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绝佳的提问，不过，要扎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有难度：男女比例失调的时候，女性地位是不是真的没有上升？如果是，为什么？要想对这两点给出准确的回答，我们就要找到几个其它方面都一模一样的区域，随机打乱这些地方的性别比，再看之后女性地位的演变。正常人（包括答主）的第一反应多半是：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做这种实验呢？

Grosjean和Khattar即将刊出的研究如此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历史！具体来说，18-19世纪，英国向澳大利亚各地流放了超过13万男犯人和近2.5万名女犯人。1830年代移民涌入前，这些犯人构成了当地居民的绝大多数。各流放地的男女比例差异十分悬殊：如下图，稍微均衡一点的地方，可能是2比1、3比1；失衡夸张的地方，这个数字可能超过10比1，甚至接近20比1。

图1 19世纪中叶时，澳大利亚各地的男女性别比。颜色越深，说明失衡越严重

这样一段历史，为回答题主的问题创设了绝佳的“自然实验”：18世纪的这段“流放史”造成的澳大利亚各地性别比的差异，对当时女性的地位有什么影响？对150年后的当代男性女性，又有什么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两位作者收集了包括1836年新南威尔士人口普查在内的一系列历史数据，以及包括201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在内的一系列当代数据。

针对19世纪中叶的统计分析[1]显示：男女性别比的提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影响。首先，抬高当地女性的结婚率、降低当地男性的结婚率；其次，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降低；最后，男女比例失调，也会降低当地女性进入教育、行政、法律、医疗这四个当时的“高阶层”行业的比率。具体来说，性别比每上升大致2，女性在以上四个行业工作的比率就下降约1.5%。

前两点不难理解：男多女少，婚姻市场上男性的竞争自然激烈。相比做家政或进工厂，早早结婚显得更有诱惑力。对当时的许多女性来说，挑选一个好伴侣，然后专心操持家务，不失为令人满意的选项。然而，这一点也制约了她们踏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这个角度看，女性地位是否因性别失调而上升？这取决于你更看重舒适的生活，还是更看重奋斗的空间。

图2 近200年澳大利亚性别比的变动

针对当代数据的探讨印证了这一点：男女性别比失衡，对男女分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200年之后！具体来说，同样是19世纪前中期男女性别比更高的地区，2011年时男性每周的工作时长更高、女性的工作时长更低；相应地，女性每周的闲暇时间和家务时间也会更长。此外，这个地区历史上的性别比每提升2个点，当地女性就业于“高阶层”行业的比例就降低1%。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差异长期延续呢？两位作者的答案是文化[2]。具体来说，历史上的性别比越高，当地的受访者中，赞成“男性负责赚钱，女性负责家务活和照顾小孩，这会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更好”的比例就越高。也就是说，一段时间内的性别失衡，可能在当地形成规范性别分工的保守文化。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显示：这一点确实能很好地解释前面提到的当代差异。

总之，短期内，性别比失衡会带来两类不同的影响：女性议价能力更强，普遍进入婚姻，参与劳苦工作的比例降低；然而，这也制约了她们进入“高阶层”的职业。长期内，这一点固化为文化：即使性别比例已经相对均衡，女性仍然偏重操持家务，较少进入职场。她们进入“高阶层”职业的比率仍然偏低。相比接近丛林的原始社会，这一研究，对身处当代的我们或许更有启发意义。

[1] 本文的计量分析做得非常扎实。具体来说，在基准回归中，文章控制了经度、纬度、地形、土壤类型、金/铜等主要矿产、各产业比例、时间固定效应和区域固定效应等一系列因素；此外，文章尝试了去掉极端值、进一步控制港口距离与宗教等变量、做倾向得分匹配、以流放犯性别比作居民性别比工具变量的回归、Oster检验、一系列安慰剂检验等检查，文章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2] 文章在这里同样做了非常细的分析：分析各产业内部男女从业者的比例，可以排除掉“产业结构长期延续”这一解释，分析当代的男女性别比、教育程度和结婚率数据，可以排除这三类解释。文章还发现：当地的移民家庭越多，前面提到的赞同“性别分工”的保守文化的受访者比例就越低；非移民家庭内部通婚的比例越高，赞同保守文化的比例越高。这进一步加强了作者的解释。

参考文献：Grosjean, P., & Khattar, R. It's raining men! Hallelujah?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male-biased sex ratios. Forthcom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