国对大国只能平衡,不能依附,也不会有春秋时期背靠大树好乘凉似的稳定光景,那只会灭亡更快。
2、秦国被视作虎狼之国的主要原因是其国家性格,而非早早昭示要统一天下
战国时期,韩吞郑,赵灭中山,秦吞巴蜀,燕占辽东,齐灭宋,楚拓南蛮...列国其实都不曾停歇,谁也不是善茬。
比照战国初期和末期的势力版图,很容易发现,赵国向胡区扩张,楚国向蛮区扩张,秦国向戎区扩张,燕国向辽东扩张。这些扩张主要是战略环境上的需求,对国力提升助力并不算首要。而华夏内部韩、魏、齐的版图虽然一直在伸缩浮动,最终只是战略上的零和博弈,图的是一时之利。七雄之中,唯一能稳定持续地对华夏内部扩张蚕食,不断扩大版图,法统转型成功且治理有效的国家,只有秦国。
六国对秦虎狼之国印象的由来,除了秦在战国时期是唯一实质性得开土掠地外,还有秦国的身世因素。秦国是平王东迁后的春秋才得以立国。在六国眼中,是个十足的农村来的插班生。而且秦国封地本在蛮荒的陇原一带,是与周幽王之变后占据关中的犬戎,拼杀数十年才一点点东进关中。到春秋秦穆公时,仍企图继续东出,却为晋国所阻而失败,才“遂霸西戎”,无奈收了手。在六国眼里,这简直就是出身卑微,却一朝得势而得寸进尺的~爆发户。秦人本在陇原,与西戎游牧民族混居,是半农耕、半游牧的华夏弃儿,除了可与犬戎一拼的草原民族战斗力,在技术、文化、制度上均不能与浸染周文化的六国相比。所以秦国也一直是一个世族地主阶级力量薄弱,优先军事,以战养国的先军国家。故有诸子卑秦不入关中,长期受六国鄙夷。但是立国最晚,靠脚踏实地的搏杀东扩,寸寸开疆,且得到了周朝龙兴之地的秦国,骨子里就形成了东出的志向与基因。即使在影响力低潮期,也不乏对吴越争霸等关东地区的军事干预。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六国视秦为虎狼的原因是:秦的国家性格,他们不太按关东国家的规矩常理出牌,且一直怀有东扩的欲望,是关东秩序的挑战者。但这主要是对秦国家性格的分析,即使知道秦国对扩大地盘孜孜不倦,怀着鄙夷心态的六国也不认为它就能统一。毕竟,历史并非像电视剧中所演,从秦孝公时,秦国就天天嚷嚷着统一天下。战国时期经一战而国势骤衰的例子太多了。
3、国力竞赛决定战国局势始终在变
战争愈演愈烈下,七雄各国虽然道统尚稳,但危机意识是越来越强。漫长转型期战国时代,也是一个内政比拼,变法竞赛的时代。变数是随时都有可能,随时都在进行。
七雄图变,齐、燕、韩为革弊,赵国为革新,魏、楚为不彻底的革命,只有秦堪称是彻底的革命。
战国时期,国力的根本不在于谁的地盘大,谁的拳头硬,而在于谁的政治文化先进,更匹配当下衍化出的新型生产力关系,更具有治理稳定性和社会效率。秦国为最,当之无愧。
但是,这是我们后人把数百年时间浓缩到史料区区十万字中,于是太过上帝视角。战国时期,在秦始皇灭国战已发展到最终阶段前,每国都有亡国的危机意识。虽然他们知道秦国是天性就好扩张的虎狼之国,尤其是长平之战,秦昭王灭周之后,已表明东出吞并天下之意。但究竟鹿死谁手,各国国力是否还会起伏变化,在时人看来都是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
因此,虽然从国力上来说秦国具有长期压倒性优势,但战国唯独不缺的就是变变变。不到最后一刻,任何一国,尤其是几个有大国都有可能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深度变法崛起为一时强国。从最初的魏国到最后的燕国,正是这样一个轮流变革的过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各国对国际形势的预判大概如此。但事实上,我们后人开了上帝视角后就发现,每个国家的机会只有一次。为什么?各国保留实封制度之不彻底的变法,是一次不含CPU的硬件升级,是一次阶层内部的吐纳换新,洗牌性质。而秦国变法,是优先CPU在内,且明确为吃硬件跑高端游戏定位的全面升级,更是一次推翻旧有阶级,理顺社会生产关系,改造牌路和玩法规则的革命。
