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被称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个德国人之一，是英语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韦伯是个跨界大牛，他的研究范围极广，除了社会学以外，他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独特的贡献。本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可以和《资本论》相媲美。它还曾被100位哈佛大学教授联名推荐过，多次入选世界名校的各类必读书目。

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以挣钱为荣、以花钱为耻的态度。它与新教伦理是高度伴随的关系。高度伴随指的是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是经常出现在一块的，但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最后，作者详细分析了这种联系之下新教徒的工作观与财富观。

思考与分析：全书挖掘了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的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底色是什么。那么现代中国的有特色的商业精神的底色是什么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亦或是“穷则思变”。黄亚生先生的观点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改革政策在两种经济模式，市场主导乡村中国和国家主导的城市中国，之间摇摆的过程。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备企业家精神和政治独立性，拥有活力和竞争力，并且带来良好的社会绩效。不过他是看衰中国经济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久。主要论点就是中国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因而不能持久。然而这不能很好解释和推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实质的研究。（ 而且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不存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一说法。我们努力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他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影响。他一直看衰中国，并以此为乐。）或者中国特色的商业精神的底色是儒家文化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次序，大多数人开展商业行为的动因依旧是为了齐家，为了家庭，而谋生。或者说现代中国的有特色的商业精神的底色是在共产党的经济建设的指导下，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进行了商业实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许是伪命题，因为中国人通过“可以先富带后富“，解决了追求利益合法的问题，但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人没有解决传统观念上“为富不仁”，“资本家罪恶”的问题；中国人并没有解决消费欲望不受限制甚至丧失自我的问题；中国人没有解决商业道德的问题（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全书关键三个内容：

第一，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什么？

概括：挣钱光荣，花钱可耻。这是一种以挣钱为荣，以花钱为耻的态度。它否定了以往把追求财富当成耻辱的保守观点，提倡把挣钱当成责任。当同时，在挣钱的过程中要讲伦理道德，手段要合法。然后还要克制消费欲望，要把钱存起来，让钱生钱。这种态度大大有利于资本的早期积累。

阐述：《资本论》的作者卡尔·马克思。他说“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他眼中，资本主义代表着贪婪、压榨，而且也因此终将灭亡。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的表现，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所在。韦伯认为如果西方文明会没落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消失了，他将这种精神看成西方文明的支柱。

首先资本主义精神以挣钱为荣，把挣钱当成一种义务，为了挣钱而挣钱。在西方，甚至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挣钱是贪婪的表现，肮脏，没有尊严，对商人充满鄙视。韦伯也在书中列举了一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在17世纪时，还有很多人对挣钱并不怎么感冒。说在一个农场，工人一天割一亩地的麦子能获得100块钱。农场主想，我如果把价钱提高，割一亩地给200块钱，工人的积极性就会提高，说不定一天能割两亩地。但结果如何呢？大大出乎意料，工人们割了半亩就下班了，因为现在割半亩也能挣到100块钱。

韦伯认为，人们并非天生就希望多挣钱。要在“挣得多”和“干得少”之间做选择的话，人们更倾向于“干得少”。对于他们来说，挣钱只要满足自己的生活就够了，多挣那么多钱干嘛，怪累的。可是韦伯发现，工厂老板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也更喜欢“干得少”，而且把挣来的钱都用来挥霍浪费，并不像今天大多数企业家会用来投资，他们也不追求挣更多的钱。那时对多数人来说，挣钱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挣来的钱是用来消费，没人想到用来投资，用来钱生钱，就像巴菲特说的“滚雪球”，当时没人这么想。

韦伯说，这些可不符合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是以前传统的、保守的观点。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应当把挣钱看作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挣钱本身就是目的。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韦伯列举了富兰克林的例子。富兰克林是18世纪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发明家，也是成功的商人，做过印刷、出版。韦伯认为他真正把挣钱当成了责任和目的。证据就是富兰克林不仅从商，而且还写有大量劝解人们努力挣钱的文章。比如富兰克林这样说过：“切记啊，金钱可以再生钱，如此生生不已。如果说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掉了他原本可以生出的金钱，甚至是许多英镑。”他还说“钱袋空空，烦恼多多。”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不惜一切地赚钱，甚至不顾伦理道德。恰恰相反，韦伯尤其强调了挣钱的手段要合法、合理。 其次，资本主义精神不鼓励花钱。意思是要克制花钱的欲望，应该把钱存起来，进行投资。

第二，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有什么关系？

概括：他们之间并非一种因果关系，而是高度伴随关系。所谓高度伴随，就是两者出现在一块，但并不一定是谁影响谁的关系。韦伯的这种表达是出于一种学术上的谨慎。就他的观察，他只能说新教徒身上确实体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但并不能因此就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可靠的因果关系。

