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研究中心胡中生老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人口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徽州社会变迁》（项目批准号为06CZS008）；最终成果名称：《扩张、分流与内卷：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陈瑞、王裕明。结项时间：2012年12月，结项等级：良好。

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很多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口问题所衍生的，人口研究始终渗透着强烈的生存意识和问题意识。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深入探讨徽州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本项目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提供一个在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框架下的宗族人口的分流模式。这方面的探讨能深化徽学研究和人口社会史研究。

其次，以徽州为个案，探讨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国外学者在此问题上出现了内卷论和发展论两种观点的分歧，本课题通过徽州人口社会史的个案研究，提供更为本土化的解答。宗族与礼教的扩张透视出徽州社会内卷化的典型特征。

最后，对中国当代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解决也有借鉴作用。徽州通过多种方法走出人口与生存压力的困境说明了在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有自己的调节人口与资源危机的机制。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扩张：人口和生态环境的紧张。自宋以来，徽州人口尤其是宗族内部的人口在大量增加。同时，赋役的加重、人文的繁盛以及宗族和礼教不断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使山多地少的徽州面临着不断扩张的生态环境。徽州的宗族扩张从唐宋以来就一直在持续着，徽州以名族为主体的宗族和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礼教在宋明时期经历了快速发展。他们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资源，极力扩张自己的地盘，人口不断地向周围扩散，建立起自己在地方上的声望。同时极力宣扬理学和礼教，在家庭和宗族之内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规范礼仪，并以族田等物质基础作为后盾，用种种繁文缛节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这种宗族和人文礼教的扩张同样也给族人带来了贫困的威胁。土地在向宗族集中的同时，也通过诸子均分继承制度不断地分散，小家庭由于土地的丧失，贫困化也在所难免。随着宗族和人文礼教的扩张，宗族人口出现了礼教体制内的贫困。

第二，分流：生存伦理下的人口与经济互动。在贫困化的压力下，徽州各个阶层的人口寻找自己的生存资源。为了维持生计，一部分儒士和农民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观，从事商业。徽州的商人和儒士都对儒、贾、农等传统的职业观进行了理论高度上的重新诠释，崇儒轻商、重农抑商的观念受到质疑并进行了重新诠释，提出了良贾不负闳儒、农贾交相重等等新的职业关系；并用儒行重新塑造了商业伦理，士、商的职业差别趋于淡化，人生目的趋于同一。商人在徽州所具有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商人的地位有了巨大的提升。徽州个人和家族通过儒业和贾业的循环和更替，以及对儒行的实践，表现出了儒贾并重的生命历程。

为了获得生存的保障，一部分贫困无靠的人口，改变了身份，丧失了自主性，成为依附缙绅、商人和宗族的仆人。徽州能形成并保持着大规模的贱民和半贱民群体，与徽州社会的生存伦理是分不开的。贫穷的人口丧失土地，失去了生存能力。而集中了大量土地和女性人口的宗族和地主有为他们提供生活资源的道义上的义务；而那些贫穷的人丧失的是身份和自主性。在这种人身交易以及服役和豢养的相互关系中，生存伦理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方面，传宗接代的儒家伦理还要求给予婚配的人道，这是以放弃后代的自主性为代价的。由此形成了累世相承并聚居的世仆群体。并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了主族和仆族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冲突的新型的主仆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着生存伦理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数量如此庞大的下层民众可能带来的高度的社会紧张。徽州人口向下层的分流既是性别失衡下协调婚姻的机制，也是生存困境下维持稳定和整合社会的机制。

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家庭进行了普遍的分家，也进行着迁徙、入赘、出继等血缘和地缘上的流动。徽州的家庭所面临的赋役、人口和经济压力以及家庭矛盾，使得分家成为必然。分家就是对家庭人口压力的分流。家庭人口的不断分流，家庭与宗族结构更趋稳固。但聚居的小家和大族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存资源的紧张。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房屋，因此向聚居地以外地方的扩张就象徽州的分家一样成为一种很自然的进程。这样的扩张可能主要是由手中握有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儒宦家庭所推动，这也是宗族早期迁徙的一种形式。迁徙者建立了众多的支派，形成了分支与本支的地缘网络结构。而后期向徽州以外地区的迁徙，规模更大，出现了多次多人“俱迁”一地的迁徙现象，更体现出商业因素的影响，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了小徽州与大徽州的格局。血缘与地缘进一步结合。

