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从概念上理解不清楚。

从实际问题出发，可能会想得更清楚。

比如孙宇晨这个人，他的生态位其实是很低的，这就因为他选择了那种富裕的方法，通过不断收割完成原始积累，然后居然继续收割。

社会上会用“反正人家赚到钱”来评价他的，基本都是很低的生态位。

他的这种做法和赞成他做法，最后获得“富裕”这个目的的，都是一类人。这类人形成的认识族群，实际上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可以试想一下，他如此无下限的操作，他周围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怕他在发达国家，能够吸引的也都是非常低非常低生态位的人，最后他选择去了特别小的国家，这就是他生态位的选择。

这就是理解生态位的关键：不是以你的财富来定义你的生态位，而是以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生态位。如果你行为本身缺少德行，基本上证明你在社会的生态位是很低的。哪怕你腰缠万贯，甚至于可以对高生态位得人颐指气使。

但是社会的演化过程会告诉你，这个很残酷但是很现实：你的低生态位行为，缺少德行的行为，会让你最后还是归于地生态位的地位和结果。

看起来有点出身论，其实并非如此。

有些人出身在高生态位的家庭或者是他们的后裔，但是由于选择地生态位的行为，一样也解决惨烈。不论是现在所谓富二代沿街飙车这些很low的行为，还是那些皇室后裔去做一些很low的事情，一样会归于地生态位。

中国历史并不乏鲜见这种情况，但是文化的本能崇拜，让这些人的事迹并非像其他涉及桃色，涉及文攻武略传得广，但是它在历史的重复程度，反而远远大于我们能看到耳熟能详的名字。

比如北宋和南宋后期的皇帝，基本就是处在地生态位上，而明朝更是如此。他们的做法看起来充满尔虞我诈和恣意妄为，实际上他们在挥霍自己本来处在那个阶段家族的德行。

往上延伸，如果真有所谓中华文明的话（这个词是梁启超的发明，实际上他发明这个词的时候，已经证明了这个文明的低生态位），自从秦制以后就是低生态位的，而刘邦的汉不是抬高了这种生态，反而是因为一些大一统手段而降低了这种生态位，让这种朝代文化更迭成为常态。他和他的后代皇帝们可能并不明白，秦制不可行，汉制同样也不可信，因为二者的本质上相同的：汲取全社会资源，供养一姓家族。而这种汲取的手段，并非来自于各自权责利的一致性，而是来自于简单的暴政。

儒学的出现，就是为了缓解暴政对人精神的摧残，但是它最终必然会跟暴政主体同流合污，所以实际上儒学在学问产生的那一刻，注定了它的劣质。任何一种学问，如果跟一种低生态位的统治结合，本身就会很劣质。

这种劣质的残害，就是两千年不断循环往复的朝代更替和处在其治下的百姓的降虏特征。

降虏俘民的最重要特点，就是没有什么人身个体权利可言，活着是唯一要义。

以活着为要义的社会，本质上肯定就是低生态位的人，这种低的生态位，要远远低于开化之前的人类以氏族部落。

但是当近代学者，为了重塑个人民族意识，而发明这种“中华文化”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更拉低了这种生态位。这个可以理解为，本来很垃圾的东西，被当做瑰宝供奉，可见自己的位置。

所以，中华文化形成之时，就是低位文明向更低的发展之时。可惜，基于近代的所谓五四一代的开明人士，由于淳朴的感情原因，在这方面并没有很多的反思，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局限。

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大-y-统情况下，人类所能处在降虏俘民情况下的境遇。

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历史随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甚至于预测此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会非常清晰。