阐述：作者韦伯从来没有在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他用“高度伴随性”这个词替代了因果关系。所谓高度伴随性，就是这两个东西始终出现在一块，但并不一定是谁影响了谁。新教主要指的是16世纪宗教改革后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各个基督教派。他们与天主教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新教认可俗世劳动的意义，鼓励信徒从事经济活动。因此新教徒一般也比天主教徒更加有钱，更愿意从事商业活动，比如以技术工人、资本家、其他工商行业为职业。而天主教徒宁愿收入微薄也不愿意从事商业，他们宁愿选择一种更安逸、宁静的生活方式，比如历史学、语言学等。韦伯发现，自16世纪起，新教徒聚集的地区与资本主义发展明显的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第三，新教徒的工作观和财富观如何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

概括：在韦伯看来，新教徒的这两种观点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工作观上，以往大家都认为劳动肮脏下贱，但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徒认识到劳动是服务上帝，甚至是证明自己被上帝选中的手段。工作因此变得神圣和有意义，这种观点鼓励他们去努力工作。在财富观上。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徒认识到财富是上帝私有的，创造财富是在帮上帝管理财产，人承担了管家或者说基金经理的角色。挣钱这件事自此洗掉了道德上的污点，新教徒们放开手脚，大胆创造财富。 同时，与此同时，既然钱是上帝的，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拿来享受，创造的财富应该积累下来，用来继续创造财富，要为上帝的财富增值，并且为公众服务，奉献社会，以此荣耀上帝。而且追求财富的手段要合理，要不断谴责欺诈和贪婪，提倡诚实、守信。如果你在追求财富的时候使用了卑鄙的、不合法的手段，那不仅是对你自己的侮辱，更是对上帝的侮辱。

阐述：新教徒的工作观来自于一种叫做“天职”的教义。就是说人履行在现世中的职责是上帝安排的。这里的现世职责就是劳动，或者理解成我们所说的工作。按照这种“天职”教义，人应该努力工作。这种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第一次让劳动变得有意义起来。证明了劳动是上帝的要求。

在此之前，劳动是被认为没有意义的，大家都鄙视劳动。比如古希腊人是鄙视劳动的，社会里的机械劳动都是由奴隶完成的。同时期的希伯来人也痛恨工作，根据圣经记载，人是有罪才被罚做工的。但是这种观点在宗教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教改革发生在16世纪，新教站起来反对天主教对于宗教信仰的控制。天主教自诩为上帝的经纪人，认为信徒需要通过他们的中介才能与上帝沟通，而新教认为这种中介完全是多余的，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你不用去参加天主教各种繁琐的仪式，你履行好上帝交给你的世俗义务就能得救，这种义务主要就是劳动。

宗教改革的主要发起人马丁·路德甚至认为，劳动是唯一能够取悦上帝的方式，他严厉批判了天主教瞧不起劳动的观点。因此，到了这里，劳动就开始变得有意义，它是在服务上帝，是道德的、光荣的。但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作者看来，路德对于劳动的观点还是相对保守的。比如路德主张每个人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不提倡多干或者跨行。这个时候，宗教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加尔文出现了，他的“预定论”才真正让劳动变得更加意义非凡。预定论的具体含义，简单来说，就是你是否能被得救，已经被上帝提前安排好了。预定论说，你是否被得救，跟你生前的行为没关系，是你出生前已经被上帝决定了的，但是证明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的方法就是世俗成就。因为世俗成就像是上帝的恩赐，如果世俗成就越高，说明上帝给你的赏赐越多，也就说明他越喜欢你啊。既然他这么喜欢你的话，肯定早把你的名字写上白名单了。那么，如何获得世俗成就呢？自然是通过努力工作。越努力，成就越高，越说明上帝已经选中你了。自此，工作就变成了一种证明自己被上帝选中的手段。所以，到了加尔文这里，工作不再只是服务上帝这么简单了，它是证明上帝恩宠的手段。这比路德的观点激进了许多。简直就像给新教徒们安装了一台发动机，让他们竭尽所能地去努力工作，工作自此变得意义非凡。以上就是加尔文关于工作的观点。

如今新教徒证明了工作的意义，但立马又出现了新问题：勤劳工作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该如何花这些钱？如何对待这些财富？这就涉及到新教徒的财富观了。在宗教改革后，“预定论”证明了创造财富的正当性，加尔文继续证明了创造财富的正当性。他引入了一个新的观点：财富是上帝的，我们创造财富不过是在帮上帝打理财产。就是说，财富实际上是上帝所有，人不过是上帝财富的一个托管者，我们人是上帝的管家。这个观点直接证明了追求财富的合法性，而且还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感。

与此同时，既然钱是上帝的，在具体花这个钱的时候就要有所注意，你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拿来享受，创造的财富应该积累下来，用来继续创造财富，要为上帝的财富增值。这点直接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同时，追求财富的手段要合理，要不断谴责欺诈和贪婪，提倡诚实、守信。如果你在追求财富的时候使用了卑鄙的、不合法的手段，那不仅是对你自己的侮辱，更是对上帝的侮辱。最后，要像慈善家一样，把上帝的钱用于为公众服务，奉献社会，以此荣耀上帝。理解了这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很多西方的企业家热衷于慈善事业，比如比尔·盖茨。

其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