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费孝通先生精辟地指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特质。在这样一个富有亲疏远近关系性质的社会里，矛盾纷争不可避免，“团结”便显得尤为重要。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团结论”中对“团结”作出了精辟而独到的阐释。在本文中，笔者欲以迪尔凯姆的这一理论为基石，来回答“差序格局社会中团结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以寻求团结在中国长存的根基与条件，最终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关键词：差序格局；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社会整合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有更大的力量。在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特别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怎样缓和社会矛盾，怎样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怎样提高社会整合程度以实现共同发展，无疑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环节。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现代化特征日益白热化，人们的民族国家意识也愈来愈强烈。诚然，中国的“熟人社会”特征明显存在，但却始终是异中求同的，“国家”“集体”观念深入人心。“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的经典论述。对此，不少学者都对其展示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不同层面的论述，为后来者打开了思路、树立了旗帜。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对中国社会中“差序格局”本身的阐释，依然有可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在本文中，笔者以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特质为背景，结合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论，尝试寻求“差序”与“整合”之间的契合点，以进一步推动二者的融合，进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差序格局”与“社会团结”

（一）“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独具特色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这种富于弹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自我主义。[1]它不同于西方社会那样像一捆一捆扎起来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到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其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并且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同时，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可以说是私,是己。”[2]当他牺牲集体利益而为他的“小团体”谋利益时，他也是为了公，为了“小团体”的公。

更深层地看，差序格局是源于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自古以来，血脉传承、安土重迁就一直伴随着中国人民的生长与延续，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血缘，让有着同样或相近血统的人积聚在一起；地缘，让乡亲邻里集合在一起。这样，就有了中国大地图上的多个不同的小版块，自然而然地，关系的亲疏远近便成为必然。此外，我们也发现，这些小版块或者说是圈，并不是永久固定的，而是流动的、有交集的、变化的。随着自然环境、社会资源状况等的改变，社会流动成为趋势，人口的迁移带来了地缘关系的分离与重组，姻亲结合促成了新的亲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再重组，新的亲疏远近随即登台。随着时代的发展，业缘、趣缘也日显重要性，通过职业、兴趣组成与血缘、地缘不同的关系圈，发展出了新的关系组合。不同的基点、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交织出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

（二）“社会团结”

“团结”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人们不懈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千种人万种相，不同的人对“团结”都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论可称得上是经典。

迪尔凯姆针对19世纪的欧洲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从道德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团结思想。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社会团结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事实，它影响甚至决定其他的社会事实。简言之，在迪尔凯姆眼中，“社会团结与‘社会内聚力’、‘社会整合’的含义大体上相同，即是一条把个体结合在一切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规范、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3]。它以社会分工为其物质基础，以集体意识为其精神基础。他将社会团结可以划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类别。其中，机械团结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同质性和强烈的集体意识基础上的社会整合状态，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或乡村社会，有着很强的集体意识和一致的具体规范，由社区来执行其约束性法律，社会发展程度、个性发展程度及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低；而有机团结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功能性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整合状态，与机械团结相反，其主要存在于现代社会或工业城市社会，有着一致的抽象价值，集体意识相对较弱，由专门化的机构来执行复原性法律，社会分工程度、个性发展程度及相互依赖程度都相对较高。

与此同时，迪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型的过程，个人意识日渐浓厚，集体意识相对淡薄，相应地，人们同社会维系起来的纽带也日益从共同的信仰与情感转变为劳动分工，为了欲望而产生的“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当然，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与代价。但是，毕竟迪尔凯姆的论断主要是基于19世纪欧洲的社会背景，与中国相比有着诸多不同。当然，无可厚非地是，中国现今也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然而，中国一个明显的国情就是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始终是并存的，在其现代社会中虽然个性化愈加强烈，但是集体意识的底蕴却从未消褪。

二、“差序格局”中的社会团结

缘于传统、制度、环境、资源、生产方式等元素的综合作用，中国自古便是一个依“缘”而分的社会，血缘、地缘直至业缘、趣缘等等。在这样的社会里，“熟人”这一社会资本变显得格外醒目与重要。无论是在都市，还是在乡村，人与人之间都有关系的亲疏远近之分，都有各人的“圈子”。

“差序格局”是一种集合体的关系表现，在这个集合中，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缘”或需求而行为。有欲望就会有争斗，有争斗就会破坏和谐，零散、混乱自然“应运而生”，这是常理。然而，通过分析与考证，我们便会发现事实却不尽如此。相反地，“差序格局”并非杂乱无序，而是井然有序的。

