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日）

在执导2017年的大热作品《大佛普拉斯》之前，台湾导演黄信尧只拍过纪录片。

《大佛普拉斯》（2017）

黄信尧拍摄的纪录片包括《沉没之岛》和《多格威斯面》，都是风格独特之作。在《沉没之岛》中，黄信尧在纪录图瓦卢岛如何将因全球变暖而沉没的同时，注入了讽刺的叙事。通过《多格威斯面》，黄信尧讲述了备受争议的公众人物柯赐海和流浪狗之间的幽默故事。

《多格威斯面》（2002）

《大佛普拉斯》延续了黄信尧招牌式的讽刺和幽默。影片的主角菜埔和肚财是社会底层的两个失败者。肚财是一名回收工，而菜埔则是他老板工厂的夜间保安，那里正在建造一座巨大的青铜佛像。

《大佛普拉斯》（2017）

从他们的视角，我们见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角色，有些人的社会地位比其他人好，但所有人都挣扎着生活在一个阶级优越论决定人际交往的世界里。一天晚上，菜埔和肚财觉得无聊透顶，决定偷看菜埔富有的老板黄启文的行车记录仪。而这段录像揭露了一个不可告人的世界——深夜路边的勾搭，豪华的情侣酒店，以及启文和老情人之间的激烈争吵。

《大佛普拉斯》的大部分镜头都是黑白的，只有行车记录仪镜头除外。无论这种反差是为了突出资本主义台湾的贫富差距，还是出于纯粹的艺术原因，它都为影片增添了鲜明的特质。

记者：《大佛普拉斯》的灵感从何而来？

黄信尧：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我对台湾社会的不满。这些不满与社会运动没有直接关系，但我确实对台湾社会的整体状况感到担忧。虽然从学校毕业后我不再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但我仍然阅读有关社会运动的书籍，并制作有关社会运动的纪录片。这就是我表达关心的方式。

2013年左右，我想写一个反映台湾社会现状的故事。台湾从2013年到2015年变化很大，出现了很多明显的社会问题。然而，《大佛》（后来扩充为《大佛普拉斯》）并不是仅仅基于这些问题。相反，它们是从我的高中时期一直到现在40岁出头，所逐渐发展出的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意识的高潮。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决定用闽南语（而不是普通话）和黑白镜头来拍这部电影？

黄信尧：在《大佛普拉斯》里使用闽南语是很自然的决定。我的故事是以我周围的环境为基础的。我住在台湾南部，所以这部电影自然是以台湾中部或南部为背景的。在这些地区，40岁以上的人每天说的都是闽南语，这些人也是我经常接触的人。

如果我要在法国或荷兰拍电影，我就会用法语或荷兰语。如果我选用英语，那就不自然了。所以我没有特意通过选择闽南语而不用普通话来表达一些特殊的意思。我使用闽南语只是因为这是我生活中惯用的语言。

至于摄影主要是黑白的，只有行车记录仪的部分是彩色的……是因为黑白传达了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整体感觉。

黑白不仅描绘出了现实主义的画面，还唤起了一种与影片的现实主题形成对比的神奇感觉。如果整部电影都是彩色的，观众会失去空间视角。《大佛》证明了黑白镜头在这种方式下效果不错，所以我们在拍《大佛普拉斯》时保留了下来。

换句话说：菜埔和肚财偷看他们老板的行车记录仪时，让我想起读八卦杂志的感觉。那些色彩缤纷的杂志其实满足了某种窥阴癖，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当八卦杂志谈论名人和社会精英的生活时，即使它们可能有文字或照片，大多数文字都是猜测，照片也很少。这留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菜埔和肚财观看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时，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任何动作；相反，他们听到了动作，这让他们无限遐想。因此，我觉得把我读八卦杂志时的那种感觉描绘出来是很合适的。

我并不想做一个对比——底层的人生活在一个黑白的世界，而富人生活在一个多彩的世界。这是大多数评论家和观众的自然想法。如果是这么直接的话，我认为这部电影不会有深度。我使用颜色是为了传达那种偷窥式的想象的感觉。

记者：你是如何从纪录片过渡到故事片的？

黄信尧：首先，我从未接受过电影制作方面的正式培训。直到读了研究生，我才开始研究纪录片。学校也并没有真正教我们如何拍纪录片，更不用说故事片了，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写剧本。

我喜欢创新。我拍纪录片已经很多年了，每当我拍一部新电影的时候，我都会尝试用新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当我创造性地挑战自己时，它会带给我能量和快乐。我也一直对实验电影很感兴趣，但我从来没有拍过，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故事片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怎么写剧本，也不知道怎么做分镜头表。

2013年，我想先拍一部短片。但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制作故事片，我就找来了两个朋友，事情就这样运作起来了。我们频频交流想法，我的一个朋友会把它们写成剧本。我就是这样学会写剧本的。

