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弗所说：复杂社会在危机条件下缺乏分散化解的选择和降低社会专门化程度的选择。而且还直接指出：

专业分工程度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当危机发生时则无法降低专业分工程度，系统的解体就不可避免。

于是，人类社会——这个复杂而又精致的系统——会不会因为战争、暴乱、通胀、疫病等而崩溃？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学者们的心头，形成了像乌云一样无法散去的“末日情结”和“崩溃情结”，构成了人类命运的终极之问，从而也造就了一批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著作。这也绝非空穴来风、杞人忧天，因为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进化到了复杂社会），像地质灾难（海啸、地震、飓风等）一样的大大小小的社会崩溃曾经发生过千百次。而每一次崩溃之前，尤其是一些大的崩溃以前，大部分也像现在这样的岁月静好。

可能正是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才出现了国家这种“利维坦”，通过国家能力来维护社会交易体系这个复杂系统，也只能是国家这种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官僚行政体系，才能保障这个复杂系统脱离脆弱性引发的崩溃。然而，正如诺斯悖论所启示的：国家保障了复杂社会的稳定运行，但同时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不稳定。

美国学者约瑟夫.泰恩特所著的《复杂社会的崩溃》，就是对这一问题系统而又深刻的研究。作者进行了艰辛的史料考究，总结归纳了历史上包括西周、哈拉巴、古巴比伦、古埃及、赫梯帝国、克里特、迈锡尼、西罗马、玛雅等近二十个典型文明的崩溃过程，对崩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假说，比如边际收益递减、资源枯竭、自然灾害、政策应对不足、外来入侵、统治者管理不当、社会功能紊乱等。内容比较庞杂，在此只列出几点本人认为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该书作者的结论，而是主要来自以前学者的文献综述）：

1，城邦文明似乎更容易崩溃，因为需要更加复杂的治理体系。比如玛雅文明，“在仪式中心到城邦整体的演进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提高治理水平。书中直接指出：

“过分的都市化是罗马崩溃的原因。”（P86）

2，王（专）权统治看上去强大，但实际上更容易崩溃（官员傲慢、央地冲突、基层暴政等），比如君主制时代的罗马和共和制时代的罗马相比，后者更有韧性。比如书中提到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暴乱、政治破产和革命行动的例子，引用学者Deustch的话解释，“当政府无法满足民众在公关服务方面的需求时，崩溃就会出现”（P86）。

3，欠缺伦理基础的文明更容易崩溃。如果一味的开疆拓土和武力压制，缺乏伦理和合法性建设，缺乏多元化的思想市场和社会组织，崩溃也是时间问题。

4，根据帝国周期论，美国崩溃的时间是2040年（第110页）。

5，如果复杂社会的表现是多样性的整合，那么复杂社会的崩溃则是重新分崩离析。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6，复杂社会是个熵增系统，规模与稳定性之间呈反比，比如亚述帝国，比如印加帝国，必须依靠军事扩张和掠夺来注入能量来维持这个熵增系统。

7，拉长历史视野，崩溃并非完全是个灾难，而是对旧模式因无法适应新环境的“优胜劣汰”。类似生命周期，崩溃是每个复杂系统、熵增系统必然的结局。

8，“存量竞争+边际产出递减”型社会往往是崩溃的前兆，二元结构或者尚不发达的社会反而更有韧性，因为这意味着还有更大的增量潜力可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也可以用在对稳态社会的维系上。

9，国家是维持复杂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复杂社会的崩溃可以看作国家能力的不足，包括征税能力、财政管理水平、军事能力、官僚体系的抗腐化能力，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等。

10，复杂社会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在纵向结构的“阶层化”，而由阶层固化和阶层冲突引发的内部坍塌往往是复杂社会崩溃的内因。

11，复杂社会的信息处理能力问题。复杂系统的信息不像简单系统，需要较强的信息传递、过滤、解码和回应能力，如果信息处理能力不足，会出现信息损耗、失真、滞后和扭曲等问题，这当然对执政者造成挑战。

