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制或两党制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主要形式,构成西方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民主观认为,通过自由选举、多党竞争实现轮流上台执政,通过有原则的反对党对执政党起着监督作用,并通过影子内阁为选民提供政策替代,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是西方政府和学者所夸耀的西方政党政治的优点,也是他们极力向非西方国家推荐的民主信条。但是,这些优点更像是西方美化的结果。
一、多党林立并非多党轮流执政
多党轮流执政是西方民主和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但是,多党林立并非多党轮流执政,长期以来,多数西方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一两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手中。
例如,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盟和人民党联盟垄断了西班牙政局,两大政党联盟的议席数之和超过全部议席的2/3。在2004年、2008年、2011年的大选中,两大政党集团的议席数占全部议席数的比重分别为89.1%、92.2%、84.6%。在2016年大选中,虽然受到另一个政党联盟——“联合起来我们能”的冲击,但是人民党联盟和工人社会党联盟的议席数仍然占全部议席数的近2/3。在葡萄牙,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垄断了葡萄牙政局,两党大选时的议席数之和超过2/3。在2005年、2009年、2011年的大选中,两党的议席数之和占全部议席数的比重分别为85%、77%、79.1%。在2015年的大选中,社会党和由社会民主党、人民党组成的葡萄牙前进联盟的议席数之和,占全部议席数的83.9%。在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与新民主党在1974年—2009年垄断了希腊政局,在2012年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新民主党与激进左翼联合组建统一社会阵线联盟党,主导了希腊政局。在法国,社会党主导的团结左翼与人民运动联盟垄断了法国国民议会。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与温和党垄断瑞典政局。可以说,两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控制议会2/3以上的议席已成为多数西方国家政治常态,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相互制约无从谈起。
一些国家进行西式民主改造后,虽然实行了多党制,同样未见多党轮流执政。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移植西方政党制度,就顺利地推动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反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的国家甚至陷入无休止的社会动荡,造成了新一轮的“民主之殇”。
二、西方政党之间并非平等竞争
西方民主观认为,政党是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政党之间的平等竞争是西方民主的重要保障。但是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政党就开始出现三类政治合谋,政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越来越明显。一是政党之间结成联盟。比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在二战后分享了国内80%以上的选票,两大政党瓜分所有内阁职位,并在议会立法上合作。二是国家与政党结成联盟。政党脱离其社会基础,与国家形成广泛合谋,促使权力从议会向政党转移。三是政党、国家和利益集团三方结成联盟。政党试图通过相关利益集团而非意识形态,寻求选民的忠诚。加入联盟的政党,除执政党外,往往还包括那些在未来选举中有望加入全国联合政府的政党,或者未来有望在次一级政府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政党。西方政党政治的联盟化,表明西方政党之间竞争完全不是平等而充分的竞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政党党员人数大幅下滑,政党的党费收入相应大幅减少。为了生存,西方政党日益强调与国家的联系,甚至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脱离社会,丧失了西方学者所标榜的独立性。西方主流政党通过议会立法,由国家直接为政党提供补贴。在奥地利和丹麦,国家为政党总部提供的资助已经与政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总和大致相等。在芬兰、挪威和瑞典,政党所收到的国家补贴,大大超过了政党从其他途径获得的资金总和。通过这些资源,主流政党不但能确保生存,而且提高了抵制新政党挑战的能力。
在西方国家议会中,主流政党合谋排斥非主流政党、体制外政党、小党,为其发展设置重重障碍。首先,设立议会准入门槛,为其他政党进入议会设置障碍。比利时、德国、冰岛、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的议会准入门槛为全国大选得票率的5%,奥地利、意大利、挪威、瑞典等国家的议会准入门槛为4%,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议会准入门槛为3%,丹麦的议会准入门槛为2%。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奉行赢者通吃的“领先者获胜”的规则,大党占有绝对优势。议会进入门槛制度保证了主流政党的优势,削弱了非主流政党、体制外政党、小党进入议会的机会,从而降低了政党的竞争水平。
其次,设立政党获得国家补贴的准入门槛。在西方国家,只有在议会拥有议席的政党,才能获得国家的资助,且补贴的数额以政党的得票率和议席数为依据。西方主流政党力量强,得票率和议席数高,得到的资金就多。新党、小党得票率和议席数低,所得到的资金就少。
此外,西方国家在大选时对媒体资源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尽管新党、小党在提名候选人之后也可以获得国家媒体的一些广播、电视时段,但是,时段往往比较短,而且大都不在黄金时段。
就这样,西方主流政党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排斥体制外的政党、新党、小党,为他们的发展设置各种障碍,这与西方民主观强调的多党平等竞争原则相去甚远。可见,所谓政党的平等与充分竞争,只是西方政治被人为美化的概念。
三、反对党的存在并未带来建设性效果
