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是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者、思想家，也是法国享有盛名的小说家，在群星璀璨的巴黎左岸里，波伏瓦如同一柄利剑刺破男性森林，也用她耀眼和富有洞见的思考，启发女性思考自己的语言和生存定位。可是长久以来，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她和伴侣萨特的关系，一位深邃的女性思想家，却总被笼罩在萨特的阴影下。

然而，波伏瓦的好友认为，早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她就已经选择好了自己的道路，可以说萨特的出现加速了波伏瓦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道路。这位高度肯定波伏瓦的朋友就是扎扎——波伏瓦最要好的朋友。

波伏瓦曾在自传《端芳淑女》中记录过自己和扎扎的友谊。这段少女时期的友谊曾对她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她和扎扎一同学习，谈论文学、哲学和对世界的看法，老师则称她们两个人“形影不离”。而扎扎在21岁时的匆匆离世给了波伏瓦很大打击。她以这段女性友谊为原型，通过希尔维和安德蕾的故事，尝试用文学复活扎扎，只是波伏瓦始终对自己的故事不满意，并未公开发表。

在她去世后，她的养女希尔维·波伏瓦找出了这份尘封多年的手稿，将其命名为《形影不离》出版。通过《形影不离》，我们能看到一个和男性中心本位叙事不一样的波伏瓦。它展现了易被人们忽略的女性友谊，以及在男性凝视下，女性形象的反叛，并透过一系列耀眼的符号，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波伏瓦。

友谊如何塑造了她？

很多人即便没有读过波伏瓦的《第二性》，也熟知波伏瓦在这部著作中一针见血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而《形影不离》则以文学的方式呼应了这句名言，小说中安德蕾和希尔维的故事，与现实中波伏瓦和扎扎的友谊相呼应。扎扎的过早离世给波伏瓦带来了很大打击，并迫使她一次又一次地看向自己的生活，思考作为女性的意义，以及人存在的意义，而这一切也为波伏瓦成为著名的小说家、哲学家埋下了种子。

可以肯定地说，这段友谊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波伏瓦对女性命运及人存在本身的思考。通过她对希尔维命运悲剧性的记录（同时也是扎扎的），我们可以看出，她关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训、父权制的思考也是在和生活发生不断碰撞后自己开凿出来的。

《成为波伏瓦》，[英]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中信出版集团，刘海平 译，2021年3月。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在《成为波伏瓦》中提到，少女时期的波伏瓦经历了父母情感关系的破裂：当时她家庭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母亲弗朗索瓦丝虽勤俭持家，努力维持自己作为“贤妻良母”的职责，但父亲乔治却流连于妓院和赌博，在妻子问他要生活开支必须的费用时暴怒。所幸的是，波伏瓦遇到了女友扎扎，她“举止自然、风趣幽默、率真大胆，在保守主义的作风中显得特立独行”。她们一起学习、阅读，谈论哲学和各自喜爱的文学作品。扎扎的出现填补了波伏瓦在母亲那里没能得到的爱，照亮了她的少女时光。

这段经历被波伏瓦写进了小说《形影不离》。相比《第二性》的犀利与尖锐，安德蕾和希尔维的友谊则显得更加柔软和“孩子气”。但这也无形之中让波伏瓦变得更加“平易近人”，让读者看到二十世纪，两个法国女孩的际遇浮沉。小说中，安德蕾和希尔维相识于少女时期。希尔维最初循规蹈矩，信任宗教的意义，会将写着“德国制造”的玩具踩在地上；安德蕾外形瘦弱，却眼神清亮，言语间透着同龄女孩没有的聪慧与不羁。希尔维一见到安德蕾就被她独特的气息深深吸引，安德蕾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讲述自己被火烧伤的经历，希尔维想着：“一个活生生被烧伤过的小女孩，这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电影剧照。

就像波伏瓦被扎扎深深吸引那样，希尔维也和安德蕾建立起友谊，并借由这位喜欢模仿老师讲话，看起来叛逆的女孩，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在和安德蕾相处的过程中，希尔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并发自内心地认为希尔维是自己的“天才女友”。借助希尔维之口，波伏瓦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扎扎的赞赏，以及害怕失去心爱的恐惧。希尔维直言：“我内心的空虚、每天的乏味无聊只有一个根源：安德蕾不在。要是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了。”这时候的希尔维可能还没有接触过病痛与死亡，却暗下决心——如果有一天安德蕾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也会一头摔死在地上，等待着和她的朋友在天堂门口相聚。

好景不长，这段美好的女性友谊却随着安德蕾被迫中断学业，准备成为新娘而急转直下——安德蕾和帕布卡·布隆代尔的恋情频频受阻。卡拉尔夫人提出，如果安德蕾不订婚就要被送到英国，但对方却以照顾父亲为由，不愿早早结婚，尽管他明白自己的恋人并不能承受长久的分离。当希尔维愤怒地向帕布卡·布隆代尔表达抗议时，他却认为安德蕾过于脆弱。这段看似情投意合的恋情，便随着安德蕾患上急性脑炎郁郁而终结束。