人的一生看社会问题的敏感度不如看历史书来得快,根本在于一生几十年所见社会状态的时间局限。我们的祖辈人已经算是经历几次社会火车头大调整了,可是依然会把回归常态的中国叫做改革,而把古今中外罕见的消除了商业,一切国有的二十世纪泛社会主义改革,看做是被改革对象。它仅是失败了的改革而已,但生活在它时间范围内的人们,觉得后来回归常态是才改革。同理,在战国那个年代,人们对改革成功与否,是否还需要深入,是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和准确的社会认知的。
韩非说:“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六国由于变法的不彻底,虽然经历吏治整顿得一时清明强盛,但终会社会阶层板结化且固化,产生强大的阻挠变法的利益集团。迫切的外部危机由于初步改革后的短暂强盛,一时间缓解不在了,但这也导致了新贵族阶级的迅速腐朽,改革进一步踏入深水区的动力反而没有了。最典型莫过于最先变法的魏国,从变法停滞后,吴起、孙膑、商鞅、张仪、范雎等一波波人才被排挤流失,即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亲眼目睹魏国这一变化的商鞅,也给秦国做出了最为彻底坚决的变法顶层设计。
4、秦的坚定东出战略及六国的短视战略
秦国,在孝公时期奠定内政制度,收复失地,削弱魏国。在秦惠王时期转向西、南作隐性战略扩张,灭义渠,并巴蜀,避免刺激中原。到秦昭王,助弱燕灭齐,夺楚之江汉,与赵战略对决。到秦始皇,则谋划统一战争,一气呵成。可谓先后有序,步步为营,且精准务实。比如有秦孝公夯实内政,复河西取河东,据黄河天险,才能再有秦惠王取巴蜀,战丹阳,对楚国形成侧翼优势。这些也都是秦昭王后来能占伊阙取宛叶,与江汉连成一片以牢牢控制战略南路的基础。
反观六国,本就没有关中“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区位优势,在战略上也经常反复无常。比如魏国鼎盛时期,对秦国没有彻底打击的兴趣。而满足于与齐国争霸,对韩赵蚕食而试图复晋地。战国初期,已将楔入关中的魏国,如果能将西进战略置于东扩之上,全力拿走关中,恐怕战国就是另一番局面了。楚国最强时,志向也不过是南方拓地,对七雄仍是争一时之利。而齐国则更不用说,争一时一地之力,毫无志在统一的胸怀,拉仇恨把自己作死。第一次实践吞灭七雄的燕国,其最后的前功尽弃,也给其他国家一个经验教训,灭国后的治理难题是相当棘手的,比战争更亟需有效的解决方案。赵国则是为韩国上党之局,就强行与秦拼举国国力,逞匹夫之勇,正当人才济济之时,盛极而衰。
秦国的政治军事目标,是远比六国更为坚定明确,且善后治理能力更为成熟。所以秦国夺一地,即治一地,很快能将新拓疆土消化。而六国则在这方面欠缺一些,故而更多是抢夺既有的繁荣城池。尤其是贵族分封传统最牢固的楚国,对新疆域的消化能力要差很多,对华夏内部扩张战争的动力和动员力都相对较弱,只好向未开化之地扩张。而秦拿下了楚国王畿都城,却能迅速消化为自己的稳定国土。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依然想假设一下,秦始皇从统一到身死国灭,消化秦以外的疆土二十余年,在当时的先秦古民意识下已经极其不易。何况秦于六国人心舆论而言,其武力统一是带着原罪的。当二世继位,秦庙堂出现极端问题,作为强大的行政体,脆弱的共识体,秦朝轰然崩塌并非不可理解。而秦末群雄减损天下愈半数人口的残暴,也让战后的人心重新审视秦政治路线。这才有汉承秦制的人心共识,尽管汉在舆论上不能为秦翻案。