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西方政党政治健康的标志,是捍卫民主、防止独裁的必要手段。但是,在当前的西方政治中,为了提高选举获胜的机会,意识形态与政策相近的政党往往组成政党联盟,有原则、建设性的反对党明显减少。 例如,在2017年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右翼共和国人党党团、中间派共和国前进党团议席数之和占法国国民议会议席超过2/3,主导了法国政坛,法国的多党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准两党制。在2011年西班牙议会选举中,中右翼的人民党与纳瓦拉人民联盟联手,中左翼的工人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党联手,左翼的联合左翼、加泰罗尼亚绿党倡议党与阿拉贡联盟成立联合左翼联盟。其他西方国家也存在不同规模的政党联盟。原有单个政党的竞争变成政党集团之间的竞争。集团中的政党就政策、议席分配和内阁职位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妥协,集团内部政党竞争水平接近于零。
尽管不同的政党集团在大选时相互批评与攻击,体现出相互竞争的样子,但是,一旦选举尘埃落定,获得组阁机会的政党集团在执政时,并不会原原本本地实行其竞选时承诺的政策,主要政党集团的政策日益趋同,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左右翼主要政党集团共同执政的联合内阁或大联合政府、民族联合政府。如2005年、2018年德国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了两届大联合政府。
对于西方政党的这种趋同趋势,西方学者也多有批评。例如,德裔美籍学者基希海默尔感叹,西方多党制中的建设性反对党正在减少,乃至消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系学者贝内特指出,西方政党的政策趋同体现在五个维度之上,即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工具、政策影响与结果、政策风格。以上多个维度的趋同化,使西方政党竞争的核心内容——政策竞争与政策替代削弱乃至消失。还有学者指出,政策的趋同使西方政党的竞争水平下降。从长时段来看,即使像美国这样传统的两党制国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也存在趋同趋势。比如两党在诸如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经济、个人自由、立宪制政体等基本价值理念上一致,在内政、外交、国防政策上也存在明显的趋同性。在大选时,两党力图凸显自己的政策特色,与对方的政策区分开来,但很多竞选纲领不过是拉拢选民选票的工具而已,大选后,两党在政策层面明显缺乏实质性差异。尽管有时两党会产生激烈争执,甚至出现政府关门停摆的现象,那也是两党为了维护自身短期利益而进行的博弈,是他们进行利益交换的戏码。经过一番较量和妥协之后,很多政策往往会在“两党一致”的旗帜下再次面世。
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社会颇为活跃。不同于传统主流政党,民粹主义政党提出了极端意识形态或非中间派意识形态,通过鲜明的议题来吸引移民,一段时间以来,成为欧美各国政治的重要力量。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以说是对原来西方主流政党政策趋同的反动,也反映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党普遍出现的“脱媒”现象,即脱离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从而为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提供了契机。民粹主义政党的泛滥,说明西方原有的政党政治以及建立在这种政党政治之上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面临危机。
四、政党竞争水平下降是由西方主流政党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的组织,其本质特征是阶级性。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控制。资产阶级政党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演变,以共和党、保守党、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等主流右翼和中右政党,代表社会中的金融寡头、大企业主、高级官员、部分中产阶层等中上层阶层的利益。曾经代表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民主党、绿党等主流中左政党,经过多年演变,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代表部分中产阶级、小企业主等社会中下层利益的政党。
政党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利益整合与表达。政党既然是阶级利益的集合者和代言人,必须将其所代表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并形成自己的纲领主张,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在当前的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政党沉迷于竞选,利益整合与调节功能弱化,往往以自我利益和短期利益去整合社会利益。由此,很多西方政党失去特色,民众认同度较低,感召力和凝聚力大不如前,西方政党逐渐变成党魁把持操控的政治工具。这导致西方政党的党组织成为选举机器,政党政治游戏化。正如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帕切科指出的,当前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令民众倍感失望,民众对政党和政治领 袖的信心丧失殆尽,年轻人对政治毫无热情,政党制度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近年来,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以多党竞选为特征的西方政党政治,只是政权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转换。无论政党表现出怎样的政治倾向,实际控制左右翼主流政党的都是“国家统治精英”。这些“国家统治精英”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上有共同的利益和主张,推动他们所控制的政党走向合谋与合作,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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