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中产阶级”能够发挥在西方社会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建设性功能，我们不但需要继续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中产阶级的内在品质

在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引进概念，它所对应的与其说是中国的现实，毋宁说是某种套用的理想类型。在这一概念的产生地——西方社会里，中产阶级是学者根据当时社会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和人群构成所作的理论概括，承担着明确的学术和实践使命，主要用作解读当代西方社会宏观现象的分析工具，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社会运动的价值动力、社会公众的主动参与到社会权利的普及，都可以通过中产阶级及其社会文化特性加以解释。问题在于并非所有使用这一概念的人都清晰地意识到，实质上中产阶级所解释的社会联系既有因果性质的，也有相关性质的。也就是说，用中产阶级概念来解释的特定社会现象，其中到底是中产阶级导致这一现象，还是这一现象仅仅是中产阶级的功能，还是中产阶级同这一现象只是同时存在而已，没有更多的联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明确和充分的说明。

统计学上有一个著名的“伪关联”公式：一个城市的犯罪率同该城市动物园所拥有的动物种类成正比。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谁也不会希望通过减少动物园里的动物种类来减少犯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犯罪率同动物园里动物种类的关联是两者都同城市规模有关。

因为中产阶级概念被误认为可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可以带来人们向往的社会效应，所以，在引进中产阶级概念时，中国学者首先关注的不是中产阶级本身，而是与中产阶级相伴而生的社会现象。同样，在界定中国中产阶级时，更多地也是套用西方的定义，而不是直面中国中产阶级的现实特性。主要由于这两个原因，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难免出现众说纷纭的混乱状况。

比如，在关于中产阶级的经济标准上，到底是看一个人的名义收入，还是实际生活水平乃至生活质量?许多通过个人刻苦学习而得以“跳龙门”进入大城市的白领，常常需要为仍在乡村的家人提供定期的财政支持(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与出身都市的同事，虽然有同样的名义收入，但实际生活水平可能相差甚远。

又比如，中产阶级的标准不仅同个人收入，而且同普遍的社会保障有关，但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高医疗费用、高房价和低失业救济、低退休金并存的情况下，理论上，中国“中产阶级”应该具有的平和、稳定的心态，便难以维持。

再比如，由于实际生活水准和社会保障并没有达到理论水准，所以，有关中产阶级因为拥有体面的收入和同样体面的生活，所以具有保守性，从而有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说法，就失去了立论依据，由此得出的中国“中产阶级”应该具有较为温和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判断，也就可能成为臆想。

还比如，有关中产阶级在社会价值观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他们对社会性事务，特别是公益性事业的热心参与，也因为其总体生活条件不匹配，功利性驱动突出，而在中国“中产阶级”那里表现得不甚明显。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的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的增加，白领人数的不断增长，“中产阶级”的规模势将进一步膨胀。为了让“中产阶级”能够发挥在西方社会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建设性功能，我们不但需要继续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以造就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橄榄型”结构，而且要提高中产阶级的内在品质，通过改善其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促成其与既成体制的良性互动，特别要创造各种工作平台，吸纳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到社会建设和管理中来。同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如果不称之为新的阶级的话，“中产阶级”还有一个如何处理同更高阶层和较低阶层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方面，他们不但需要引导，更需要借助制度性框架和平台，在与其他阶层的多种形式的交往中，建立起成熟稳定的关系。形成中的中国“中产阶级”与整体社会的建设性关系，不是“中产”所固有的，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建立和持续经营的。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