总而言之,六国对战略利益的短视,决定了六国很难真正聚合,一致对秦。
5、六国对邻国入侵的忧虑大于对秦国
各国国君虽然都忧虑秦强,但尚不至于到了要坚定与五国抱团,不破秦国不罢休的地步。而且每次合纵攻秦,动辄损失数万本国精兵,如果哪国国君真把家底耗得太多,可能先灭它的不是秦,而是六国中的邻国。六国之间的龃龉,并不少于与秦国。
为什么秦国多次连横政策也能成功?因为齐、楚、赵也相继有过鼎盛期,并不特别惧怕秦国。六国对秦的忧患,最可能形成的不是六国合作伐秦路线,而是吞他国以充盈自身实力的,通过扩张壮大以求存活的路线。弱国即使被邻国小刀割肉,最终也逃不开灭亡的命运,不如暂时与秦修好,保住存量。这也是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现实基础。比如长平之战后的赵国,显然再惹不起秦国了,其路线立马由修好燕国保持后方以抗秦,变成了常年攻燕,试图消化燕国以快速增强国力,应对秦国未来的攻势。齐国也在长平之战结束几年后,同时进攻赵、燕,都是作后手准备。六国越是这样的心态,反而越让六国互相失去信任,终成一盘散沙。三个和尚没水吃。越是到博弈多方失去增量优势时,越是容易盯着别人的存量。今天所谓,六国合力抗秦,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便可知,那是理想状态,而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是存在现实冲突的。
战国乱世,这是一场历史规律的选择和筛汰,秦国也只是恰巧答对了这个问题选项,而非操纵历史命题本身。决定命运的,唯有先进与实力。
战国不似春秋,战国是如履薄刃的危机四伏时代,各国都是刀俎,亦是鱼肉。比如最先接近被灭国的七雄之一齐国,其触发事件就是灭宋。战国诸国为了平衡之势,一般即使有机会破人国都,攻灭其国祚,也会是以逼迫割地结束,见好就收。最先做出破坏时局平衡的齐国,立刻招致了六国惩治性的攻伐。这次是不惜破坏平衡局面的真正而彻底的灭国战。但独吞齐国的燕国,苦撑6年,终究也得不到别国助力,未能消化掉齐国这庞然大物。从这里来看,秦国六世之烈却不灭一国,也是忌惮报复性群体攻伐。而奋六世余烈的秦始皇,也必须把难度提高到对六国兼并的一气呵成。否则很易转而陷入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局面,沦为齐国或燕国的结局。其实秦始皇的这局游戏只有两条命,废在楚国一条,如果当时王翦再败于楚,恐怕四国将有力复国,战国还要延长。
秦国的地理地形,也让六国头疼,让六国提不起太大兴趣。秦国是群山围拢一块关中平原和一块巴蜀盆地。地势高于东部,且山水阻隔。六国西进难,而秦国东出易,且战国初期,除了魏国得到了关中的一些土地,他国即使争得秦地也大都是山区,远不及六国国君在东部大平原上嗨拼,利益来得更快更容易。而且六国知道,秦人本部的风俗理念与六国差别大,在战国前期,六国甚至不屑秦地的经济能力。从对平原土地的需求上来说,秦更渴望六国之地,而六国不那么渴望秦国之地。所以六国互相征伐的冲动更大。
6、六国与秦在文化上的分别心,造成他们经常合纵攻秦的目的是疲秦而非取秦
