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是继马克思之后又一位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学者，他在他的一本著作说到，他一直在试图摆脱马克思学术上的幽灵，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分层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马克思较为相似的地方在于韦伯也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他也将经济的因素作为他的分层理论的一部分。与马克思相比，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更具多元化的分层色彩，韦伯主要通过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三部分来阐述、构建他的分层思想。与分层思想相对应，形成三个共同体：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衡量三者的指标分别是财富、声望和权力，是各自共同体活动围绕的核心指标。韦伯认为相比于阶级的认同，社会成员对后两者身份群体和政党的认可性更大。韦伯强调阶级的核心是市场能力，他决定人的市场地位和进而决定人的阶级地位，在阶级内部根据市场能力的划分，可以划分为几大群体，有掌握资本的群体，掌握产品的群体，掌握管理、技术的群体还有掌握劳动的群体，所以韦伯阶级的划分与马克思两大阶级的划分相比细化了很多，也就是说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与两个阶级的划分相比要缓和、不那么尖锐，两个阶级被分化为更多的群体。他认为在相同群体内部也不容易形成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意识”，认为阶层之中这种相似的生活、命运状况与是否会形成共同的阶级行动和阶级意识并没有客观的联系，相同阶级地位的人之间也会有很大的经济上的差异，因为这种经济差异，一个共同体内部也会产生分化，就无法产生共同的思想、活动。

他实际上认为实在的阶级是不存在的，阶级只是对社会行动者的称谓。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是用阶级的概念来解释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韦伯进一步提出，相比经济因素的影响，一些非经济因素更容易影响社会成员的阶层与社会行动。韦伯提出了以社会地位为核心的身份群体和以政治地位为核心的政党两个指标来进一步划分社会阶层。如果说以财富为核心的阶级体现的是工具理性的话，那么以社会地位为核心的身份群体则更多的体现价值理性。社会地位的形成与经济地位是密不可分，韦伯认为在形成时经济地位对社会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形成后社会地位、身份群体就有很大的独立性了，甚至可以反过来对阶级起着制约的作用，除此之外，社会地位还和自我认知和他人评价有关，社会成员本人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个评价，他人也会对你的社会地位做一个评价，涉及到个人的荣誉和名望，而这也会影响到社会分层，比如说一些靠不正当手段得到财富的社会成员，这个群体虽然在经济地位上有较好的表现，但在社会地位会被了解其行径的社会成员所鄙视、看轻，这就是他人评价在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形成中起到的作用。韦伯认为在社会分层中社会社会地位的作用要比经济地位发挥作用更为长久，在新技术或新产业出现时，经济地位会出现较为强烈和明显的变动，原因在于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市场能力有了显著提高，造成经济地位和以此为基础的阶级的变动，但当其变化趋于稳定时，社会地位对于社会分层的作用又会突显出来，原因在于社会地位的更稳定性，且社会地位本身也会带来资源的分配，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会带来分配资源的差距，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

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正规教育、职业声望、道德声望上，即在社会评价中的特权化，与阶级主要同货物的生产和获得不同，地位更多的是对产品的消费和享受。如美国上层阶级的运动：马术、高尔夫，一定成都上成为他们的阶层标志。在特殊时期，我认为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并不完全挂钩，我国在改革开放前，贫下中农的社会地位很高，国家对大学招生名额、参军名额、城市户口指标等公共资源的分配会倾向于经济地位较低，社会地位较高的工农阶级而不是经济地位占明显优势的城市商业阶级和农村地主阶级。所以由此看来，以政治地位为核心、权力为目标的政党也就是权力集体会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较大的影响。政党不是单纯的阶级政党或者是地位政党，政党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积极行动的团体，宗旨是获得社会权力即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能力，还掌握着对公共产品、资源的分配权力（虽然韦伯分层理论的立足点是古典市场经济），所以政党的成员是可以跨阶层、跨身份群体的。韦伯认为阶级地位较低的社会成员一些时候对较高阶级地位发起的冲击和冲突，并不指向社会的制度，指向的是其阶级地位和对资源的占有，打个比方，古时农民起义目标并不是摧毁封建地主制，而是自己要当地主，要更高的社会阶层。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冲突的目标并不是私有制，而是要阶层的跃升。关于摧毁私有制的想法，是知识分子阶层输导给他们的，也可以概括为一种政治诉求，所以这就决定了政治矛盾的复杂性。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的表面现象，较少的探究其形成本质，是用其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分析理论，更多关注是个人、个体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活动。

我国“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一个逐步提炼丰富的过程，在党的十六大中提出作为小康的一个方面的社会和谐，三中全会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贯彻“五个统筹”，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时，明确地提出“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由此看来党和国家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处于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21世纪初社会学所做的对当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流动的调查也对“和谐社会”这一社会治理思想的提出，还是对建立和谐社会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个调查使得我国对当代的社会阶层有了较为清楚、直观的了解，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到经济要保持高速健康发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注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注意城乡、地区、不同职业之间大差别，要缩小差别，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认为这就是在经济地位上寻求建设和谐社会的突破口，要使得贫富分化降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要把经济地位上的差距拉小，这样才能使得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也能看到国家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团结一致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地位、身份群体方面，国家、政府，这十几年一直在社会上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氛围，包括不久之前提出的“工匠精神”都在注重提高基层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营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在促使人民注重各职业的平等，奉献的平等，以及促进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形成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地位局面，此外国家教育事业投入也不断加大，注重社会地位、阶层的流动性，通过教育、就业等方式也促进了社会地位、身份群体这方面的和谐。政党、权力者方面，前些年由于部分党员干部的腐化、不作为、对权力的滥用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党的信任程度降低、不满情绪突显的情况，十八大后，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群众路线、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推进，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又提升到一个较好的水平，但仍要继续，同腐败分子作斗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利于处理好当前的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有一个必须要经过系统优化的程序，不可以只看少数几个方面。同样，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思想也是阶级、身份群体、政党三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的。韦伯关于社会分层多元化的思想值得我们在当今比较复杂的社会情况中有更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