台湾的剧本格式非常简单。第一场戏介绍了地点、时间、场景中的人物，然后是对白。第二场戏也是同样的格式，诸如此类。然后我想，嗯，写剧本似乎没有那么难。

我们申请了台湾短片补助金，但并没有拿到。因而，我无法给朋友支付报酬。到了2014年，因为之前的失败，我不想让我的朋友入伙，而且还是没有获得补助金。所以我开始自己写剧本。我还是没有拿到台湾短片奖助金，但是我又申请了高雄短片补助金，结果拿到了大约1万美金的资金。这就是我为《大佛》做筹备的过程。

我不知道如何拍故事片，但我有拍广告的经验，知道如何与演员沟通。我找到了一个有经验的副导演和一群有经验的班底。就在那时，我让菜埔和肚财成为了主角。

《大佛》拍了三天，从中我学到了很多。那年我已经41岁了，我觉得仅仅为了从其他电影作品中学习如何拍故事片而重新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拍这部影片，否则我可能永远都拍不了一部故事片。不管这部影片是好是坏，至少这笔补助金能用到一部短片身上。

后来，这部短片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创作短片，在那里我遇到了《大佛普拉斯》的制片人钟孟宏。他看到了短片的潜力，认为我需要一个更有经验的电影团队来协助完成长片，所以他带来了他的团队和公司来支持《大佛普拉斯》的拍摄。最终我成为了剧组里最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能得到这些有经验的人的帮助，我感到很幸运。他们真的帮了我很多。

拍摄纪录片和故事平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它们背后的逻辑和工作流程也不同。我从《大佛普拉斯》的拍摄中学到了很多。

记者：《大佛普拉斯》重点关注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你期望从观众那里得到什么反馈？你想谈谈我们社会中的阶级论吗？

黄信尧：我并没有预期观众会有什么具体的反馈。这就像写一本书；你写完一本书后，就会开始销售，读者总会有自己的解读。

作家和导演很相似，他们都有话要说，然后通过讲故事来表达。我觉得拍电影能让我更适应生活。如果生活中有太多的不适，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不停地喝酒。而我用拍电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问我是否期望从观众中得到任何具体的反馈，我不知道。《大佛普拉斯》我向他人表达想法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生活是相当无望的——也许这太过悲观。我认为生活没有救赎，我们（人类）真的不知道为何生在此地。我们辛辛苦苦地工作就是为了吃饭；富人买汽车，穷人买摩托车。最穷的人可能一无所有。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想要这些东西。讽刺的是，我们需要它们其实是因为它们定义了我们。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但是社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我只是想探索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于这样的社会中。因为我真的认为人类就像地球的害虫。我们破坏和滥用土地，我们伤害动物，我们就像癌细胞一样。这些是我会问自己的问题。我好像有点离题了。

总之，我拍电影并不是为了推进某个议程。《大佛普拉斯》并不是来谈论贫穷或社会阶级动态的；只要人类存在，这些东西就会存在。从远古狩猎采集时代起，我们就有了部落首领。然后进入了有皇帝、国王、贵族、农民和奴隶的中古社会。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和民主之中，但那是虚假的希望。你认为自己拥有权力不过是因为可以投票，但社会仍然会用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财富限制你。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老板、精英、富人和穷人。

（现代生活）与古代相比变化不大。关心社会的人，一直都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公园和办公室里的清洁工；他们确保我们过着美好的生活。这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不见得吧。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那么，我拍《大佛普拉斯》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贫穷和阶级论的认识吗？不，我只是想分享一个故事。

记者：你未来有什么计划吗？将来会拍摄更多的故事片吗？

黄信尧：我正在拍两部纪录片。其中一个纪录片是我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准备。我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完成它；目前只需要剪辑了。我也在与台湾公共电视台合作一部关于台湾概念的新纪录片。我想探究人们对台湾的视觉想象和抽象价值的看法。我也有关于故事片的计划。目前我正在开发新的剧本。

当然，我喜欢纪录片，因为它们更内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拍摄的纪录片更多的是关于个人观察，而不是人物。它们更多的是利用空间、概念和想法来勾勒主题。我认为拍纪录片是一种平静，它帮助我变得更加内省。

但是，我认为故事片和纪录片并不冲突；我甚至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纪录片迫使我走出去，四处走动看看世界。也许这些东西会激发我讲故事的灵感。我的电影取材于生活中的事件。当我外出拍摄纪录片时，我就会置身于台湾的各类生活事件之中。所以我认为，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拍摄可以是同步的，而不是像一般的刻板印象那样，只能专注于写剧本。

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在旅行，因为要带着《大佛普拉斯》去参加电影节。看过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再回来看看我的家乡——让我知道了自己想要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我喜欢旅行。特别是在电影节期间，会有工作人员负责安排行程。虽然只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它们是我创作剧本的营养。

黄信尧

我希望在今年年底能有一个新剧本的构思。这有点像我给自己布置的作业，因为我相信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纪录片和故事片可以同时进行拍摄。以后我想做一到两分钟的实验电影。我喜欢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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