关系的亲疏远近，无疑是会使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甚至产生阻隔。但是，在这样一种“差序”背后深深隐藏着的却是中华民族的经久不衰的文化精髓——“和”。自古时起，由于生产力状况、自然条件、生理条件、社会资本等的局限，人与人之间便存在着先天或后天的种种差异，致使某些复杂的事情难以由独自一人完成，从而便有了互助合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出现，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这样的分工协作将不同情况的人整合在一起，致力于同一个客体，长此以往集体意识便越来越盛。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层制、组织化越来越显著，但是集体意识、协作精神并未减退，反而越来越被需要与强调。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团结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与集体意识的存在，无论是机械团结还是有机团结都是如此。追溯时光，自古时起，中华民族便是一个有着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共同面对自然灾难、一致抗敌保卫国家、齐心协力劳作谋发展，以“和”为贵，尊“团结”为力量，生生不息。故此，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乡村到城市，虽然程度上、形式上有所差别，但是社会分工与集体意识却始终都存在，并不断发挥着作用。结合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我们便可判断“差序”中国是有着充分而深远的“团结”基础的，其中又以人情气息浓厚的乡村社会最为明显。

三、“圈”之所起，“和”之所终

有人的地方就有关系，“差序格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表现形式，“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是一个个的圈，这些圈将所有人网起来。笔者认为，差序格局起于“圈”，表于“情”，而终于“和”。一根根名叫“集体意识”的线将这一个个的圈串联起来而织成一张网，这张网能将他们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发展而使力。

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杀、心理疾病等问题也愈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动社会团结与整合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推动社会团结与整合，有利于个人找到社会存在感与归属感，从而减少个人自杀事件的发生，降低自杀率，并有助于增强个人的集体意识，提高社会凝聚力，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和谐美好的“中国梦”。然而，实现社会团结与整合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差序社会，更是难上加难，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把握现实，由点到面，推动整体发展。了解与把握实际情况是开展任何工作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在乡土社会，还是在都市社区，都存在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一现实。故而，若是想要开展社会整合工作，便要先承认并认清我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实际。

第二，从个人层面讲，个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离不开个人努力。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里，利益至上、功利性突出、道德沦丧等问题不断凸显，这无疑会阻碍社会团结与整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故而，为了社会的团结发展，个人必须要认清并承担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信仰，努力做到“角色自知、角色自觉”，积极推动社会团结。

第三，从国家社会层面讲，立足现实，与时俱进。推进市场经济建设，整合社会资源，确保每个公民公平享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这是维持社会稳定、人际和谐的物质基础；制定合情合理的社会政策，建立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构筑社会安全网，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以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发展条件，缓解社会矛盾，规范或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这是保证社会团结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整合社会价值规范，发扬“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推进社会整合的精神基础；重视教育的力量，寓德于文，从小抓起，逐步深入，这是沿袭与普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

第四，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然而，相对地，却面临着精神的极度匮乏，缺乏社会存在感、认同感、归属感。精神与情感的诉求越来越成为生活追求的主流。在这样的境况下，宗教信仰再次跃升社会舞台。无可厚非，宗教是人们寄托情感、慰藉心灵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它将有着同一种信仰，同一种诉求，甚至是同一种问题的人们聚合在一起，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剂，显示出了十分强大的整合正能量。在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充分运用好宗教的整合凝聚功能，去粗取精，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诸如音乐等以共同兴趣爱好为基础而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正能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团结与整合而服务。

第五，坚持“道路自信、文化自觉”。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国情。就像人选择未来一样，不同的人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路，国家、民族亦是如此。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成分、人际关系相对复杂，这样的实际决定了我们的成长之路必定是要与他国所不同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信息冲刺耳膜，面对形形色色的冲击，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吸收与借鉴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团结之路。

社会团结是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必修课，尤其是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中，更是一门难度系数偏高的课程。在这样的课程面前，不回避、勇敢面对才是正道。从传统的“和”思想到现如今的“和谐社会”，我们见证了团结在差序社会中存在与发展的无限可能。与此同时，我们也坚信，在分工日益明细化、专业化的今天，只有稳抓民族背后的文化主流——集体意识，坚持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共同信仰，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情操，正确对待社会分工与合作，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团结才能成为可能，也才能恒久流长。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

[2]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 1996(05):20.

[3]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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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纪虎.转型期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分析——以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为视角[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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