等等。

该书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大部分是前人研究的罗列，增量的贡献个人认为是作者提出了三种容易崩溃的复杂社会模式：恐龙型、逃亡列车型和空中楼阁型。其中恐龙型社会，看上去“虽气势轩昂、令人敬仰，但却不能适应任何变化”，“这样的复杂社会代表着一种权威的盛景，既神奇又可怜”。比如，罗马帝国。

“逃亡列车型社会”则是“恐龙型社会”的一个变种，“被迫沿着复杂化程度渐强的轨道前行，不能变向，不能回头，不能停止。前方出现障碍物时它也只能按既定方向继续行驶，因此最终将是一个灾难性结局”。

如同很多著作一样，该书作者最后像先知一样提出了一个警告：

人类必须从奢华铺张的物质主义中走出来，去追寻更加和平、绿色、注重内在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这之前的所有间歇性崩溃，都将是一次次“盛世警言”。

但泰恩特博士可能过于悲观了，有些观点也有失偏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者显然对现代复杂系统科学缺乏深刻的认识（作为文科男，可能将复杂性等同于脆弱性）。该书将复杂性看作是系统崩溃的原因，带有贬义的色彩。实际上复杂系统科学认为，复杂性是一种高等级系统的表现。复杂系统的崩溃并不是系统自身的复杂程度太高，相反可能是复杂性偏低，失去了与外在复杂环境的交互和适应能力。也就是：

当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系统处理起问题来却依然过于简单粗暴，最终的结果就是崩溃。这本质上是一种错配，即复杂性往往是分散化、分布式、多样性，但社会系统却依然过于集中式、线性化、权威化。

2，该书研究的案例集中在了工业革命之前，主要是对中古文明崩溃史例的研究。但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二战后人类社会进入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后，现代社会也顺应经济社会的复杂程度建立起了复杂的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复杂性，亨廷顿恰恰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比较原始和简单的传统政治体制经常被彻底摧毁。相比而言，较复杂的政治体制则更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他直接指出，就像古代王权社会一样，“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3，过度陷入“末日情结”和“崩溃情结”，对人类文明自我纠正、修复和进化的一面缺乏信心。本质上依然是马尔萨斯陷阱的分析范式，并且带有浓厚的“罗马俱乐部”资源崩溃论色彩（实际上本书最后一部分提到了这些）。但现实是，罗马俱乐部半个世纪前预测的能源衰竭并没有发生，新的能源比如页岩气、太阳能等正在被源源不断的开发出来。中国古语云，上天有好生之德；西方的圣经也说，上帝爱世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一方面通过自然科学技术在延续文明进步，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良知和集体道德水准也在不断提高。应该从理性乐观者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的终极命运：曲折中前行。

研究历史是为了明鉴当下和未来。对于现实，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正在从过去单一的集中式的社会、经济、公共治理模式，进化为更加分散化、分布式、多样性的复杂社会，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决定性力量”的经济社会。这样的分布式、多元化和柔性结构，恰恰就是为了应对当下越来越强的不确定和复杂化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应对突发的社会公共事件。所以对于未来，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是提高整个社会系统的多样性和柔韧性，充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活力和韧性，而不能只将压力集中在政府身上，集中在单一部门和体制上面，从而才能真正逃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理怪圈。在这方面或许一位中医给出了有特色的东方智慧：

中医的治病理念，只是将人的身体调整到该有的正常状态（培养元气），至于如何清理病菌，则交给生命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因为人体，也是一个复杂系统。

这个理念，或许跟老子的一句话不谋而合：

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理解“无事”一词，可能恰就是理解复杂系统治理的关键。可惜大道无言，能说出来的，也不过是对复杂思想的线性化近似。

主要参考文献：

约瑟夫.泰恩特，《复杂社会的崩溃》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亚当.斯密，《国富论》

Yaneer Bar-Yam和 Alexander F. Siegenfeld，An Introduction to Complex Systems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罗素，《西方哲学简史》

兰德雷斯，《经济思想史》

（封面图源：DESKTOP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