至此，两个女孩的命运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当希尔维通过不断学习，逐渐改变了“乖乖女”的形象，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自由；安德蕾却不得不服从母亲的安排，放弃学业，进入社会早就为她规定好的角色里，泯灭了原有的独特的个性。而在现实生活中，当波伏瓦得以和萨特谈论哲学问题，最终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扎扎却和安德蕾一样，在22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就结束了生命。

死亡给波伏瓦带来沉重的打击。波伏瓦不得不将这段友情诉诸文字，试图通过弥补内心的伤痕，反思悲剧的根源。因此，讲述希尔维和安德蕾的友谊，也是波伏瓦让挚爱的女友通过文学复活，探索其背后意义的方式。

安德蕾或扎扎：她们的死是一起“精神谋杀案”

在希尔维最初见到安德蕾的时候，她觉得安德蕾最出众之处并不在于优异的学习成绩，或者精通小提琴、会做松露巧克力球，而是具备敏锐的个性。她认为这个个性是上天赐予安德蕾的，并“以最动人心魄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惊叹不已。我心里暗想：安德蕾一定是那种神童，将来会有人为她立传”。

然而，现实生活却是希尔维自己逐渐改变了对宗教的看法，得以前往索邦大学继续攻读哲学（现实生活中的波伏瓦也成为了耀眼的明星），安德蕾却不得不服从母亲的安排，被迫中断学业。为何希尔维眼中的天才女友会逐渐陨落，和希尔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呢？波伏瓦在《形影不离》中试图证明，杀死安德蕾的恰恰是这种“特立独行”。因为当时的社会，安德蕾所在的家庭，最不能允许的就是这种“与众不同”。

波伏瓦的养女认为扎扎无法“学会适应”，“这个阴森的词语意味着要将自己嵌入预制的模具中，模具里有为您准备的空壳，和其他空格挨在一起。但凡超出空格的部分都会被抑制、碾压，如同废料一样被丢弃。”

随着希尔维和安德蕾友情的深入，她也得以从学校进入安德蕾的家庭，看到家庭内部是如何作为父权制的一个最小单元对安德蕾进行规训。当希尔维前往安德蕾家玩，看着自己的女伴娴熟地做家务，花费很长时间为妹妹们选衣服布料时，安德蕾命运的悲剧性也昭然若揭：安德蕾来自于一个激进的天主教家庭，她的父亲是“多子女家庭父亲联合会”的会长，母亲深受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区的敬重。

《形影不离》，作者: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译者: 曹冬雪，版本:磨铁·大鱼读品｜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2年2月。

希尔维发现，虽然安德蕾不需要像自己一样，日后靠教书谋生，但优渥的家境恰好是套在她身上的牢笼——作为家中的“二女儿”，她必须服从母亲对自己的安排，她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妹妹，当自己的姐姐嫁人后，她还要听从母亲的安排，被迫中断学业，为自己的婚姻做打算，因为这样的天主教家庭不能让她拥有对婚姻的自主选择权，因为“轮到她了”。

安德蕾告诉希尔维，自己的母亲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而她也曾被迫接受了母亲安排的婚姻，但是卡拉尔夫人依旧如此专横，小说一共记录了两段安德蕾的恋情，而它们却都遭到卡拉尔夫人的阻挠，就连希尔维最初得以来自己女伴家作客、玩耍的前提，都是这位天主教的追随者想要让她劝说安德蕾。

波伏瓦（右）与扎扎（左）的合照。

对于这一现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解构了“母性”这一概念。她指出，因为女性长期以来都被束缚在私领域中，难以进入公领域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她会在认同菲勒斯中心的同时本能地排斥女儿，甚至因为自己的生活已成定局，本能地排斥女儿身上具有的可能性。冷漠和憎恶延续了“母亲——女儿”的权利控制关系，在这一层面上，母亲就变成了父权制的共谋者，而受害者女儿在没有足够的反抗意识时也会通过模仿母亲再度成为加害者，在闭环中维持父权社会的运转。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卡拉尔夫人自然也从婚姻不幸的受害者，变成了摧毁女儿幸福，并间接导致她死亡的加害者。

令人唏嘘的是，安德蕾在遇到自己的恋爱悲剧前，就表达了对传统婚姻的批判。在卡拉尔夫人的安排下，她的姐姐玛璐不停地相亲。卡拉尔夫人并不顾女儿的感受，只会成天念叨：“要么进修道院，要么结婚，独身没有出路。”安德蕾为姐姐感到难过，她讽刺了母亲们的“当未婚夫和未婚妻在婚礼上说‘我愿意’的那一刻，彼此之间就有一见钟情”的荒谬理论。她轻松地戳破了这一谎言，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理论，因为“有了它之后就不必再操心女儿们的情感世界了，反正需要的东西上帝会给”。

安德蕾的确做出过反抗，她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控制自己的不满，不顾安危在高空荡秋千，只为在上空的感觉很好；为了不走亲访友、参加花园派对、照顾弟弟妹妹，刻意用斧头砍伤自己的腿。但这种在少女时代显得叛逆或暴力的策略，却不足以反抗早已被安排的命运，更像是和父权制周旋的小聪明。