东周列国相伐相争近600年,那些六国君王,大多执政至少也十年以上。他们当时感知不像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广开上帝视角,对书中这么大略明了之势认识十分清晰。
东周之世虽然礼崩乐坏,西周政治制度基本破产,但西周的礼乐、伦理等文化心理,是一直深刻影响时人的。甚至说今天我们中国人,文化心理上最多的烙印,尚具有明显西周文明之特征。
六国承周文明之风,尚德,尚义,尚华,尚美,尚天人之观,尚人本理念。其实他们在政治行为上是很虚伪的,可起码在表面上,是崇尚这些的。所以魏惠王根本不信孟子那套,也会经常叫他来讲讲大道理,显得自己有德。
崇尚侠义、刺客、养士之风,上上下下都在乎个人名节的六国政治家们,靡靡一生数十年,其实根本感受不到秦国政治之先进。他们不可能接受秦国的那套理念,甚至鄙视秦国的那套理念。当然,如果六国君主向后世一样开着上帝视角,明白自己真正软肋在哪,恐怕会争先恐后,也要干掉分封贵族们。其实各国在初次变法后,都有这样深入变法的机会。只是他们感觉不到那是问题所在,也感觉不到秦国那套“粗鄙政治制度”是强国机会。秦与周不同的文化到底是什么?秦文化,是与周文化之遵王道, “主观道德”,礼制文化,截然不同的,尚武道,“客观秩序”,法治文化。六国不那么稀罕这地方和这地方的人。
秦国是个奇葩,是自成一系的独信性恶逻辑。这种文明逻辑,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很罕见。秦法的精髓原则,在于以暴制恶,防患于先。所以六国与后世之人看秦法,简直就是踩法律地雷,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不可理喻。但在中央集权护法的高压之下,秦人却适应了这种法统理念。比如弃灰于道者受黥刑。后世人代入一读,我随手扔个垃圾,就给我脸上刺字毁容,至于吗?还有秦连相坐之法,邻居闹了事,自己不揭发就连坐获罪,至于吗?用今天来说,不至于,但在当时,因为对道路的维护,秦有着历朝最安全高效的驰道。因为连相坐之法,秦国犯罪者很难逃脱,故而人人守法,讲秩序,无私斗,历史也并没有记载秦国满街都是脸上刻字,缺胳膊少腿的罪人。我们所谓的秦法苛暴,前提上有个问题,就是以今度古,以己度人的假设了,秦人和我们一样,做不到遵守这些繁琐的规则。可秦人真的做到了。他们可以在战场上谨遵号令,杀敌时为了斩首人头红了眼,但对百姓秋毫无犯,作为农民时持着锄头也不敢和人骂句嘴。
战国时期,循序渐进被大片划入秦国的六国地盘,及逃移至秦国的农人,未见有大规模的反抗。秦法在规定邻人连坐时,是区别出不知情者无罪的。所以秦法在逻辑上制约的,是人性主观的为恶。如果官吏公正清廉,在断案时没有贿赂偏私,那么只要百姓没有主观的恶性犯罪,是不会遭受无理由迫害的。而历代秦王的集权护法意识,贵族阶层瓦解后的二元社会结构,及严格的耕战授爵制度,恰恰很大程度上隔绝了职业官僚贿赂行径的生存环境。这便是集体理性对个体理性的压制和成功。当然,其最大的盲点,在于最高护法者的态度。胡亥继位后,立刻无缘由杀光兄弟姐妹。“法律爱好者”赵高,更是拿着刀笔,全凭想象认为,就随意改动长期实践的法令准则。他们为了自身权位,也彻底破坏了对平叛部队军事补给的既定程序。易中天在纪录片里说过:“一个国家元首,只能报喜不报忧,杀自己的情报人员,这国还有不亡的吗?”秦法系统的极速崩溃,才真是拔掉秦文化立足根基和秦朝速亡的原因。罪不在秦法,而在于秦制缺乏中央权力制衡,尤其是秦始皇的威望太高,加强整个行政系统的这种政治潜意识倾向,注定秦朝命运系于君主能力,像过山车一样。当然,胡亥的执政水平也同样“震撼古今”...