总之，通过种种分流，徽州形成了士——商、主——仆、小家庭——支派——大宗族、分支——本支以及小徽州——大徽州的多层次的人口结构。

第三，内卷：徽州的生存伦理与宗族社会。脆弱的生态环境呼唤生存伦理，而扩张的人文礼教环境则强化了宗族社会。徽州的生存伦理和宗族社会为分流的人口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生存保障。徽州的生存伦理具有生存保障和多元文化的内涵。生存伦理主导下的人口分流对徽州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有效地抑制了徽州本土的人口规模，减缓了徽州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极大地缓解了徽州社会内部的生存压力。年轻的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他们在外彰显出各式各样的才能，书写着浓墨重彩的人生。一部分成功的商人和儒宦迁居于外地，使徽州的优秀人才严重外流。年老归养的商人和儒宦，则积极投身于宗族建设，巩固着徽商的大后方和徽州人的精神家园。

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作为核心原则，以《家礼》作为宪章的宗族组织，在徽州大行其道，商人以商业利润为宗族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地方儒家精英和宗族老人则为宗族建设设计和勾画出种种方案，并致力推行。宗族发展出一套融合了道德、礼仪、保障和法律等方面的教化体系，承担了徽州社会的精细化管理和民生保障，女性成为主要的被管理和被救助的对象。宗族乡约化加强了与官府之间的互动。宗族的控制力几乎覆盖了徽州社会的全部层面。生存伦理与宗族组织作为一道防火墙在徽州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保守的地方精英和宗族老人的带领下，宗族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形态，徽州社会的发展路径受到了高度的限制，精细化管理导致了徽州社会的内向性发展。生存伦理与宗族社会构成了徽州最为重要的特征，它们共同维护了徽州社会的稳定。

研究成果的重要观点如下：

第一，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存在着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扩张的人文礼教环境，在人口的持续增长下，徽州的生存压力在加剧，社会矛盾在积累。

第二，为了生存和发展，徽州人口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流，形成了士——商、主——仆、小家庭——支派——大宗族、分支——本支以及小徽州——大徽州的多层次的人口结构。徽州人口分流模式缓解了资源的紧张，同时也完善了生存保障。

第三，人口分流强化了徽州社会的宗族建设和生存伦理，影响了徽州社会发展方向。保守的地方精英和宗族老人借助徽商的财力，将徽州的宗族形态发展到极致，宗族的控制力覆盖了整个徽州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宗族完善了徽州的社会管理。由于资源和人口的紧张，生存伦理成为徽州重要的意识形态。生存伦理主导下的徽州宗族与社会出现了内卷化的发展，缺乏发展和突破的动力，无法实现自我革新，最终使徽州社会难以有质的改变，并日趋没落。

三、成果的价值与社会影响

研究成果既深化了徽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明清徽州区域社会的认识；同时，研究成果也深化了中国的人口史研究，将人口放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并以人口流动作为切入点，观察整个徽州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是本研究在学术上的价值。

徽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标本，徽学研究自然也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目前国家将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本研究虽然以人口问题为切入点，但文化正是古老徽州遗留下来的最为突出的亮点，徽文化的影响至今仍在，也必然将成为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古徽州是传统中国的缩影，徽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被徽州的地方精英贯彻到以収族为目的的宗族建设中。应该说，徽州宗族既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成果无疑是传统中国和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通过徽州这个个案，可以重新诠释传统文化在中国不同地域的传播、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过程。因此，本成果必然成为徽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深化了传统中国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安徽省已经制定了文化强省战略，黄山市也制定了文化大市规划，本成果将在宣传徽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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