另一方面，即便安德蕾能够识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骗局，却不能真正识破造就自己爱情不幸的原因。在“浪漫爱”幻灭后，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安德蕾试图用宗教将自己的痛苦合理化。波伏瓦的养女称：“扎扎的悲剧性在于，在她内心最深处，一个同盟暗地里支持了敌人：她没有勇气反抗一个神圣且心爱的权威，于是死于该权威对她的制裁。”

女性友谊的光亮和深渊

值得一提的是，看完这部小说手稿的萨特，认为这部小说根本不值得出版，波伏瓦自己也将它藏到抽屉深处，直到自己的养女发现这个故事，才得以让这个故事出版。萨特轻蔑的口吻或许并不是对波伏瓦文学才华的否定，毕竟她凭借小说《名士风流》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成为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萨特更是将它作为自己停止写小说的理由，声称这部小说“比我更好地探索了这个时代的问题”。他对《形影不离》的否定或许指向题材，相比《名士风流》对左岸派著名知识分子生活的揭露，两名女性的情谊则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名士风流》，作者: (法)波伏瓦(BeauvoirS. D. )，译者:许钧，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0月。

其实，从《伊利亚特》的阿基里斯和帕特洛克斯，到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里的罗兰和奥利维耶，文学作品中从不缺乏对“男性友谊”的记录与赞颂。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便是对“女性友谊”的贬损与忽视。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通常认为“忠诚”“坚强”是属于男性的品质，女人因为过于脆弱，不配拥有“最高层次的友谊”；十六世纪，法国作家蒙田在他著名的《论友谊》中提出了“异体同心”（one soul two body）的概念，论证了友谊的重要性，却将女性排除在外，因为在他看来，“女人的普通能力不足以促成这种友谊”。

即便到了当代社会，对女性能否形成真正友谊的质疑，仍然充斥着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玛丽莲·亚隆、特蕾莎·多诺万·布朗在《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一书中尖锐地抨击了这种现象，她们认为当大众媒体乐此不疲地描写“阴险恶毒的少女组成的卑劣的小圈子”以及围绕男性争风吃醋的女人时，就会延续传统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贬损了“女性友谊”的价值。然而，如果我们打捞起女性写下的小说、自传，甚至是她们的书信，便可以瞥见女性友谊的宽广。

《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作者: [美]玛丽莲·亚隆 /特蕾莎·多诺万·布朗，版本:思想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

当蒙田轻蔑地说出“女性的灵魂无法承受如此紧密且持久关系的压力”时，罗兰夫人却要求自己最亲密的女性友人——苏珊·格朗尚目睹自己走向断头台，她希望这会减少自己的朋友在这段可恶的旅程引发的恐惧，而她也肯定自己没有因为这场可怕的考验，失去坚韧不拔的精神。格朗尚坚守了和罗兰的约定，她穿着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穿的衣服，站在巴黎九桥桥头，勇敢地注视着自己挚爱的朋友。

这样因为共同的理想而形成的“女性友谊”绝非孤例。例如十八世纪的美国，出现了一批带着对共和政体的憧憬走到一起的女性。这些志同道合的女性用书信联系，抵制进口茶叶、为军事防御捐款，鼓励彼此成为“爱国与自由的理想模范”。出身政治世家的摩西·华伦认为，政治不仅与男人有关也和女性相关，她在给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的信中写道：“当观察是公正的，且对得起良心和品格时，究竟该意见是来自私人女性朋友嘴巴说出的轻声细语，或是由男人在议会中用如雷贯耳般响亮的声音说出的大胆言语，我想无关紧要。”

通过《形影不离》也可以看出，当女性朋友们用书信互诉衷肠时，也不仅仅是交流琐碎、无意义的“闺中秘事”。她们不仅会表达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更会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而她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心事，因浪漫爱幻灭的痛苦，也恰好证明了在父权制的束缚下，“不羁的个性”也会加速女性的不幸——因为她无法安于规训，却又无法轻易冲破枷锁。

在《形影不离》的序言中，波伏瓦的养女称，扎扎骤然离世给波伏瓦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此后很多年，扎扎经常潜入她的梦里，戴着一顶粉红色遮阳帽，脸色蜡黄，以责备的眼神看着她。为了抵抗虚无和遗忘，她只能求助于文学魔法。”

在今天，我们重新打捞起《形影不离》，让它浮出历史的地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学术明星”波伏瓦的成长轨迹，对她哲学思想以及女性主义观点形成的溯源，更是通过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过程，了解到她们是如何受制于性别角色的规训，如何与偏见和“母职”斗争，或成为幸存者生活下来，或不幸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的。

近年面世的关于“女性友谊”的作品。

所幸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关于“女性友谊”的作品走进了大众视野。角田光代的《对岸的她》；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萨莉·鲁尼的《聊天记录》，以及波伏瓦的《形影不离》，它们都拼凑出了一幅“女性友谊”的文学地图。这种书写丰富了女性的形象，既照亮了女性生活幽微隐蔽的一面，也看见了她们的广阔与复杂。

作者|夏周

编辑|走走

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