秦国被六国诟病的虎狼之残忍,有一个原因是秦国以首级论军功的赏爵标准。秦国在战争中,尤其是举国战争中,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歼灭性军事目的。这是秦文化的体现。但严谨私斗,具有强烈秩序精神的秦军,也是秦文化的体现。除了水淹鄢城和大梁,秦军几乎没有杀伤抢掠平民的记录。齐国杀子之入燕烧杀抢掠,招致燕国二十年卧薪尝胆,最终灭齐复仇。而燕军又在齐地施行残暴行径,不得人心,让终齐国复国。相比他们,秦国并非是只知战争的虎狼,同时也具有治理理念的先进政治文化。
秦国或许在技艺文化上不及六国,但在政治文化上却独具特色,遥遥领先。这导致秦国既让六国蔑视,又让六国惧怕。六国对秦地有一种自始至终的陌生感,隔阂心理。所以除了早期魏国外,战国中后期六国合纵更多是冲着打击秦之中枢而去,而不是蚕食削弱秦地。他们也无力把纳入自己的秦地管理的更好更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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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评论区有质疑秦国政治风气清明为想象的,就看荀子评论他所见的秦国,是否我和描述的民风和国家性相同: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作为诸子最后一位大家,集儒法之大成者,荀子,精准了预言了秦国的命运。秦民顺朴,秦吏公信,庙堂之上无朋党,法令条文简要而详尽,不复杂却有功效,是治理的至高水平。但荀子又说了秦国的政治文化的短处,就是没有儒学。所以君王是思想纯粹如一的贤者,就能成为天下之王,君王思想驳杂兼取也能称霸,如果两者都没有,依旧会亡国。这是秦国的短处。预言帝...
7、以长平之战为例一观六国心态与时局
哪个时代的天下第一,不被个霸权国家的名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第一。秦之虎狼,恐怕更多是害怕分封利益受损的六国贵族之视角,被他们用作抗秦的舆论武器。唯一一次例外,就是好谋擅计的韩国,在上党利用所谓民意给秦、赵做局,引发了长平战略决战。像韩国这样希冀强国两败俱伤,从而保全自己的六国伐交思维,可不是一家之偶然。
长平之战,诸国不敢救赵,便是有多重考虑。
第一,有秦国在,赵魏韩是三晋联盟,燕国是赵的战略大后方。赵国不会对他们亮剑。齐国当时经历过一次灭国,已无力惹秦。楚国则隔着他国兴叹,参与其中也没有实际和多少现时利益。他们就是希望秦赵两败俱伤,无力扩张。事实上,这场举国之战,秦国也损失了二十余万人,算是一次重创。三年疲兵对峙,最终连垂死的邯郸也没能拿下,遑论灭国后应对高压消化赵地的局面。
第二,秦国国力已经远远甩开列国。就长平之战那个架势,如果对着得不是赵国,而是其他任何一国,可能就是真正的灭国之战了。六国不是烈士一样的人,为了其他五个愿意牺牲自己。他们考虑的必然是自己先存活下来。尤其韩、魏,韩国本就在上党问题上理屈,此时招惹火烧身,秦或胜不了赵,但转头就能随便挑个软柿子捏。
第三,等到一方战败,再合纵连横也不迟。毕竟如果两强结仇,他们先决战总好过向自己扩张后最后决战。他们乐于看到两强以举国之力决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赵国失败后,还尚顽强,列国立马合纵阻秦。
第四,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伐交方略,也并非时时对各国都是虎狼之姿。秦国对燕国一直就很怀柔,对齐国也只外交上削弱。对楚国虽然硬抢,但也都是打完收功的姿态。秦国主要威慑的还是韩魏,但赵国作为三晋首强,对韩魏来说是一样的威胁。
