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访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十四五”规划建议对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七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就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本刊采访了四位专家，请他们畅谈对“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学习体会。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

光明日报记者 龚亮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总体与GDP增长同步。这得益于我国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我们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

“我们也应看到，在绝对收入增长的同时，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郁建兴说，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我国的新战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是促进国内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同等重要。

郁建兴提出，首先要尽快完善财税制度，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这是提升人民整体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最直接、最主要的途径。经过几番税制结构改革，我国直接税的比重在上升，间接税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到2016年，间接税比重仍占60%左右，直接税只占到40%左右，直接税所占比例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差甚远。从税收理论来看，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累退性税收，个人所得税为累进税，我国整体税制由累退税占主导，主要调节资本流量，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而调节资本存量的房产税、遗产税等一直没有很好开展起来，导致财产税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明显。基于此，郁建兴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依托大数据等手段，尽快实行家庭申报制度，加大对短期资本利得、财产交易所得的调节力度。同时，尽快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针对高收入、多套房、多遗产的家庭，设计较高的累进调节机制，从而调节民众在财产占有上的差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在郁建兴看来，这个“合理增长”并非指所有行业、所有群体都有一个合理的增长比例，而是要根据行业、地域等变量，有针对性地建立更加精细化的工资调节机制。比如，针对“打工人”工资集体协商质量不高，工资仍然主要由单位方单独决定的现象，短期内政府要加强指导作用，健全政府、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的三方协商机制，引导企业规范制定工资，也让工会、“打工人”在参与工资协商中成长，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诉求解决渠道；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对部分收入过高的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建立国有企业管理层工资与经营绩效挂钩的工资制度，推行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制度，并建立与市场化体系相适应的竞争性薪酬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在事业单位进一步推行绩效工资，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郁建兴进一步指出，还要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土地要素、自然资源使用情况的城乡二元分割仍然严重制约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目前，一些地方农村宅基地、土地流转不畅，农民只能空置农房、宅基地和土地，导致农民拥有的资源无法与下沉的高端要素融合，农民财产性收入无法提高。郁建兴说，这就需要进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乡分割局面，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将附着在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的巨大潜在财富转化为他们可以平等交易的财产权益。同时，探索工商资本与乡村产业兴旺、乡村有效治理结合的机制，以工商资本下乡带动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合理分工让农民能通过土地要素或自身劳动获得收益，走一条以生态建设为引领、工商资本为载体、农民增收为根本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高质量就业应成为就业优先的重要内涵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赵文

光明日报记者 邱玥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均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这是就业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顺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反映了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对就业工作的新要求，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人口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赵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只有不断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更加牢固。”赵文表示，一直以来，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内在要求。因此，扩大就业容量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重中之重。我国有七亿多就业人员，非农就业和城镇就业总量还将不断增加。我国既要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要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空间，还要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三个方面，“十三五”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未来，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影响就业的新的因素还在增加，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继续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充分就业。”赵文说。

“近年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逐渐显现，高质量就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就业优先的重要内涵。”赵文指出，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提升就业质量才能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追求高质量就业既是劳动者的自然需要，也是美好生活的经济基础，还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同步增长。企业用工更加规范，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率都在不断提高。劳动关系更趋稳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处理争议数量、涉及劳动者人数、涉案金额持续下降。赵文表示，“十四五”期间，提升就业质量的重点是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

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就业优先有了新的内涵。赵文说，在和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相关的新经济领域，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往往更新颖，他们是创业者，或是撰稿人、艺人、网络主播、教练、美容师、翻译员等自由职业者或多重职业者。不论是哪个层面的社会群体，都可以借助新经济获得不低的收入。因此，即便传统意义上的标准就业机会很少，人们仍会找到工作，这就是新就业形态的核心意义，也是高质量就业的延伸。“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这是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的关键。

坚持以系统观念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访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会长王陇德

光明日报记者 龚亮 金振娅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提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坚决维护人民健康的坚定决心。

王陇德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和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我国仍然面临着多重疾病负担并存、多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存在的复杂状况。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产生了更高的期盼，要求看病更方便、服务更贴心、看得好病，也更希望少得病、不得大病。全面满足民众和社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努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任重道远。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个人、家庭、社区、企业、政府部门等多个主体，涵盖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科技创新、全民健身、国民教育等多个领域、多个行业。”王陇德指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单兵突击、重点突破，又要统筹推进、形成合力。

在王陇德看来，一要加强宣传教育，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减少疾病、收获健康最简便易行和最经济有效的途径。二要拿出实招硬招高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与此同时，要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三要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要针对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改革和强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织紧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不断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四要强化生命健康科技创新，推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家生命健康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生命健康关键技术和创新产品的研发应用，统筹推进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五是要加大生态建设力度，抓好食品安全。“健康中国必是美丽中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存与健康的基础。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切实解决影响人民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要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应做好“加减乘除”法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康晓强

光明日报记者 靳昊

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方能叶茂。“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平台、基本运行空间，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重点场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论及社会治理时，尤其强调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康晓强说。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康晓强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取得很大成就，比如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日益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渐得以形塑，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突破口和切入点的市域社会治理正在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建议第48条专门论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中尤其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可见基层之于社会治理的独特价值和战略意义。”康晓强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传统的“单位制”对人口、场所、行业的强制性约束能力有所下降。这样，基层的地位更加凸显。绝大多数社会问题与矛盾总是先从基层生发尔后逐步向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广领域蔓延、扩散。可以说，城乡基层社区处于承上启下的“节点”、社会生活的“支撑点”、不同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各类社会群体成员的“聚集点”，是感知百姓冷暖最灵敏的“触须”，在防范社会风险、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其他单位、机构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和功能。

如何擘画新发展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康晓强认为，主要应做好“加减乘除”法。

加法，就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组织、队伍、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

减法，就是切实为基层“减负”“瘦身”，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着重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

乘法，就是要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细度、精准度，提升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除法，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公平共享社会治理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

为此，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服务、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使得我们要建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也是“人人享有”。

康晓强还指出，要高度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治理的潜在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截至2019年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升至18.1%，预计本世纪中叶将达到30%，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对于“未富先老”所带来的深层次社会治理问题，应做前瞻性研究、战略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