第五,秦赵接壤的是非核心区,韩、魏、齐、燕与赵国接壤的,则是更易掇取的优质平原。秦国核心区域关中,虽然有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美誉,但其实在六国看来,更像撵回去就能让它偏安的西垂一隅。赵国一旦成为首强,直接威胁的国家数量和平原地块都要大于秦国。韩、魏、齐、燕人人自危。而秦国战略聚焦于中原,也有利于楚国。大家没想到的,是赵国输得这么彻底。
第六,对远离秦国的燕、齐、楚来说,秦国胜了,会优先削弱赵国,其次是韩、魏。但赵国胜了,若对燕、齐发难,这两国会陷入诸国皆疲,无人愿救的局面。若秦国胜,六国合纵传统犹在,仍能合兵抵抗。所以赵国失败后,主要是三晋合纵阻止秦国再进一步,而后楚、齐、燕加入,防止秦国直接发动统一战争,稳住局面。
题主提到的三国
三国之所以能支撑比较久的均势,因素有很多。最大的莫过于巴蜀和南方的人口与经济在三国之盛,已远非战国能及。三国是三个地理板块间的战争,而战国是关东大平原一个板块内的兼并融合。外围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尚未与华夏腹地拉平。
再者,战国的秦国是集权程度很高的政权,甚至说比后来的东汉、魏、晋都高。三国处于士族地主阶级崛起为统治阶级,世族门阀更像是贵族政治还魂。魏、蜀、吴建国后,最终都由开明军阀势力转变为地方世族势力所支撑和依仗的国家政权。
三国转型有一个时间差:体量最大,最具统一实力的魏国最先建国,对内妥协,政治上迅速世族化,集权能力转弱,而此时的蜀、吴还留着对内高压的军阀特质。等到蜀、吴也开始政治世族化之后,魏国却陷入内部权力争夺。
三国根本没有一国,如秦国这样走高度集权路线。蜀、吴无力北伐。人口经济最大的北方,魏政权内部又持续政治斗争,到西晋立国才算是稳定下来。蜀和吴能挺过那么久,与此不无关系。最终北方也是靠巨大体量优势耗死了蜀吴,而不是像秦统一,这样激荡得文化制度优越性之胜利。西晋的统一才十来年光景,就迎来了又一场更加碎片化的,长达三百年的乱世,直到解决了民族融合与世族化难题的北周-隋-唐一系政权,中央集权才终于迈过这道砍,再一次得到进阶式发展。
如果一定要拿三国和战国比,可以这样形容,魏蜀吴三国的形象都如六国。那个年代,根本没有秦国这样一股强流,所以半斤八两,均势更久。三个瘸子赛跑,北方还是靠曹操时期的基业,体格更大才最终跑赢。西晋也是历史上最没有制度创新惊喜的一次统一,倒是石崇与王恺斗富让人瞠目结舌。秦与六国是比谁更强,魏晋与蜀吴是比谁不那么烂。三国的波诡云谲,主要是文学上抬得特别高。
最后
如果六国能够齐心合力,不被秦国灭亡是很有可能的。但历史规律注定了,六国齐心合力,是不可能发生的完全理想化状态。
历史就是这样浩浩荡荡前行,纵有小幅度往复震荡,速度有所差别,但方向却是明定的。中央集权,不代表中央权力没有制衡牵制体系。事实上,秦比先秦,汉比秦,隋唐比秦汉,宋明比隋唐,中央权力分工与制衡一直是在前行的路上。这不是政治家设计的越来越好,而是人口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先进,生产力越来越发达后,社会底盘对管理顶层之必然的匹配要求。中央集权,明明白白是不断加强的。战国大争之世就是最好的历史筛汰例子。有些人媚外的很,觉得一定要分权,制约集权,才算好制度。甚至有些人认为欧洲的分裂都比中国的统一好。今天的一些世界性的政治现象也说明了很多问题:欧洲分裂并不好,所以有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后来西方各国后来把集权做好了,才有了各帝国各自的辉煌。
六国抱着落后的政治理念不放,认为那是先进的表现,其实才是猪油蒙了心,做温水里那只青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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